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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唐伯虎坎坷的一生來看，他并沒有叫做秋香的妻子，那么“唐伯虎點秋香”的故事是怎么回事呢？秋香又是何等人物？

在明代的筆記體小說中最早出現秋香的身影。明代小說家王同軌在他的《耳談》中敘述的另一個蘇州才子陳元超與唐伯虎點秋香一模一樣的故事：“元，少年倜儻不羈，嘗與客登虎丘，見官家從婢姣好姿媚，笑而顧己，悅之。令人跡至其家，微服作落魄，求傭書焉，留侍二子。自是二子文日奇，父師大驚，不知出元也。已而以娶求歸，二子不從，曰：‘室中惟汝所擇。’曰：‘必不得已，秋香可。’即前遇婢也。二子白父母，嫁之。元既娶，婢曰：‘君非虎丘遇者乎？’曰：‘然！’曰：‘君既貴公子，何自賤若此？’曰：‘汝昔笑顧我，不能忘情耳！’”這個故事到了明末馮夢龍手上，就變成了《警世通言》中《唐解元一笑姻緣》。而在戲曲中出現唐伯虎的故事的，最早有明末孟稱舜的雜劇《花前一笑》，后來人們覺得“一笑”太不過癮，又從“一笑”發展到“三笑”，出現了王百谷的《三笑緣》彈詞、卓人月的《唐伯虎千金花舫緣》雜劇。乾隆、嘉慶以后，蘇州評彈藝人口中常唱的彈詞有《三笑姻緣》、《三笑新編》、《三笑八美圖》、《笑中緣》，等等。到了清朝末年，民間開始流傳彈詞唱本《九美圖》，開始有了唐伯虎娶九個貌美如花的老婆的說法。

唐伯虎雖然并未娶秋香為妻，但與其同時代，的確有一個叫秋香的女子，不過這個秋香并非是大戶人家的婢女，而是當時南都金陵風月場中的名妓。據記載，這個秋香本名林奴兒，字金蘭，號秋香，她琴、棋、詩、畫樣樣精通，當時被譽為“吳中女才子”，秋香早年被迫墮入青樓，從良嫁人后還有些老主顧來找她。她不僅拒絕了，而且還在扇子上畫了一幅畫叫《新柳圖》，題詩曰：“昔日章臺舞細腰，任君攀折嫩枝條。如今寫入丹青里，不許東風再動搖。”據明代《畫史》中記載：“秋香學畫于史廷直、王元父二人，筆最清潤。”在《金陵瑣事》中，還記載了秋香曾經向唐伯虎的繪畫老師沈周學過畫畫。沈周是明代相當著名的大畫家，曾為秋香畫過一幅丹青畫，寫過一首詞。秋香與唐伯虎雖然生活在同一個時代，但據考證，秋香是生于明景泰元年（1450年），比唐伯虎足足大20歲，唐伯虎16歲出道時，很難與金陵秦淮河畔的秋香產生感情。唐伯虎點秋香的故事看來很可能是后人的附會了。

秋香確有其人，華太師也在歷史上出現過，不過據《明史》記載，華太師其實比唐伯虎小27歲。他原名華察，字子潛，號鴻山，明嘉靖五年（1526年）中進士，當時才30歲。華鴻山后任兵部郎中，入為翰林院修撰，曾奉命出使朝鮮，賜一品服。和《三笑》中描述的情況恰恰相反，華鴻山平時的生活很儉樸，飲食非常簡單，家中也沒有侍婢，他年老歸隱時，“家本素豐，林園甲江表，而食不三豆，室內無侍媵，文詞清削”。而且華鴻山的兩個兒子也不是弱智，據《西神客話》載，其子“少有雋才，甫冠即登科第”。

由此可以看出，“唐伯虎點秋香”原本是“陳公子點秋香”，由于“陳公子點秋香”的原型陳元超，也是明代蘇州人，與唐伯虎同為才子，明末的馮夢龍把兩人的身份搞錯了。

《水滸傳》的作者究竟是誰？

《水滸傳》的作者究竟是誰？

《水滸傳》又名《忠義水滸傳》，是元末明初的文學家根據歷史材料和民間流傳的故事創作的。它描寫了北宋末年以宋江為首的農民起義，塑造了李逵、武松、林沖、魯智深等眾多在梁山泊聚義的英雄人物，暴露了封建統治階級的殘暴和腐朽，揭露了當時的社會矛盾。故事情節引人入勝，語言豐富生動。但是這樣一部傳世奇書，卻給后人留下了諸多難解之謎。《水滸傳》的作者究竟是誰？

