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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還了朋友的車、取回自己的車后，安迪便回家去。琳達早已上床，正在看書。他問她去波特蘭好玩嗎？她回答說很有意思，不過沒有看到她想買的東西。“這時我可以確定了。”安迪告訴那些屏息的旁聽者。他在陳述時一直保持冷靜和淡漠的聲調。

“從那時候到你太太被殺的那十七天，你腦子里都在想些什么？”安迪的律師問他。

“我很難過。”安迪冷靜淡漠地說，他說他曾經想過自殺，同時在九月八日去路易斯登鎮買了一把槍，他說這段話時，口氣好像在念購物單一樣。

他的律師要他告訴陪審團，在他太太被殺當晚，琳達離家去和昆丁幽會后，到底發生了什么事情。安迪說了，但他所造成的印象更糟。

我認識他將近三十年了，我可以告訴你，他是我所認識的人當中自制力最強的一個人。對他有利的事情，他一次只會透露一點點；對他不利的事更是守口如瓶。如果他心底暗藏了什么秘密，那么你永遠也無從得知。如果他決定自殺的話，他會等到所有事情都處理得干凈利落，連字條都不留。如果他當年出庭時曾經又哭又叫、結結巴巴地說不清楚，甚至對著檢察官大吼，我相信他都不至于被判無期徒刑。即使判刑，也會在一九五四年就獲得假釋。但他說起自己的故事時，就像播放唱片似的，仿佛在告訴陪審團的人說：信不信由你。而他們壓根兒就不相信。

他說那天晚上他喝醉了，而且自從八月二十四日后，他常醉酒，他不是一個善飲的人。陪審團的人無法相信這么一個冷靜自制、穿著筆挺雙排扣三件頭毛料西裝的年輕人，會為了太太和鎮上的高爾夫球教練有染而酗酒，但我相信，因為我有機會和他長久相處、仔細觀察他，而那六男六女的陪審團卻沒有這樣的機會。

自從我認識他以來，他一年只喝四次酒。每年他都會在生日前一個星期到運動場和我碰頭，然后在圣誕節前兩星期再碰頭一次。每次他都要我替他弄一瓶酒。跟其他犯人一樣，他拿在獄中做工賺的錢來買酒，另外再自掏腰包補足不夠的錢。一九六五年以前，肖申克的工資是每小時一毛錢，一九六五年起調升到每小時兩毛五分。我每瓶酒抽百分之十的傭金，因此你可以算一下，安迪·杜佛尼要在洗衣房中流多少汗，一年才喝得起四次酒。

在他生日的那天早上，也就是九月二十日，他會狠狠喝醉，當晚熄燈后再醉一次。第二天他會把剩下的半瓶給我，讓我和其他人分享。至于另一瓶，他在圣誕夜喝一次，除夕喝一次，然后剩下的酒再交給我分給其他人。一年才喝四次，因為他被酒害慘了。

他告訴陪審團，十日晚上他喝得酩酊大醉，當晚發生的事只記得片片段段。其實早在那天下午，他就已經醉了：“喝下雙份的荷蘭勇氣。”他說。

琳達離家出走后，他決定去找他們當面理論。在去昆丁家的路上，他又進鄉村俱樂部的酒吧喝了幾杯。他不記得曾經告訴酒保要他第二天看報紙，或對他說了什么。他記得去便利商店中買啤酒，但沒有買擦碗布。“我為何要買擦碗布呢？”他又問。其中一家報紙報道，有三位女陪審員聆聽這些話后，感到不寒而栗。

后來，在過了很久以后，安迪和我談話時，對那個店員為何作證說他買了擦碗布有一番推測，我覺得應該把他當時說的話約略記一記。“假定在他們到處尋找證人的時候，雷德，”安迪有一天在運動場對我說，“他們碰到這個賣啤酒給我的店員，當時已經過了三天，有關這個案子的種種發現，也已經在所有報紙上大肆渲染。或許五、六個警察，再加上檢察官辦公室派來辦案的探員和助理，一起找上他。記憶其實是很主觀的事情。他們一開始可能只是問：‘他有沒有可能買了四、五條擦碗布？’然后一步步進逼。如果有夠多的人一直要你記得某件事，那種說服力是很驚人的。”

我同意，確實有這個可能。

安迪繼續說：“但是還有一種更強大的說服力，我想至少不無這個可能，也就是他說服自己相信他真的賣了擦碗布給我。這個案子是眾所矚目的焦點。記者紛紛采訪他，他的照片刊登在報紙上……當然更威風的是，他像明星般出現在法庭上。我并不是說，他故意編造故事或作偽證。我覺得有可能他通過了測謊，或用他媽媽神圣之名發過誓，說我確實買了擦碗布，但是……記憶仍然可能是他媽的非常主觀的事情。我只知道：雖然連我的律師也認為我所說的有一半都是謊話，但他也不相信擦碗布的部分。這件事太瘋狂了，我那時已經爛醉如泥了，怎么還會想到把槍包起來滅音呢？如果真的是我殺的，我才不管三七二十一呢。”

他開車來到岔道，把車停在旁邊，靜靜地喝啤酒和抽煙。他看到昆丁家樓下的燈熄了，只剩下樓上一盞燈還亮著……再過了十五分鐘，那盞燈也熄了。他說他可以猜到接下來發生了什么事。

“杜佛尼先生，那么你有沒有進昆丁的屋子，把他們兩人給殺了？”他的律師吼道。

《肖申克的救贖》第一章(4)

“沒有，我沒有。”安迪回答。他說，到了午夜，他逐漸清醒過來，同時宿醉的感覺開始讓他不舒服。于是他決定回家，睡一覺后，第二天再像個大人般好好冷靜地想一想，“當我開車回家時，我開始覺得，最好的辦法還是就讓她去雷諾辦離婚吧。”

“多謝，杜佛尼先生。”

檢察官從椅子上跳起來發言。

“你用了最快的離婚方式，不是嗎？直接用一把包著布的點三八左輪手槍解決她，對不對？”

“先生，不對，我沒有。”安迪冷靜地說。

“然后你又殺了她的情夫。”

“不是這樣，先生。”

“你是說，你先射殺了昆丁？”

“我是說我誰都沒殺，我喝了兩夸脫的啤酒，還抽了警察在岔道找到的隨便多少根的煙吧，然后便開車回家，上床睡覺。”

“你告訴陪審團在八月二十四日到九月十日之間，你曾經想自殺。”

“是的，先生。”

“因此去買了一把左輪槍？”

“是。”

“杜佛尼先生，我看你不像是想自殺的人，如果我這么說，會冒犯你嗎？”

“不會，”安迪說，“不過你看起來也不像特別敏感的那種人。如果我真的想自殺，大概也不會找你談我心里的苦悶。”

庭上一陣竊笑，但他這番話并不能贏得陪審團的同情。

“你那天晚上帶著你的點三八口徑手槍嗎？”

“沒有，我已經說過了——”

“哦！對了！”檢察官諷刺地微笑道，“你把它扔進河里了，是嗎？在九月九日的下午，扔進皇家河中。”<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