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旭烈兀在趕赴蒙古本部途中接到忽必烈和阿里不哥兩汗相爭的消息。于是他停止前進，作壁上觀。忽必烈為爭取西道諸王的支持，宣布把阿姆河以南全部交給旭烈兀。本來蒙哥在委命旭烈兀西征時曾對他說：“你完成這些大事后，就返回本土來吧。”這就是說，阿姆河以南是屬于黃金家族共有的財產，旭烈兀不過是統領黃金家族的各支人馬去完成征服的代表而已。蒙哥死后的汗位危機，迫使忽必烈承認了旭烈兀在西域的既得權益。從此這片地面變成旭烈兀及其后人的“梯己分子”。

旭烈兀對大汗自稱il-khan，意思是“附屬的汗”、“藩王”。il-khan的稱號應當表示，他自己的地位要略低于成吉思汗時代所封的各兀魯思汗。這個詞過去都譯作“伊兒汗”。其實元代從不用“兒”、“爾”等漢字來作的譯音。按照當時譯寫非漢語詞匯的體例，旭烈兀的王朝，應當譯作伊利汗朝。平滅南宋“古之善取江南者，唯曹彬一人。汝能不殺，是吾曹彬也。”

——《元史·世祖本紀》

襄樊之役前后1220年，蒙古在攻金過程中，就已開始與南宋有軍事接觸。不過，當時其形式主要還是游弋抄掠而已。1234年初，蒙古滅金，不久便撤師北歸，把一個“寂無煙火，骨殖橫道”的河南留在他們的身后。南宋朝廷輕信邀功之臣，以為找到了一個“紹復”的機會，于是派軍隊去接收“三京”（指東京即開封，西京即洛陽，南京即歸德）。他們沒有想到會被重行南返的蒙古軍設伏擊潰。是年為宋端平元年。“端平入洛”之役遂以近乎笑話的悲壯色彩載于史冊。翌年，蒙古便以南宋“開釁”為由，組織大規模的侵宋攻勢。蒙宋間自此在兩淮和四川戰場上長時期膠著。

蒙哥汗即位以后，以忽必烈負責經略南宋。忽必烈奏準先攻大理國（在今云南省），期以大范圍迂回的方式包抄南宋。1255年大理平；忽必烈在此前一年已先行北還。不久，蒙哥汗發動對宋新攻勢。他命令左翼軍趨兵河南，征大理蒙古軍由西南回師荊湖，他自率右翼軍主力南下川東。三路大軍相約會師長江中游，再揮戈東向。這一戰略計劃，因為蒙哥戰死四川而中止實施。

古代風景畫鑒賞在接到蒙哥汗死訊時，忽必烈正在指揮左翼軍南下的途中。他仍堅持渡淮南行，進圍鄂州（今湖北武漢市武昌）。蒙古軍圍鄂近兩個月，糧盡疾作；由西南北馳的蒙軍又被阻隔在潭州（今湖南長沙市），不克增援；再加上擔心幼弟阿里不哥在漠北先發制人、奪取汗位，忽必烈這才決定退兵。返回北方。

在稱帝后的最初七八年內，忽必烈先要集中力量對付阿里不哥，接著是趁平息李璮之亂解決華北世侯擅權的問題，所以在對宋關系方面保持十分克制的態度。他雖然在蒙宋交界線置江淮、山東兩大都督，與宋朝的京西湖北、淮東淮西兩制置使犄角相峙，但其意圖只在鎮邊，而不急于攻宋。國信使郝經被宋朝拘留在邊鎮，他不過遣官詰問；宋私商違禁越境買賣，下令寬赦，發還其貨物。甚至當戍邊將士求戰心切，“皆以舉兵南伐為請”時，他也只是下一紙詔文，虛稱當待“秋高馬肥，水陸分道而進，以為問罪之舉”，藉以慰撫軍心而已。兩方的軍事對抗在這個時期稍見緩和。