第一種說法，認為《水滸傳》的作者是羅貫中。這種說法最早出現于明朝嘉靖年間的一些文人筆記。例如田汝成《西湖游覽志余》、王圻《續文獻通考》、《稗史匯編》、許自昌《樗齋漫錄》、阮葵生《茶余客話》、錢曾《也是國書目》的著錄等等都有這樣的記載。

第二種說法，認為《水滸傳》是施耐庵和羅貫中兩人合作的。例如郎瑛在《七修類稿》中說：“《三國》、《宋江》二書，乃杭人羅貫中所編。予意舊必有本，故曰編。《宋江》又曰錢塘施耐庵的本。”高儒《百川書志》中說：“《忠義水滸傳》一百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李贄《忠義水滸傳》中提到作者，說是“施羅二公”。所謂的“本”，是宋、元、明時代的常用語。即“真本”。“集撰”含有“撰寫”之意。這表明，施耐庵是作者，是執筆人。所謂“編次”，可解釋為“編輯”。這等于說，羅貫中是編者，或整理者、加工者。

第三種說法，認為是施耐庵一個人所撰。這主要見于《水滸傳》雄飛館刊本、貫華堂刊本為題號，以及胡應麟《少室山房筆叢》、徐復祚《三家村老委談》、徐樹丕《識小錄》、周暉《金陵瑣事》、錢希言《戲瑕》、劉仕義《玩易軒新知錄》、曹玉珂《過梁山記》、王士禎《居易錄》、金埴《巾箱說》、梁玉繩《瞥記》、焦循《劇說》、李超瓊《柜軒筆記》等書的記載。現在這一說法占主流地位。

第四種說法認為《水滸傳》的作者已不可考，施耐庵和羅貫中都是假托的人名。如中國近代的文斗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中就說：“疑施為演為繁本者之托名。”他的根據，是最早出版的《水滸傳》簡本書上并沒有編著者署名，過了幾十年，出來繁本，不但內容有所增加，作者也署名了。

持這種觀點的人還認為當時在讀書人的眼光中，寫詩詞歌賦的是“文人雅士”，寫小說的就是“無聊文人”。這樣的社會風氣下，中國古代的小說家，大都不署名或用別號署名。例如漱六山房、花也憐儂、蘭陵笑笑生等。《水滸傳》是中國最早期的白話小說，寫的人物又都是土匪強盜，作者不敢署名，而對于刊刻書籍的書商來說，作者的名氣對書的發行又是至關重要的。所以，有些書商就在刊印時署上某個名人的名字，或者說是某某名人“本”，某某名人編撰，而真正的作者或編撰卻被隱去了。

那么，在這四種說法中哪一種說法最可靠或比較可靠呢？

我們先來看施耐庵和羅貫中的生平。關于施耐庵，有些人認為并無其人，是別人托名；有人認為是杭州人施惠；有人認為是興化人施彥端。各有各的理由，但又不能令人信服。不過有一點，就是在《靖康稗史》一書上署名編著和作序者的是耐庵。學術界認為，這個耐庵就是施耐庵。也就是說，施耐庵編寫了一部《靖康稗史》，而且這一部書在當時很有名氣，很受歡迎，施耐庵也就成了很有名氣的稗史即小說作家。

關于羅貫中，《水滸傳》最早本子署名為“東原羅貫中編輯”。羅貫中的生平事跡雖不十分清楚，但有幾部作品卻已被學術界認可是他編寫的，如《三國志通俗演義》、《三遂平妖傳》、《隋唐志傳》、《殘唐五代史演義》和雜劇劇本《風云會》。由此可以看出，羅貫中也是一個很有名氣的小說家。

既然施耐庵和羅貫中都是有名的小說家，這也為他們合作編寫，或者是獨立寫作《水滸傳》這樣一部名著提供了可能。

第一種說法和第二種說法最早見于明朝嘉靖年間，第三種說法，首見于萬歷時人胡應麟的《少室山房筆叢》。從它們分別出現的時間上比較而言，第一種說法和第二種說法無疑要早于第三種說法。但這并不意味著第一種說法和第二種說法比第三種說法可靠。我們知道，羅貫中是《三國演義》的作者。在這一點上，并不存在爭議。而《三國演義》和《水滸傳》兩部小說，在語言形式上完全不同。前者用的是淺近的文言，后者卻出之以通俗的白話。說它們出于同一作者的筆下，實在很難獲得人們的首肯。因此，以第一種說法而論，它恐怕是最不可靠的。

