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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便放開他。

“你窮死了，要賣給我？”伏天明大口呼吸，憤怒地質問我。

我放開了手，“你什么意思。”

“我是說，你為了錢和我上床？”

“不是！”我很快答。

他愣了一下，又似自我開解似的，“逢場作戲啦。”

“你什么意思？”我問他。

“玩兒！”他蹩腳地說了一個兒化音。

我很不可思議，但好像有點理解他的意思，只是不愿意相信。

“別裝了，你們都不是什么好人。”伏天明只留下這話，就打開隔間的門出去了。

“伏天明！”我追出去，沖著他背影氣地大吼。

他渾身緊繃地轉身，左右看看，快步走回來。衛生間沒什么人，他沒把我推進隔間，直接壓低聲音，“別叫我。”他頓了一下，“我沒出柜。”

我扯扯嘴角，這很重要嗎？他小題大做的樣子讓人發笑。

但伏天明看起來真的很害怕，那樣子讓我心軟，我便不太生氣了，“我不是壞人。”

我從兜里掏出一個提前寫好的紙條兒，塞給他，“這是我的電話，”我彎腰抱著他，在他耳邊說，“別人接你就說你找我。”

他好像不敢打開，又好像覺得我真的很土，耳根發紅地直接把紙條裝起來就轉身走了。

可是，我等了很久，這個座機從來沒有因為我響過。

后來，師父帶我去中關村買了手機。我很想和伏天明交換號碼，但他已經和劇組請了長假，去法國參加一個電影節的活動。

（可耐可耐沒腦袋）

新聞里，他好像又變成了我觸及不到的云端的人物。

《天南地北雙飛客》很快殺青。

師父想要繼續在大陸繼續試水，我們就住到了望京邊上一處酒店的頂樓套房，這里剛開發不久，很多私密的會所，離機場也不遠。

我開始想念伏天明，不知道我們為什么會變成這樣，我反復地想他和我說過的幾句為數不多的話，然后自以為抓住了重點，我決定和師父要我的片酬。

其實沒什么難開口的，大概我只吞吐了一下，師父就丟給我一萬塊，“就這點出息。”他好像默認我就要拿這筆錢泡女人，他給的錢遠遠高于當時我的片酬。

但我根本找不到伏天明，整個人很失落。

期間，師父還帶我去了一趟山西。很多應酬中他得了消息，山西很多搞煤炭的老板愿意投資電影。

我們到了晉蒙交界，酒店里居然很多制片人和經紀人，“找對地兒了。”師父當時很高興。

可沒過多久，就灰心喪氣了。

有人專門組這種投資的局，如果談攏要從中抽傭，“你們沒帶女明星過來，這不是開玩笑么。”這人說話挺不客氣，也嫌師父沒眼力見兒。

“我找的是功夫片的投資，洪家班、李小龍那種動作片。”

“警匪片？”這人瞇了瞇眼，態度好了點。

“對。”師父連忙掏煙。

這人接了師父遞的煙，又瞅瞅我們幾個，用煙指著我，“要不然讓他試試？省里電視臺的出品人，幾個老大姐，哄好了也行。”

“我不做。”我下意識就答。

一開口我就后悔了。

師父當初是把房子賣了帶著我們幾個輾轉，最后找蛇頭偷渡去的香港。

彼時，香港電影工業高度發達。成家班、洪家班、劉家班的動作片高度成熟，我們叫做武行的在這里叫武師，也有人開始叫動作演員。

這個圈子必須要熟人引帶方可入行。

我們由人引薦，正式進了片場，我們很拼命地跟著業內大佬，享受了幾年武師的好日子。大佬不要的東西就丟給我們，夾克，表，女人。

“武師最輝煌的時候，車子一路從片場排到大埔仔。”我從他們的口里聽到了當年的輝煌。

幾年之后，師父感受到了危機。

當時臺灣資金是港片的重要金主，新臺幣貶值，很多片商無法繼續投錢給港片。那時，最常聽到的話便是，“唔好意思，我哋個project要hold——hold。”

“hold”就是無限期。師父這樣和我們說，然后迅速尋找北上的項目。

等我們走了，師哥們打電話來，說以前日夜不休的片場可能只有一兩個劇組在拍低成本鬼片。

曾經的“東方荷里活”，如今只剩下零星的燈火，香港電影的大制作時代一去不復返了。一些頂尖導演和明星，也紛紛前往真正的荷里活尋求出路。

可我們呢，雖然逃出來了，但只拍了一部戲，什么名堂也都沒搞出來。

我想想自己的不懂事，低下了頭，心思很亂。

回了酒店，師父打了幾個電話，我聽到他還在打聽“警匪片”的事情。

當時，很多事情能成，最重要的就是信息差。

掛了電話，師父就讓我第二天到機場接人。可他沒找女孩兒過來，把最能喝到三哥叫了過來。

就這樣，我們每天要見很多投資人，喝很多的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