至元三四年以后，忽必烈在中原漢地的統治漸趨穩固，元對南宋的戰火于是重燃。

這時候，元朝的攻宋戰略，與前兩任大汗相比，發生了一個重大的改變。雖然由于南宋的瀘州（在今四川）守帥劉整叛宋投元，蒙古當時得據有瀘州轄境內的部分土地，但因為瀘州城難以守衛，蒙古軍遂將劉整從宋兵包圍中接出，棄守而去。宋元在四川的對峙態勢與此前相比，并沒有太多的變化。盡管如此，忽必烈卻決意暫緩用兵四川，集中力量從中路突破宋荊湖防線，然后向東、南兩線推進，克定大業。

早在忽必烈奉蒙哥汗命令南下指揮左翼軍討宋時，漢地就有人向他建議過“據有上游（這里的“上游”實指長江中游的江漢流域），戈船東下”的平宋方略。至元初年向他力主此議的正是從瀘州降元的劉整。他在陛見忽必烈時鼓動他說：“自古帝王，非四海一家，不為正統。圣朝有天下十七八，何置一隅（指偏安一隅的南宋）不問。而自棄正統邪！”他提出的“先攻襄陽，撤其扦蔽”的戰略方針顯然大合忽必烈的心意。召見劉整的第二年即至元五年（1268），元廷命劉整率漢軍馳赴河南前線，與屯駐在那里的阿術“同議軍事”，規劃進攻宋荊湖重鎮襄樊（在今河南）事宜。同年又派姚樞至河南經理屯田，“張平宋本”。

把主攻目標從長江上游轉移到長江中游，是一項非常明智的決策。蜀地險厄，易守難攻，又因長期戰爭而凋蔽不堪。在當時條件下，即使花費巨大的代價強攻而得之，對改變宋元對抗的總戰略態勢未必會有多少益處。而爭奪荊襄，兵臨大江，再順流而東，是中國中世紀歷史上一再重演過的戰爭偉劇。自蒙古南下以后，六盤山一直是他們駐牧休養的一個大本營。對他們來說，從那里途經漢中，進入川地，甚為近便。于是攻蜀似乎變成了蒙古侵宋戰略中的一種思維定勢。在后人看來，數經挫折后改弦易轍乃勢所必至，但對當事人而言，這仍然是了不起的戰略轉移。

1268年秋，元軍開始實施包圍襄樊的軍事行動。樊城在漢水之北，較易為元軍控制，所以圍城重點在襄陽。元軍很快奪得襄陽周圍諸要隘，筑寨戍守，包圍圈長達數十里。1269年春又圍樊城。但這時襄陽猶得與其以南諸宋地相交通；另外，襄、樊兩城隔漢水相望，有植木江中、貫以鐵索的浮橋相連。所以襄、樊之間及其與外界的聯系，并沒有完全中斷。1269年初，元廷派北方漢人官僚中資望最高的史天澤帶樞密副使銜，偕駙馬、樞密副使忽剌出至前線督師。史天澤視察形勢后，又在襄陽外圍地區加筑一道圍城工事，“筑萬山以斷其西，立柵灌子灘以絕其東”，在南線則將城南三十余里的百丈山也置于包圍之內。翌年再筑實心臺于漢水中流，上置弩炮，以扼敵船。再明年即1271年，加筑“一字城”于襄陽城南的峴山、虎頭山一線。襄陽通往外界的陸路基本上被斷絕。在這之前，一心想建滅宋頭功的劉整已開始制造船艦，訓練水軍。即使因雨天不能出至水面，也“畫地為船”堅持操習不懈。

從元兵對襄樊實施圍城戰的次年早春起，宋軍就不斷地由水、陸兩路增援襄樊。戰事之初，宋水師大概還有一定的優勢，所以攻擊元軍和運送衣糧進襄陽，更多地使用舟師取道漢水行動。張世杰、范文虎、夏貴等名將都曾參與援襄之戰。1270年秋、1271年夏，范文虎先后兩次統舟師大舉應援，兵力都在10萬上下，但均被蒙古軍擊退。甚至當1271年秋，元軍在漢水中流置放了7枚巨大的圓石以阻塞河道之后，宋軍仍然在翌年春末趁江水暴漲，以輕舟強行突破水上障礙，將饋餉送入襄陽城中。這時樊城的外城已被元兵攻破。