第二種說法和第三種說法雖然有出現早和出現晚的差別，但它們卻有著共同點：以施耐庵為作者或作者之一，第二種說法，以施耐庵、羅貫中為共同的作者，有一定的道理。但缺憾在于，它沒有交代清楚他們是什么樣的合作關系。在清代，也有人認為施耐庵寫了前七十回，羅貫中寫了后五十回。但這僅僅是一種憑空的猜測，而且出現的時間太晚：只有在《水滸傳》一百二十回本、七十一回本流行之后，才有這種說法，因此不足信。

至于第四種說法，只是說《水滸傳》可能不是羅貫中或施耐庵中的一個人或他們合作寫作的。并不能否定他們寫作的可能性。其實，水滸故事，早有流傳，元雜劇里便有《梁山泊李逵負荊》的本子，人物刻畫已經很生動。大約羅貫中也曾著過《水滸傳》，而施耐庵是《水滸傳》這一書目的集大成者吧。

歷史上的潘金蓮是水性楊花嗎？

歷史上的潘金蓮是水性楊花嗎？

潘金蓮在中國可以說是一個家喻戶曉的人物，潘金蓮的成名緣于《水滸傳》和《金瓶梅》的描寫。幾百年來，她一直被釘在歷史恥辱柱上，成為妖冶、淫蕩、狠毒的典型！我們不禁要問歷史上真有潘金蓮這個人嗎?

要探究這個問題，首先應從她第一次出場的地方—《水滸傳》開始查起。《水滸傳》是作者在基于怎樣的事實基礎上創作出來的呢？《水滸傳》中國明代長篇小說。又題為《忠義水滸傳》，通行本簡稱《水滸》。《水滸傳》是民間無名作者同文人作家集體創作的成果，其成書經歷了一個漫長的流傳演變過程。《水滸傳》描寫的以宋江為首的農民起義發生在宋徽宗宣和年間(1119～1126年)，因聲勢極盛，便在民間產生許多奇聞異說，流傳中不斷得到無名作者的加工增飾。施耐庵就是在長期民間傳說、民間說話藝術和元雜劇水滸戲的基礎上加工寫定成書的。明嘉靖十九年（1540年），高儒《百川書志》載：“《忠義水滸傳》100卷。錢塘施耐庵的本，羅貫中編次。”嘉靖四十五年郎瑛在《七修類稿》中說：此書為“錢塘施耐庵的本”。由此可見此書的創作是根據史實的不斷加工演變，而且摻雜了大量的民間傳說。因此可以肯定的是書中有大量的情節是作者的想象創作，除了全書的基本故事梗概是依據史實，其余單個人物的經歷，基本上是作者根據生活經驗和想象對人物形象豐滿化的加工。所以，對于潘金蓮這個配角，作者完全可以為了突出武松這個重要人物，而憑空創作出來。

從作者這一方面說完后，那再看看作品本身。潘金蓮與武松這個主要人物有關系，那武松存在嗎？《臨安縣志》《西湖大觀》《杭州府志》《浙江通志》等史籍都記載了北宋時杭州府中的提轄武松勇于為民除惡的俠義壯舉。上述史籍中，武松原系浪跡江湖的賣藝人，“貌奇偉，嘗使技于涌金門外”，“非盜也”。杭州知府高權見武松武藝高強，人才出眾，遂邀請入府，讓他充當都頭。不久，因功被提升為提轄，成為知府高權的心腹。后來高權因得罪權貴，被奸人誣陷而罷官。武松也因此受到牽連，被趕出衙門。繼任的新知府是太師蔡京的兒子蔡，是個大奸臣。他倚仗其父的權勢，在杭州任上虐政殃民，百姓怨聲載道，人稱蔡為“蔡虎”。武松對這個奸臣恨之入骨，決心拼上性命也要為民除害。一日，他身藏利刃，隱匿在蔡府廳前，候蔡前呼后擁而來之際，箭一般沖上前去，向蔡猛刺數刀，當即結果了他的性命。官兵蜂擁前來圍攻武松，武松終因寡不敵眾被官兵捕獲。后慘遭重刑死于獄中。當地“百姓深感其德，葬于杭州西泠橋畔”，后人立碑，題曰“宋義士武松之墓”。由此可見，歷史上的武松與《水滸傳》中描寫的武松可謂大相徑庭。歷史上武松的俠義切合了作者創作人物的主旨，但是他的事跡并不符合作者創作的背景，所以作者對武松進行了脫胎換骨的改造，從景陽岡打虎到殺死潘金蓮和西門慶，都是創作出來的而非歷史的真實呈現，那么烘托武松這個人物的潘金蓮也是作者加上去的。

