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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訴人站了起來，“被告人韓海，男，1942年4月16日出生，現年41歲，身份證號碼略，漢族，蘇省人，初中文化程度，海威工程集團法人，住蘇省治化市儀水縣清水街八號。因涉嫌販賣婦女、非法剝奪他人人身自由權利等罪名，于82年10月17日被儀水縣公安局刑事逮捕。”

“根據檢查筆錄，被害人供述：十八年前，被害人周惠蘭的丈夫鐘樹鴻在部隊受傷，韓海當時與被害人是堂兄妹關系，他主動請求陪被害人前去粵省探望丈夫。因為路途遙遠，需要在外住宿一晚。一晚之后，被害人被販賣到了偏遠山村。當時被害人因為焦慮，一應吃喝皆是由韓海所準備。而且在當晚被害人隱約聽到‘這當哥的真狠心連妹妹都舍得賣給人販子’這樣的話。毫無疑問，這賣妹的兇手不是別人，正是韓海。”

“在往后的十八年中，為了杜絕被害人回來的可能，買主楊建平曾四次收到陌生地方和陌生人的匯款，數額在三百到七百之間。而且第一次匯款上面還附了字，說讓楊建平和被害人好好過日子。由此可推斷，寄錢的那個人顯然是認識被害人或者楊建平的。但楊家窮，以致楊建平二十五都說不上媳婦，由此排除了此乃楊建平親朋接濟的可能。就只剩下一個答案，那就是給楊建平匯款的人認識被害人的。”

“此人認識被害人，匯款卻是匯給楊建平，并且還是偷偷摸摸見不得光的。楊建平并不是個好人，匯款人還讓他和被害人好好過日子，顯然匯款人居心叵測。特別是那句讓他們好好過日子的話，隱晦地提醒了楊建平‘被害人是一顆搖錢樹’的意思，其目的也很明顯，就怕萬一楊建平沒有看牢被害人，讓人給逃回家，給被告以及他妹妹帶來麻煩。被害人當年人際關系簡單，并無與人結仇的情況。在此前提下，和她利益攸關的，又有那個經濟能力的 ，并且在那樣的年月里還能去到那么多地方的，就只有當時開貨車的被告了。”

“綜上所述，這是一起有預謀有目的的犯罪，被告韓海的行為嚴重侵害了原告被害人周惠蘭女士的人身安全和人身自由權力。故原告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八條規定，向法院提出如上訴訟請求，望貴院依法秉公處理，依法判刑。”

同時，公訴人還拿出了證物，那封信和四張匯款底單。

主審官道，“辯護律師請發言。”

曾律師站起來說道，“首先，我方當事人反對被害人周惠蘭的推測。被害人的第一任丈夫如今是被告的妹夫，為了自身的利益和私心，她的證言是有偏頗的，不排除污蔑我當事人的可能。”

這算是已經進入質證辯論階段了。

在主審官的許可下，公訴人說道，“被告律師，你應該知道證物鏈的原理。”

證物鏈是指證物由案發現場到開庭審訊整個過程，因為要確保證物得到妥善的保護所以證物鏈越短，越 少人接觸，就會越安全。

“由慶南市公安局的陳述書可得知，被害人從被解救出來及至登上回金陵的列車，都不知道韓惠竹嫁給了她的前夫鐘樹鴻一事。在列車上及至到家這一段，她也對此也是不知情的，這一點金陵大學雙博士學位高煦高教授已經證實。她回來的第一時間就質疑你，完全沒有問題，這恰恰證明了她對韓海的質疑是基于她先前的懷疑，而非私心，甚至主審官可以將她的懷疑列為考量的側重點。”

周徽嵐微微一怔，高煦給她做證了？而且她沒想到高煦竟然是雙博士學位的人，這個份量的證人的證詞可信度滿分。可是她記得八三年第一批博士號稱十八羅漢，全部都是數理化的。現在才是八二年，這樣看來，他的雙博士學位并非在國內取得的？

這時，書記員奮筆疾書，主審官和陪審員都動了筆在本子上寫下了什么。

放下筆后，主審官示意辯護律師說話。

曾律師說道，“其次，我方被告否認那封信與他有關。”

“最后，楊建平乃人販子，社會關系復雜，他所收到的匯款來歷不明，并不能說明是我當事人所寄。被害人的發言和供述太過牽強附會，一心想往我當事人身上掛罪名，我反對。”

“我的當事人這些年事業做得大，為社會提供了很多的工作崗位，也繳納了很多稅收，承擔了相應的社會責任。像這樣努力為社會做貢獻的人，我懇請法官閣下，陪審員，書記員，明察秋毫，在沒有確切證據的前提下，釋放我的當事人。”