宋軍應援襄樊最悲烈的一幕，是由李庭芝招募的3000民兵在張順、張貴率領下護餉突入襄陽城的壯舉。1272年夏，二張率裝滿軍需的船隊，從襄陽上流乘夜浮水而下。他們以“此行有死而已”的氣概，沖入元軍布防于漢水中的水陣，與敵船水手短兵相接，奮力搏殺，竟殺開一條血路，沖過防線。于天明時分駛至襄陽城下。這時張順已戰死。張貴留在襄陽歷數月，乃于秋天駕船艦出城，順流下走，與圍城的元水師激戰數十里，殺出重圍。后因接應的宋軍失期不至，被元軍襲敗擒獲，不屈而死。

1272年秋，元軍因襄陽圍久未下，決定先取樊城，以奪宋師軍心。至冬，元軍斷木沉索，焚毀漢水上的浮橋，對樊城實施攻堅戰。他們用巨型的西域拋石機“回回炮”猛擊樊城，在樊城四周同時發起進攻，先后從三面攻破內城。1273年2月初，樊城宋守軍巷戰失敗。城南尚未戰死的軍民，被元兵悉數屠戮。

從軍事上講，樊城失守并不對襄陽的存亡造成什么重大的影響，但它卻極大地強化了襄陽守軍因孤立而產生的絕望感。襄陽現在真正是危在旦夕了。

元軍克樊城后，立即移攻城回回炮于襄陽城下。這時城內糧食尚可支撐，衣裝、薪柴則都已斷絕。時值冬末，軍民被迫拆屋居作柴燒。襄陽守將呂文煥每次上城樓巡視，總是忍不住“南望慟哭”。

2月，元軍用回回炮轟擊襄陽，打中城內譙樓，軍心大驚。呂文煥困守襄陽首尾六年，戰至兵盡力竭，被迫降元。這時距離樊城之破不足20日。當時人作詩曰：“呂將軍在守襄陽，襄陽十年鐵脊梁。望斷援兵無消息，聲聲罵殺賈平章（指賈似道）。”詩歌批評宋朝當局坐視襄陽孤軍苦守，這一點不盡符合事實，但它表明輿論對呂文煥不得已而獻城出降，頗抱同情之心。

襄樊之役再一次集中地暴露出宋軍的虛弱。在前方有過作戰體驗的元朝高級將領，紛紛建議忽必烈乘這個機會全面攻宋。襄樊前線統帥阿術說：“臣略地江淮，備見宋兵弱于往昔。今不取之，時不能再。”阿里海牙說：“荊襄自古用武之地。漢水上游已為我有，順流長驅，宋必可平。”忽必烈讓相臣們討論，卻久議未決。阿術于是再諫道：“如今是明主君臨天下，卻放過這個衰亂的小朝廷不去征討。臣恐怕今后再想攻宋。只會比今日更難了。”根據夸揚阿術功德的他的廟碑碑文記載，忽必烈聽到這番議論后大喜，他說：“你的話正好符合我意。”元廷乃決意大舉滅宋。

