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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絲說認為人性的善惡并不是先天形成的，而是后天的環境與教育所造就成的，就好像素絲下什么色的染缸，就成什么樣顏色的絲。

開篇，兩個人先說了自己對人性的看法，這基調。

陸鵬程說，“孟子說人皆有不忍人之心，正是這樣善的本性去支配人的行為，才讓百姓的生活得以更好。”

什么不忍人之心，這出自《孟子》的“四善”（也叫四心），即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辭讓之心和是非之心。

就比如，人會對路邊的無父無母的乞兒產生同情心，于是去施舍于他；人會羞恥于自己為盜的行為，同時也憎惡他人為盜的行為；人天生就會否定了自身的優先權，就如同年幼的孔融會將大梨辭讓給兄長；人在面臨選擇的時候，會明辨是非對錯，從而做出選擇。

正是基于這四心，社會才會和諧，父慈子孝、鄰里友愛不外乎如此。

陸鵬程是把孟子給讀透了，不僅讀了孟子，更讀了孟子相關的諸多詮釋著作。他這一番論述，在場學子無不認可。

輪到徐京墨了，他要怎么來論述呢？看著年級最小的他，有些人是期待，有些人則是不懷好意。

“四心之論，論仁者仁心，然仁、義、禮、智并非與生俱來。孟子亦云，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徐京墨選擇用孟子之言反駁陸鵬城，這個典故出自《滕文公章句下》，是說接近好人可以讓人變好，接近壞人可以讓人變壞。

“故嬰孩生來，初入天地間，未曾靠近赤與墨，又何來善惡之分？”

這一反駁極妙，臺下學子幾乎要拍掌叫好。

只見陸鵬程緩緩站起，開口道“北地之水進入寒冬，會結冰；然南地之水則不會。無論水是何流向，這結冰否只是因為水所處的環境變化了。”

人性本善，但是將嬰兒放到窮兇極惡之地養大，那么他就會因為生長的環境，沾染上不好的習慣，也就是遇墨者黑。不能因為客觀環境對人的影響，就去否定人性本善。

這個辯駁更換了時空的概念，把時間線從出生，拉長到了成長階段。徐京墨并不順著他的話來繼續，而是繼續論述原觀點，“素絲說有云，染不可不慎也。”

這更貼合后天環境對人性影響的說法，墨子的觀點是要重視教育，孩童如同一張白紙，以后你往上畫什么，它就有什么。教他向善，他就會長成個善良的人；教他向惡，他就會長成個品德敗壞的人。

其實論到此處，徐京墨是略站上風的。

陸鵬城覺得繼續延展人性并非上策，畢竟論人性不是目的。“人之異于禽獸者幾希，庶民去之，君子存之。吾等為人，而非禽獸，不就是因為我們有仁義之心嗎。”

性本善是說人固有心善、仁義，仁善是支配人的活動的第一要義，更是為政者的行仁政的根本動因。

百姓是仁善的，君主也是仁善的，所以君主要從仁心出發、行仁政。這一系列的觀點，到了最后，其實是要求為政者將道德自覺貫徹落實于“仁政”。

這其實有些許的理想化，因為人生來仁善，所以君主也是仁善的，仁善的君主自然應該推行仁政。在這樣的邏輯下，實行仁政的前提在于為政者的主觀意愿。

徐京墨反問道，“人若生而為善，緣何會有刑罰？文帝廢除刑罰，此為仁善之舉，有為何不得民心，甚至引起民變？”

“德治并非只有君主一人可行，孟子在《離婁上》中提到天子不仁，不保四海；諸侯不仁，不保社稷；卿大夫不仁，不保宗廟；士庶人不仁，不保四體。”

孟子強調的是在上位者還是在下位者，都必須遵循仁治，否則將會國家不保、性命不保。文帝之舉看似仁政，但并不是真正的仁政，因為他沒有“以德服人”。

陸鵬程的觀點就是，性本善、德治與仁政。

徐京墨并不認為德治是一個絕對有效的方法，因為德治對應的只能是性本善，但是性本善本身就是不存在的。“吾等可將仁善當做大米，人的本性就視之為長出大米的禾苗。禾苗可以長出大米，但是禾苗本身不是大米。”（董仲舒的觀點）

換而言之，人可以生出仁善之心，但是不是說人就是仁善的。

“正因為人出生時沒有善惡之分，所以要靠后天的教育去塑造他們的本性。墨子有云：有力者疾以助人，有財者勉以分人，有道者勸以教人。”

墨子的思想基礎是兼愛，但是這不是今日徐京墨要說的主題，他要說的是墨子的教育理念。去推行教育，教化于民，讓人知道善惡、是非、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