“退一萬步講，即便我的當事人構成犯罪，也屬于無心之失，情節輕微，危害不大。他并不是喪心病狂的人，當初也是出于好心前去幫忙的，發生那樣的事，也非他所愿。希望主審官看在這一點份上，酌情輕判。畢竟我們要給社會帶來正面的影響，試想如果幫人，都幫出麻煩幫出仇恨來，以后誰還敢好心做好事？”

周徽嵐得到主審官允許之后，發言，“辯護律師，你的意見自相矛盾，既然認為自己當事人無罪，為何還要發表罪輕辯護意見？”

此話一出，場面十分尷尬。

韓海皺眉看向曾律師，心中很是不滿，他這不是等于間接承認他有罪嗎？

察覺到他的不滿，曾律師尷尬之余又是無奈，他這是在替他鋪墊懂不懂？這個案子他的預感很不好。

這時公訴人說話了，“[經依法審查查明]：那封信，經我國權威筆跡專家鑒定，確實和韓海的筆跡對不上。”

韓海笑了。

公訴人繼續說，“但原告周惠蘭被賣到偏遠山區系事實，其買主楊建平在十八年內收到四筆來歷不明的大額匯款是事實，且慶南公安局已經排除了匯款系楊建平親屬朋友所寄這一可能。”

當時在慶南時，周徽嵐協助顧嘉勘破抓獲了楊建平所在的人販子集團，屬于救人也屬于自救，當時得知她也是受害者的身份，后來慶南縣著手調查了當初關于她被拐賣的真相。并且從楊建平上線那里，取得了相關口供，這份口供如今幫上了忙。

韓惠竹感到很冷，她可以聽得出來，雙博士學位的高教授、慶南市公安局以及儀水縣公安局，都向周惠蘭提供了幫助。

這就是他們家挑釁了公安局他們站到了公檢法的對立面的后果嗎？

公訴人又說道，“這些事發生的年代久遠，韓海為人謹慎，沒有辦法收集到更多的證據，很多只能從動機上人性上推斷。但可以看出，我們的推斷有理有據，邏輯鏈清晰，沒有反邏輯的地方。韓海有作案動機，有作案的便利，并有這個經濟實力。這樣一看，所有的線索匯聚，指向的人正是韓海。”

曾律師說道，“我反對，主審官，動機不是構成故意犯罪的必要構成要件，只是證據體系中的一環。動機的存在并不代表就是他犯了罪，還需要客觀證據及言詞證據形成證據鎖鏈，排除其他的合理性懷疑，才能定罪量刑。要判定一個人犯了罪，需要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鑿充分，才可以依法判決！”

“公訴人，你們還有更充足的證據嗎？”主審官問。

“主審官，我們有證人。”公訴人回道。

“好，那就傳證人！”

證人？！這件案子哪有什么證人？韓家人心里納悶。

林巧貞上場作證時，韓家人臉色大變。

“林巧偵，你個吃里扒外的女人，竟然幫周惠蘭作證？”徐秋蘭忍不住站了起來。

“肅靜！”主審官敲了一下。

“媽！”韓惠竹將徐秋蘭按了下來。

徐秋蘭是坐下了，但眼睛死死地盯著林巧貞。

曾律師道，“主審官，各位陪審員，林巧貞女士與韓海先生原是夫妻，只是近來雙方正處理協議離婚協商階段，有些條件尚未談攏，立場對立，有重大利益糾葛，她的話并不足以取信。懇請取消她做為證人的資格，她所說的一切不可能成為呈堂證供。”

“反對！”公訴人站了起來，“我國《民事訴訟法》第七十條規定凡是知道案件情況的單位和個人，都有義務出庭作證。并且她已經簽了保證書，本案的證人，她保證向法庭如實提供證言，如有意作偽證或者隱匿罪證，原負法律責任。”

主審官道，“反對有效。林巧貞本人所說的一切，可作為呈堂證供。”

林巧貞上庭說了兩件事，第一件，就是那幾張匯款單對應的年份，韓海確實動用過大筆錢財。

第二件，那是她剛嫁進來的事了，她曾無意中聽到過她的小姑韓惠竹曾和韓海抱怨過好漢無好妻的話，說她堂姐任性，總給她姐夫鐘樹鴻添麻煩，不懂得體諒她姐夫。

林巧貞作證，她作為韓海的妻子，她的話可信度很高。

韓海看向林巧貞的眼神能噴出火來，這個該死的女人。

而韓惠竹則是臉色一白。

這證詞讓底下的人竊竊私語：這司馬昭之心啊，當年周惠蘭行事并未有太出格的地方，怎就輪到她去評論人家夫妻間的事了？即使評論，正常人都是護短的吧？怎地就輪到她心疼堂姐夫了？

林巧貞的證詞充分佐證了韓海當年作案的嫌疑更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