實際上，還有兩個人，應當對忽必烈的決策起到更關鍵的促進作用。一個就是襄陽降將呂文煥。他的哥哥呂文德生前曾是宋朝“聲望、知略高出流輩”的名帥。沿江一線將領，很多人是呂氏舊部。呂文煥本人長期在前線帶兵，對南宋江防也了如指掌。他雖然以李陵自比，表白自己力屈而降，心中猶不忘報宋，但時遷勢轉，終于身不由己。當時人作詩嘲諷他說，“須知李陵生，何若張巡死”。廷議之前，忽必烈驛召呂文煥至大都面談，顯然使他對滅宋信心大增。元朝人乃至把宋的敗亡歸因于劉整、呂文煥之降，說若無劉整，元朝無由知宋之虛實；若無呂文煥，則元軍“無以周知渡江之謀”。另一個人是德高望重的史天澤。他顯然也贊成滅宋，對忽必烈說，只要命一蒙古重臣都督諸軍，“則四海混同，可計日而待矣”。他雖已年老，仍主動請命，自謂作一個副帥，“猶足為之”。一個多世紀前，在金朝做官的北方漢人，大多數都強烈地反對金軍進一步渡淮滅宋。因為金朝從北宋手里搶得中原，逼宋南遷，華北漢人盡管可以心安理得地“各事其主”，但對南宋多少總還有一點“父母之邦”的認同心情。元朝在中原取金而代之，北方漢人完全將南宋看做是“使介交通”的“與國”。所以只要力所能及，對“席卷三吳”再沒有什么其他猶疑之心了。

襄樊之役結束的次年，即至元十一年（1274）三月，元廷調兵數十萬，以伯顏、史天澤（不久因老疾召還）、阿術、呂文煥行省荊湖（后改為河南行省），由江漢圖宋；以合答、劉整、董文炳行省淮西（后改為行樞密院，由河南行省節制），駐扎淮水之上的正陽，南逼大江，截斷宋在沿江設置的東、西兩大布防區之間的聯系；淮東元軍則由察罕統帥。這樣就形成以伯顏為主力的三路滅宋態勢。七月，伯顏等將領到陛前向忽必烈面辭。忽必烈以本章開頭的那段話訓諭諸將，要他們取法北宋攻滅南唐時的主將曹彬，以“不殺”取江南。九月，伯顏從襄陽前線沿漢水趨郢（今湖北鐘祥）。元王朝大舉滅宋的戰幕掀開了。“太后傳宣許降國”

恰恰是在元廷發表建荊湖、淮西二行省伐宋的前一個月，南宋權相賈似道的母親胡氏去世。賈似道居喪的三個月，本應當是宋政府加緊備戰部署的關鍵時日，但這位皇帝的“師臣”要盡孝道，按常例不署理軍國重事，朝廷竟在束手觀望中任時光白白流逝。七月宋帝度宗死去。在大都，伯顏正為離朝南征陛辭；在南宋的“行在”杭州，將相們卻棄國是于不顧，忙于舉朝縞素，表白各人的忠君之忱。

對國難置若罔聞、“從容如常時”的驚人麻木，似乎是南宋一朝權相專制、黨派間互相攻伐和虛偽的道德化政治共同培育的產品。小朝廷茍安于一隅，“直把杭州作汴州（指北宋首都開封）”。國用不敷，甚至向民間“預借”賦稅達十多年。民間罵他們把西湖當成了糟蹋民脂民膏的“銷金鍋兒”；還有人作詩，諷喻氣量狹小、沒有遠見和長久之計的政府是“小小人家短短橋”。

這個“小小人家”在最后十多年中，差不多完全被操縱在賈似道的手里。1259年忽必烈從鄂州前線退師，主持荊湖防務的賈似道以“諸路大捷”、“江漢肅清”上奏，名聲大震，入朝為左丞相。他很快步入權勢的巔峰，在集百官議事時，居然能厲聲斥責他們：“諸君若不是似道提拔，怎么會有今天這樣的地位？”以至時人有“輦轂誰知有趙皇，宮廷也只說平章”的詩句。杭州有1，6萬名太學生，以道學相標榜，經常用匿名誹謗、散發“揭貼”（即傳單）等手段制造政治風潮。他們雖然難逃“空談誤國”之咎，卻對權臣多少有一點制約的作用。但賈似道在當政期間，竟然能有本領籠牢一時名士，以虛崇道學而使太學生沉默不言。高壓和利誘嚴重地腐蝕了政府回應各種刺激的必要彈性。南宋雖未亡國，國內卻早已彌漫亡國氣象。“樓臺突兀妓成圍，正是襄樊失援時”。整個朝廷就這樣在文恬武嬉中坐待滅亡。甚至當襄陽失陷，元軍旦暮伐木造船，整兵練眾，預備渡江時，宋朝的沿邊守帥中仍有人認定“漁舟如葉，江濤浩渺”，北兵必定攻不破“長江天塹”。朝政掌握在這樣一班君臣手中，雖然兵力并不弱小，雖有軍民一城一池的英勇抵抗，終于不可能挽回亡國的可悲命運。