上文提到了在《水滸傳》中作者運用了大量的民間傳說，其實民間傳說也是來源于生活的，只不過是加上了后人的想象和再創作，所以是有源可尋的。《水滸傳》中的潘金蓮自幼為奴，后被“賞”或“賣”給矮小丑陋的武大郎為妻。這個婚姻根本沒有絲毫感情可言。而在封建道德體系的束縛下，潘金蓮別無選擇，只好忍受。那已經是一個不幸。如果她終生沒有遇見第二個男人，守在武大郎的炊屋里，枯萎凋零而終，全如中國世世代代無數平凡女性那樣，那仍然是壓抑人性的一個巨大悲劇。如果因此中國人民就送給潘金蓮一頂道德桂冠，裝飾得再美麗，也掩飾不住其下面毀滅青春扼殺人性的罪惡。可是生活終于沒有讓潘金蓮沿著這個悲劇走下去，卻轉向了另一個悲劇。潘金蓮畢竟是個活生生的人，畢竟年輕美貌，無論怎樣壓抑，她畢竟需要感情生活，需要性的慰藉。這一切，武大郎都不能給予她。這種情況下，與武二郎的相見，便使潘金蓮感情生活的意識覺醒了，而且如久枯干柴遇火，一發而不可收。但是在封建道德體系的羅網里，離婚不可能，要被視為大逆不道。她只好走許多不幸婚姻迫害下的婦女走過的道路：偷情。可是武二郎偏偏不好女色，不理解潘金蓮，不愿與之偷情。于是潘金蓮便面臨了極大的挑戰。于是有權有勢又有錢的西門大官人來撿便宜了，以買賣感情和肉體為業的王婆得以入手了。潘金蓮為了掙脫與武大郎不幸婚姻的悲劇，墮入另一個更深重的悲劇，把被玩弄當作了愛情。于是潘金蓮就成了一個社會道德罪惡的犧牲品。從這一大段的描述中其實我們也可以有另一種解讀，潘金蓮是在向封建倫理道德挑戰，雖然她的挑戰是在她為了滿足自己需要的情形下發生的，但是這也是一種突破，其實這與作者作品的反封建思想在某種程度上達成了一致。另外，作者在創作潘金蓮這個人物的同時，也加進了自己的思考。

所以綜合上述各個原因，潘金蓮這個人物歷史上是不存在的，但是有原型可尋，她之所以形象那么鮮明，因為她是作者為了創作的需要，從許多生活原型中提煉糅合并且在符合作者作品要求的前提下創作出來的。

歷史上的三個張三豐之謎

歷史上的三個張三豐之謎

很多讀者通過金庸的作品了解到張三豐其人，對他出神入化的武當神功以及仙風道骨和高尚德行，欽佩不已。歷史上確實有張三豐這個人，而且可能有三個張三豐，宋朝的張三豐，元朝的張三豐，明朝的張三豐。

宋朝的張三豐，又名張三峰，大概生活在北宋末年。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和歷史學家黃宗羲在《王征南墓志銘》（王征南生平時間為1617～1669年）說，內家拳“蓋起于宋之張三峰。三峰為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得進，夜夢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余”。黃宗羲兒子黃百家，也是清代著名的歷史學家，跟王征南學過內家拳，在他寫的《王征南先生傳》中說：“蓋自外家至少林，其術精矣。張三峰既精于少林，復從而翻之，是名內家。得其一二者，已足勝少林。”王征南是黃宗羲的朋友，是黃百家的師父，黃氏父子作為嚴肅的歷史學家，關于宋朝張三豐的記載應該是有依據的而且相當認真的。雍正年間，寧波知府曹秉仁纂修的《寧波府志·張松溪傳》中說：“張松溪，鄞人，善搏……其法自言起于宋之張三峰。三峰為武當丹士。徽宗召之，道梗不前。夜夢玄帝授之拳法。厥明，以單丁殺賊百余；遂以絕技名于世。”這里張松溪自己說他的武功來源于宋朝的張三豐。清光緒六年，即1880年，武式太極拳創始人武禹襄的外甥李亦在《太極拳小序》開宗明義地說：“太極拳始自宋張三豐，其精微巧妙，王宗岳論詳且盡矣。后傳至河南陳家溝陳姓，神而明者，代不數人……”

