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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抬頭，妄圖從墓碑上的寥寥數語中一窺墓主豪奢的生平，卻被其上雕刻的三個大字晃了眼睛——劉又潮，我的父親。

墓碑上貼著他的黑白照片，模糊不清，卻足以表現出他的孤傲和郁結，幫助我排除了重名的可能性。我呆立在墓前，久久不能回神，直到一個聲音響起，喚回我的神智：“來看劉先生？”

江上客點燃一支煙，從被樹叢掩蓋住的小路盡頭晃晃悠悠地走來。他比我年長八歲，然而當我已經滄桑如任何一個臣服于現實的中年人時，他依舊悠閑又愜意，不管是十八還是四十八歲，不管身上穿的是抹布一樣骯臟破爛的背心還是薩維爾街出產的羊毛混紡外套。

我手里什么也沒拿，委實不像是來掃墓的樣子。他大概也注意到了這一點，笑了笑，站在我旁邊默默抽起了煙。我覺得自己有義務在父親的墓前打破這令人不安的沉默，于是清了清嗓子：“江哥……買這么多東西？”

他譏諷地抬了抬嘴角：“跟我還客氣？”

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他也沒等我回答，自顧自俯下身，撣掉粘在墓碑上的一點香灰：“你不買東西，我再不買，還等著誰買？”

我說不出話來，沉默了好一陣：“……我不知道父親在這里。我是……是來看家慈的。”

他吐了口煙圈：“哦，對，當然。”然后就不再說話。

我十五歲的時候父母離婚，之后我再也沒見過父親。在親眼看到他的墓碑之前，我甚至不知道他死亡的消息。二十七年后，父子居然在這里不期而遇，讓人不得不感慨生活的惡意。

然而真正感慨造化弄人的應該是母親。她在病危時都堅決地拒絕他的探視，卻在死后不得不與他分享同一片土地，盡管中間隔了三排灌木。

母親一直是一個堅強的人。她身體瘦弱，精神卻像掌上粗厚的老繭一樣健壯，且越經磨礪越顯厚重。在父親待崗的那些日子里，她撐起了整個家，白天到氣站去扛15公斤重的液化氣罐，晚上坐在床頭，一邊補襪子一邊為我讀童話故事。相比之下，父親的存在感微乎其微，他只會在母親不能回家的傍晚燒出一鍋焦糊的粥，然后用握慣了筆桿子的頎長雙手笨拙地擦洗廚房地上的污漬。

我上高中之后，才有機會從那些父親沒來得及帶走的藏書中了解到他是一個什么樣的人——、、，還有楊伯峻的。或許在我痛苦地咽下他端出的寡淡無味的飯菜時，他也在痛苦地忍受日復一日的貧瘠而雷同的人生。

即使是在最困難的時候，母親也從來沒有指責過父親什么。她細心收集報紙上的每一則招聘啟事，帶回家來一條一條和父親商量，大多數是小學或初中的教師職位，有時候也有其他單位的文職。父親起初總是拒絕，但最終還是同意先去試試，他堅持不要母親陪同，一個人跨上那輛笨重的二八式自行車，脊背在清晨的寒風中微微佝僂。他回來時夕陽正好從客廳的窗戶滲進來，把大半個屋子鋪滿淺紅色的光暈，母親從廚房中探出身來，他苦澀地搖頭，母親也就不再說什么，給他盛出滿滿一大碗面疙瘩，熟練地拌好醋和辣椒。

母親唯一一次表達出提高生活品質的愿望，是在某天半夜，當尖叫和撕打聲猝然響起，驚醒了整棟樓的壁燈，我聽到她帶著朦朧的睡意對父親說：“趕緊找個新工作吧，能分到宿舍的話，咱們就搬出去。”

其實嚴格來講，這不是對生活品質的期望，而是對安全感的追求——住我家對門的女人患有嚴重的精神障礙。她曾經在深夜狂躁地捶響我家的房門，指甲抓撓著門上的鐵紗，像一頭被困在籠中的野獸。

那天母親值夜班，父親打開了內側的木門，隔著透明的防盜門與她對峙。她絕望而不甘地喊著什么，我一個字也沒有聽清；不過就著樓道內灰敗的燈光，我看到她圓睜的、發紅的、高高凸起的眼睛——透過她滿臉冰冷而粘膩的長發。

父親皺著眉頭，試圖與她交流。他一遍遍地重復：“我沒有藥，我們沒有藥。你家里有人嗎？”語氣近乎溫柔。

這時我才聽出來，那個女人說自己頭痛，央求父親給她“藥”。父親轉而呼喊她的家人。我不明白他為什么不趕快掩上門，把那凄厲的叫聲隔絕在外——面對渾身酸臭的收破爛的老頭、頭發盤曲虬結的乞丐、街邊瘋跑滿臉涎水的傻子，父親總是懷有某種異樣的溫情，與我們這些普通人避之不及的態度大相徑庭，卻也與那些高高在上眼含憐憫的人截然不同，我隱約感覺到，那更像一種感同身受的關懷，甚至是兔死狐悲的哀憐。現在看來，這女人顯然也在他同情的范圍之內。

猶豫了半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