古代風景畫鑒賞伯顏舟師由襄陽浮漢而下，進趨郢州。時宋軍聚重兵10萬于郢州，分屯于漢水東、西岸的郢城和新郢，以炮弩夾江而列；兩城之間連以鐵索，又在江面水中密植樁木，用以阻擋船艦南行。伯顏在郢城北20里扎營，決定“耀兵不攻”，暗遣人馬襲克郢城下流的黃家灣堡，乃挽舟上陸，至黃家灣堡，由堡西河汊駕舟入藤湖達漢，如是繞過郢州而南。在漢水沿岸的沙洋（在今湖北荊門東南）、新城（在今湖北潛江西北）、復州（在今湖北沔陽）等要塞，元軍都曾遇到頑強的抵抗，或以強攻克城，或先經苦戰，再以諭降得之。

元軍原欲奪取漢口，由此渡江。因宋水師嚴陣以待，乃開壩引船，由淪河出沙蕪口（在今湖北黃陂南境），而達于長江北岸。至元十一年（1274）十二月，伯顏在進攻沙蕪口以東十余里的長江南岸要塞陽邏堡的同時，命阿術分水軍溯江，“為搗虛之計”，襲攻沙蕪口對岸的青山磯（在今武漢東北二十余里）。元軍乘雪夜實施強攻，攀岸步斗，經反復搏殺，遂得南岸。明日，伯顏得阿術報，指揮諸將急攻陽邏堡，下之。宋軍傷亡慘重，“流尸蔽江而下”。元軍歷數晝夜方才陸續過江。

渡江后議兵所向，阿術建議先取鄂州、漢陽，“雖遲旬日，可為萬全計”。元軍遂回師西向。鄂州與漢陽隔江對峙，所恃為漢陽水師。元軍先焚漢陽軍船艦3000艘。“火照城中，兩城大恐”，未久皆不戰而出降。伯顏遂以渡江大捷馳驛入奏。

歲末，伯顏分兵4萬，命阿里海牙規取荊湖，以絕東進之師的后顧之憂。至元十二年三月，阿里海牙在洞庭湖口與宋將高世杰聚集的水師交鋒，敗潰宋艦船數千艘，乘勝攻占荊湖南部的要地岳州（今湖南岳陽）。元軍從這里西北行，移攻江陵。四月，圍攻江陵門戶沙市，破其柵，縱火焚之。沙市款降。江陵守將斗志瓦解，接受招降。阿里海牙即占有荊湖南、北的制勝之地，“分道遣使招諭未下州郡”。長江中游全體動搖，諭降詔書所至，“無不降者”。除死守的潭州而外，元軍在洞庭湖南北幾乎沒有遭遇過大的抵抗。

自從命伯顏出師滅宋以后，忽必烈一直以忐忑不安的心情等待前方的戰報。他對元軍能否一舉平宋，并沒有充分的把握。他派到南宋境內的間諜，曾潛往信州（治今江西上饒）龍虎山，替他問天命于張天師，得到肯定的答復，而且還帶回來張天師的符箓以為憑信。盡管如此，真刀真槍地打起來結果會怎么樣，究竟不是一紙符篆就足以擔保得了的。伯顏南征后“使久不至”，忽必烈為之“方念之深”，只好靠卜卦排遣憂慮。算命的人“待詔公車，百十為輦”（在宮廷等待召見的卜者，要用數十成百輛車來接送）。大軍渡江、克鄂州的捷報傳來，他依然不敢完全釋懷，深夜把姚樞召往內廷，對他說：“過去我才渡江，家里就發生內亂（指1259年末從鄂州城下撤兵，與阿里不哥爭位事），上天不肯終結對宋的護佑而讓我北歸。現在伯顏雖然已經渡江，天到底是否會終止宋朝命運，還不知道！趙官家有天下三百年。天命沒有賜降到我家，而先在他們那里。所以千萬不要輕視宋朝！”直到阿里海牙攻下江陵，切斷四川與長江中下游的聯系，完全排除了伯顏“上流一動，則鄂非我有”的隱患，忽必烈這才可以放心舒氣，聲稱“東南之勢定矣”，于是興致勃勃地在京師排宴三日志慶。