元朝的張三豐，本名張陽，字三風，中岳武當山道士，中岳慈云寺佛徒，創張陽拳和二路通臂拳。然而元朝的張三豐似乎很難確定，《明史·方伎列傳》記載：“或言三豐金時人，元初與劉秉忠同師，后學道于鹿邑之太清宮，然皆不可考。天順三年，英宗賜誥，贈為通微顯化真人，終莫測其存亡也。”劉秉忠（1216～1274年）是元代前期著名政治家、文學家、建筑設計家。劉秉忠現存作品較多，但是沒有提到“張三豐”這個人。《名山藏》也說：張三豐曾與劉秉忠、冷謙同師元初著名的海云禪師。清人李西月編寫的《張三豐全集·蘆汀夜話》里，張三豐自稱生于蒙古定宗三年（1248年），曾任中山博陵縣令，后棄官出家，做全真道士，在終南山遇到火龍真人，得到真訣。最后在武當山修煉多年。

那么明朝的張三豐是一個怎樣的人呢？

明朝的張三豐是一名被神化的人物，據說有時候三五天吃一頓飯，有時候兩三個月才吃一次飯。精神好的時候穿山走石，累了的時候鋪云臥雪。有時一日走千里，“人皆異之，咸以為神仙中人”。洪武二十四年，明太祖朱元璋為了加強對道教的控制，派遣一些道士出使全國各地道觀，特意叮囑使者：“有張玄玄，可請來。”但始終沒有找到張三豐。

明成祖朱棣信仰神怪之說，奉祀武當玄帝，而張三豐是武當山最有名的道士，也祟尚玄帝。因此，朱棣想把在民間影響很大的張三豐“延請詣朝”，一方面可以粉飾太平，收買民心；另一方面也可獲得仙藥，延年益壽。

張三豐的弟子眾多，散布各地。明人任自垣的《太岳太和志·張全一傳》記載，張三豐在武當山的弟子，有道士丘玄清、盧秋云、劉古泉、楊善澄、周真德五人，各奉師命住一地。《張三豐全集·道派》，張三豐的弟子還有秦淮富翁沈萬三及其婿余十舍，以及曾助朱元璋軍糧的富翁陸德厚。另外淮安人王宗道，也從張三豐學道，永樂三年命尋訪張三豐而不遇，封為“圓德真人”。明武宗時候的李性之，說在正德年間（1506～1521年），入武當山遇張三豐而得訣，算起來，其時張三豐已二百五六十歲，似乎不大可能。

北京白云觀抄《諸真宗派總簿》列出奉張三豐為祖師的道派，有王屋山邋遢派、自然派、三豐派、日新派、蓬萊派、檀塔派等17支。清朝道咸年間，四川樂山人李西月所立內丹西派，繼承張三豐，并稱張三豐一系為“隱仙派”，編排了從老子、文始真人尹喜至張三豐的傳法譜系。這一譜系雖不盡可靠，但突出隱遁為該派獨特宗風，也確實反映出了張三豐的人格特點：一種類同于中國歷代隱士風骨的“隱仙”風范，這種隱仙精神，和那些包括當時腰金衣紫的正一道士在內的達官貴人，趨炎附勢之徒相比，張三豐是多么難能可貴，從當時主流傳統來說，張三豐的人格頗符合儒家那種不慕富貴的精神。

張三豐是三個，還是兩個，或許只有一個，這個問題似乎不太重要了，重要的是：張三豐是一個值得人們尊敬的歷史人物。

大英帝國向明王朝賠款之謎

大英帝國向明王朝賠款之謎

1840年，英國侵略者在其他西方資本主義列強的支持下，向古老封建的中國發動了一次侵略戰爭。由于這次戰爭是英國強行向中國傾銷鴉片引起的，所以歷史上叫做鴉片戰爭。鴉片戰爭以腐朽的清王朝戰敗而結束，戰爭后，英國強迫清政府簽訂了中國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南京條約》，條約規定清政府不僅要割讓香港，賠款2100萬兩白銀，還規定了西方列強在中國擁有一系列的特權。這次戰爭，使西方列強發現了清政府的腐敗無能，為了擴大自己在中國的權益，包括英國在內的西方列強在中國肆無忌憚，多次強迫清政府簽訂大量不平等條約，使中國的主權一步步喪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