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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自己的書桌前坐下來，打開臺燈。

桌上還擺著魯迅的《鑄劍》，沒有譯完。他最近太忙了，面臨“五一”和“五四”，從學校到西語系到他所負責的那個班，都有許許多多的會要開，他既是英語教師，又是班主任，哪一件事兒幾乎都要掛上他，而凡是他參與了的工作，他都本能地認真去做，這就把業余時間全占上了，一篇萬字左右的小說，就拖到現在還沒有譯完，到“哈哈愛兮愛乎愛乎……”就停下了。

他攤開稿紙，想繼續譯下去。這首歌很不好譯，它的節奏感很強，歌詞卻撲朔迷離、恍恍惚惚，令人似懂非懂。小說里邊就稱它是“胡謅的歌”，魯迅生前也曾在給友人的信中說過：“那里面的歌，意思都不明顯，因為是奇怪的人和頭顱唱出來的歌，我們這種普通人是難以理解的。”魯迅當然決不可能不理解自己的作品，這首歌悲壯、蒼涼又充滿了熾烈的感情，讓讀者不禁擊節而和，感嘆歔欷。但它的外表卻又是荒誕的，魯迅把深意藏在荒誕之中，造成一種介乎可解與不可解之間的強烈的藝術效果，也許正像莎翁筆下的丹麥王子那顛三倒四卻又撼人心魄的“瘋話”？

油印的劇本《哈姆雷特》就擺在他的面前。他放下稿紙，隨手翻開劇本。自從鄭曉京送來，他還沒有來得及仔細地、從頭到尾地看一遍。隨便翻到一頁，剛剛看到“莪菲莉婭”這個名字，他的手就停下了。劇本上浮現出新月的形象，靜靜地看著他，臉上蒙著一層淡淡的哀愁……不對，她不應該是一個悲哀的形象！不應該！……她離開學校已經三天了，三天來，他沒有在英語課上看到她那專注聽講的神情，也沒有在未名湖畔看到她那一邊捧讀一邊徐徐踱步的身影，更沒有聽到她叩響這間書齋的小門，叫一聲：“楚老師……”這三天，顯得很長，甚至比那一個月的寒假還長。放寒假時，她是高高興興地走的，他知道她在寒假里讀什么書，做什么事；而這一次，她是匆匆離去的，一去不回。他曾猜想，她一定是遇到了什么嚴重的困難，不然，她不會三天不來上課，也沒有打來電話。他把所有的可能性都估計到了，包括她的父親也許傷重病危……惟獨沒有想到是她自己病了，而且是這么嚴重的病！新月竟會有心臟病嗎？平常她的身體不是很好嗎？體育鍛煉和課余的勞動也都是參加的，只是有時候看見她有些氣喘，這在一個女孩子來說，并不讓人覺得奇怪。但現在，她卻突然病倒了，真是無法解釋啊！

楚雁潮很難再像往常那樣安靜地投入夜讀和譯著了，他煩躁地站起來，在書桌和房門之間的那點空地來回地走，茫無目的地看著滿壁圖書，看著書架上那盆綠葉蔥蘢、含苞待放的巴西木，看著閑置在書堆中的小提琴，卻在哪兒都看到了新月的影子！他看到的是一個健康的、充滿生命力的新月，不，她不可能病倒！楚雁潮想，也許這是大夫的誤診，或者病情并不像鄭曉京和羅秀竹形容得那么嚴重，因為她們畢竟沒有見到新月本人。

第二天早晨，他像往常一樣鎮靜地走向英語教室，在那里，還有他的十五名學生在等著老師。

下午三點鐘，鄭曉京和羅秀竹提著一網兜兒不知用什么神通買到的水果，匆匆趕到了同仁醫院，住院處門房的老頭兒毫不客氣地攔住了她們。

“你們找誰啊？”

“內科一○九病房，韓新月。”羅秀竹回答，她牢牢地記著昨天韓太太告訴她的號碼。

老頭兒慢條斯理地看著那掛滿小牌牌兒的木板，找到韓新月的名字，說：“哦，牌兒沒了，有人在里邊兒探視，一次只能進倆人，你們瞅，倆牌兒都沒了……”

“那……我們白跑了一趟？”羅秀竹大失所望。

“等著吧，”老頭兒慢悠悠地說，“等里邊兒的人出來……”

“老同志，”鄭曉京掏出軍裝口袋里的學生證，“我們是北大來的，代表全班……”

“你代表誰也沒用，這是醫院的規矩！”老頭兒并不買賬。

鄭曉京的臉氣得發白，她平時出入××大院，只需要對警衛點個頭，哪兒遇見過這樣擋駕的！

“老大爺，能不能通融通融喲？我們跑了好遠的路……”羅秀竹想用軟辦法來感動對方。

“我說不行就是不行！”老頭兒行使他那點權力毫不含糊，不再理她們，戴上老花鏡看起報紙來了。

她們就只好等著，心里埋怨著那兩個探視新月的人，為什么遲遲地不出來？

此刻，坐在新月病床前的是陳淑彥和楚雁潮。

楚雁潮剛才進來的時候，陳淑彥剛剛給新月喂完了二百毫升去脂牛奶。她吃得很慢，陳淑彥一勺一勺地送到她的嘴邊，讓她慢慢地咽下去。喂完了，用熱毛巾給她擦了臉，讓她靜靜地躺著休息，什么也別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