至元十一年末，元軍從鄂州出發，順流而東。前鋒是呂文煥，伯顏自領水陸大軍隨后征進。長江中游一線的宋將，許多人是呂氏舊部門人，所以臨江諸城往往“望風降附”，傳檄而定。十二年（1275）二月，元師已到達池州（今安徽貴池）。

自從鄂州失陷的消息傳到杭州，宋廷合朝震動。賈似道這時葬母已近兩月。代4歲的小皇帝趙顯主持朝政的謝太后詔命賈似道都督諸路兵馬抗拒元軍。1275年剛過舊歷元宵節，賈似道便領兵13萬、艦船2500艘西行，溯長江師次蕪湖（在今安徽）。他雖然嘴上說“決于一行以求必勝”，實際上卻已有退卻的安排。行前，他與親信約，如出師失利，要他們將趙氏宗室遷至慶元（今浙江寧波），與他在海上合會。他幻想襲用南宋初年的“蹈海之危”，避過蒙古討宋大軍的兵鋒，坐待其退軍，再圖興復。

出師蕪湖后，賈似道仍在幻想避免同元軍作戰。先與新近降元的呂師夔（呂文煥侄輩）拉關系，想通過二呂求和；繼而以遣返被俘的元朝軍官為由，直接試探伯顏對議和的態度。兩招都未能生效，乃于二月初正式以稱臣納貢為條件遣使求和。伯顏堅持要賈似道到元軍帳下“面議”，才肯舉行和談，實際上是拒絕與宋和議。賈似道的一廂情愿全部落空，于是“陰備快船”，隨時準備從前線逃走。

二月中旬，元軍從池州移師，進至宋前鋒孫虎臣所駐之丁家洲（在池州下流，今安徽銅陵東北）。元軍以步騎舉炮弩夾岸推進，用巨炮轟擊宋水師；又以數千艘戰船“蔽江而下”，突擊宋水營。宋先頭部隊將領姜才奮起迎戰，甫交鋒，孫虎臣卻跳上隨軍小妾所乘舟。宋軍見主將換船，都大叫“步帥遁矣”！前鋒軍水營亂作一團，又遭元軍反復沖殺，尸流江面，江水變紅。

元軍乘勝追擊，逼近夏貴部勒的水陣。夏貴也不戰而走，以扁舟駛掠位于他下流的后軍指揮艦，對賈似道喊叫：“彼眾我寡，勢不支矣！”賈似道“錯愕失措”，鳴鉦令諸軍逃散；他自己撤至揚州，預備漂海。13萬宋軍頓時不戰自潰。實際上，元兵直到次日，才進抵賈似道主力駐扎的魯港（在丁家洲下流，今安徽蕪湖南）。二月末，它不戰而取建康（今江蘇南京）。三月初進據鎮江。周圍數十城望風披靡。元軍遵旨在這里休整。五月，伯顏奉召赴闕議事，東南地區的攻宋戰爭稍有間歇。

入秋，宋將趙晉、張世杰陳舟師于鎮江水面，邀元軍會戰。宋水師“舳艫連接，旌旗蔽江”，每十船為一舫，連以鐵鎖，用示死而后生的決心。這時候伯顏北覲未歸，元軍由阿術指揮，分兵逆戰。元軍以火延燒宋師篷檣，宋軍大潰，張世杰一直被元軍追至大海。經魯港師潰和鎮江水戰后，宋朝幾乎已沒有可供調遣的機動作戰部隊。除江北的揚、泰等州，以及江南常州等地嬰城固拒長達數月外，宋人已基本上沒有力量再與元軍進行大規模正面交鋒的陣地戰了。元軍在東南方向上的推進遂成破竹之勢。

至元十二年八月，伯顏還至軍前。十一月，命阿術駐瓜洲以絕揚州之援，余部則分三道發動對宋總攻。右路以步騎自建康趨廣德軍四安鎮（在今浙江長興西南），由獨松關（在今浙江舊余杭西北九十里）包抄臨安。左路以董文炳和南宋降將范文虎率水軍從鎮江循江蹈海，繞行入杭州灣。伯顏自率中路主力萬人，水陸并進，沿運河，歷常州、無錫、平江（治今江蘇蘇州）、嘉興，而趨臨安。常州舉城相抵抗，元軍強克后實行屠城。“城內外積骸萬數，至不可計。井池溝塹，無不充滿。僅余婦女嬰兒四百而已”。

第五章

自魯港敗潰，宋廷“舉朝相顧失色”，“臺諫哭聲震天”。但除了痛哭之外，他們拿不出什么像樣的救國之策。賈似道的辦法是請三宮移駕慶元，出海漂流。謝太后不許。同黨陳宜中眼見輿情翻轉過來，連忙反戈一擊，上書要誅殺賈似道以謝天下。謝太后把賈似道貶職遠謫。路上，賈似道被解送人員擅殺。他罷相以后，陳宜中主持朝政，力斥文天祥、張世杰以勤王之師與元軍決戰的建議，一心一意向蒙古求和。宋廷在滅亡的最后歲月里，以向敵軍乞討和平的行為，使自己永遠蒙受洗不清的歷史恥辱：1275年夏，太皇太后謝氏發詔書，向“叛將”呂文煥、范文虎“招諭”，要求他們從中斡旋，促使元廷罷兵許和。

1276年初，又遣柳岳往伯顏軍營求和，這時元軍已至無錫。柳岳垂淚哀求說：“現在太皇太后年事已高，嗣位的君主幼小，而且還在為先帝服喪期間。兵不伐喪是自古以來的禮制。懇望大丞相可憐、寬恕我們，退兵北歸，免得引起敝朝三宮不安、陵寢動搖。我們怎么敢不年年進奉，歲歲修好！今日之事，確實是奸臣賈似道失信于貴方，因而貽害了我們的國家呵！”雖然忽必烈當時或許還有許和之意，伯顏卻已抱定宗旨要滅宋，所以他斬釘截鐵地回答：“當初我朝圣天子即位之初，曾遣使奉國書來與你們交好。你們國家無賴，拘留我朝使臣十六年（指郝經被宋拘禁之事）。所以要來興師問罪。去年又把我朝派來的廉希賢等使節無故殺害。這到底是誰的過失啊！如果你們的太皇太后要我停止進軍，為什么不學習吳越踐王獻出國土，或者像南唐李后主那樣投降？你們宋朝過去從后周柴氏的小兒手里奪得天下，今天也失于小兒之手。天意如此，你何必再多說？”

20天后，宋使再見伯顏，聲稱除納歲幣外，愿尊元帝為伯，世修子侄之禮。如不許，稱侄孫也可以。再不許，只求封一小國保存趙家的宗廟。這次求和，終因伯顏大軍兵臨杭州城下而流產。

在這之前還發生了一樁詐騙案。當時傳說有一個當涂人的妻子叫趙孟桂，被伯顏納為小妾。謝太皇太后異想天開，派人備厚禮去尋訪她，想通過她打動伯顏。使臣回來說，趙氏擔保將達成和約。宋廷為此頗感興奮，后來卻什么也沒有發生。幾年后，人們才發現趙氏從來沒有收到過宮廷的賞賜，她也沒有做過伯顏的妾室。大概是有人借宋室求和心切騙攫財產吧。

移駕也不是，求和也不成，朝臣們開始棄職出逃。其實這種現象還遠非始于宋朝臨終的最后時刻。謝太后為此出過一份朝堂榜，措辭差不多到了破口大罵的地步。她說：“像這樣避難偷生，你們還要做什么人？死了又怎么去見地下的列祖列宗？”德祐二年（1276）正月，元軍逼近杭州城。高級官員不辭而別更達到“接踵宵遁”的程度。正月五日臨朝，文官只有六人。到十三日，“朝中為之一空”，連當初“哭聲震天”的熱鬧情景也看不到了。

這一年的正月十七日晚，趙氏的孤兒寡母們大概通宵未睡。他們決定向元軍獻傳國玉璽求降，宋朝的求降表也在那天夜里準備就緒。時距賈似道出師抵拒滅宋元軍剛剛一年多一天。同時代的一個詩人描寫那天晚上宮內的景象說：“亂點連聲殺六更，熒熒庭燎待天明。侍臣已寫歸降表，臣妾簽名謝道清。”

十八日，宋奉傳國璽和降表至臨安城外元軍大營。尋以降表“不稱臣、仍書宋號”被退還。

二十五日，修改過的降表送達伯顏。

二十六日，元軍進入杭州城。余波的平息至元十三年（1276）正月，尚處于南宋控制下的領土大面積地為元所有。在荊湖方面的戰場上，阿里海牙所部經過三個月的圍城，攻破荊湖南部的重鎮潭州（今湖南長沙）。守帥李芾令家人登樓醉飲，固命帳下親信把全家殺死，他本人也從容引頸受刃，實踐了自己“以家許國”的誓言。阿里海牙入城，禁止殺戮，發倉廩賑饑，湖南諸郡紛紛降附。元廷又詔阿術所部李恒從遜都臺立都元帥府于江州（今江西九江），經略江西。元軍從荊湖到浙西，遂完全連成一片。杭州投降后，太皇太后謝氏奉元之命頒詔，令江南未下諸郡停止抵抗。詔文稱：“現在元兵攻克杭都，國家根本已被拔除。各地城市雖然還想拒守，但是百姓又有什么罪過而要再遭戰禍呢？自奉接詔書之日起，切望你們各自降附蒙古，或許還可以讓生民免受荼毒之苦。”東南諸多州郡守令乃得以心安理得地望風出降。嚴州（治在今浙江建德西北）守臣方回一向以“死于封疆之所”相標榜，元軍逼近時，方回忽然不知去向。人們都以為他一定已實踐自己的諾言自殺了，到處找尋他的尸體而不得，后來才知道他已到三十里外拜降。此后不久，他竟然“韃帽氈裘，跨馬而還，有自得之色”。

至元十三年二月，南宋文武官員出杭州城，各以宋朝所授職銜行謁見禮于元軍大營。他們“謁見”的，乃是攻滅他們父母之邦的元軍統帥伯顏。本月，伯顏以元廷的授權，任命元“浙西都督府”進駐杭州。三月，伯顏入杭州城。南方大國昔日的都城，現在成為元“行中書省”的治地。江南“新主”開始收繳宋百官誥命符印，罷廢宋官府，“閱實”宋國庫，“檢括”所藏各種珍異寶玩，籍沒宋室禮器、祭器、儀仗、戶籍檔案和大量圖書。宋王室收藏的歷代名畫、法帖等也悉數北運，使北方宮廷中的儒臣們大開眼界。元廷召伯顏偕宋君臣入朝。三月十二日，伯顏遣人向宋皇室宣詔。當宣詔人讀到元廷對宋幼主、太后免于系繩于頸、牽羊于手表示亡國之臣向征服者獻誠的時候，幼帝的母后全氏涕淚沾襟，對兒子說：“蒙圣天子慈仁，留你一條活路，應當朝京闕禮拜致謝。”幼帝拜畢，母子一起乘轎，“即日俱出宮”。只有謝后生病，留杭未行，但不久后還是被驅北上。臨行之際，趙氏母子求見伯顏。伯顏以“未入朝，無相見之禮”回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