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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萬沒有子女、摯友或者情人。他和父母、弟弟、妹妹的關系也一般。克莉絲汀是他唯一親近的人。二十年來，他信任她，依賴她。從讀博士時選導師、畢業后選工作，到備戰終身教職的評選、評選之后與同事相處，他都咨詢她。他清楚，憑他中等偏上的資質，觀點又不夠時髦（簡直老套）不夠有爭議，在競爭激烈的這個領域一步步走到終身教授的位置，靠的不光是自己的努力。工作多年，見識了某些正派人物的小氣與齷齪，他對朋友、社交也看淡了。學術會議上他與人寒暄，招聘新教員時帶人吃飯，此外他跟人不深交，應酬能省則省。每天教完課，開完會，與同事、學生談過了論文，他沒有跟誰去哪兒逛的渴望，第一時間趕回家，回到妻子身邊。那些克莉絲汀經常譏諷的女學生確實存在，他也的確被她們的臉蛋、紅唇所吸引。但他天性不放縱，即使沒有克莉絲汀虎視眈眈，光憑學校日漸嚴格的反性騷擾的規定，還有他作為女權學者的名聲，他也不敢主動勾搭自己的學生。至于別的碰到女人的機會，比如外出開會時，他也從來沒利用。最接近雷池的，是一次年會上，他跟一個指望他寫推薦信的陌生人吃了頓飯。回到旅館，他渴望請她進房間喝一杯，最終沒說出口。此后開會，尤其是去繁華的、誘惑多的城市，他會力邀克莉絲汀同往，旅行更有趣，也避免了他心猿意馬。

伊萬很早就發現，他與妻子之間有個規律：妻子能把她的意志通過說不清的渠道，加到自己身上。小到衣服，大到學術問題、生活理念，他原本覺得陌生、奇怪、難以接受、甚至離經叛道的觀點，經過克莉絲汀的鼓吹，都變得理性而有吸引力了。到最后他不但贊同，還以為本來就這么想的。有時克莉絲汀提醒他，這件他贊不絕口的夾克是她為他買的，當初他還對式樣和大小頗有微詞。伊萬起初以為他染了學術界惡習，男性學者將女性的想法據為己有；還囑咐自己要牢記克莉絲汀的貢獻，哪怕是選衣服這樣的事。后來他意識到，是自己的意志被克莉絲汀的取代了，像月球在引力的作用下與地球實現了潮汐鎖定。克莉絲汀愛吃的，他也愛吃；比起自己選的衣服，還是克莉絲汀給他買的更合適。坐在咖啡館看街上的行人，他也更欣賞克莉絲汀所欣賞的，不管是容貌、著裝還是姿態方面，不管他們是男是女。意識到這些，他曾經苦悶，仿佛他是低于妻子的二等生物，凡事不必經過大腦，問她就行。他疑惑，是否他欠缺人生經驗，或者溺愛妻子，以致對大事小事的判斷都被她所左右。當克莉絲汀因為好奇出了小錯，比如選錯了餐館或者演唱會，他吃著平庸的食品，或者看著尷尬的演出，甚至竊喜，女王也會失手。后來他事業蒸蒸日上，生活舒適而平穩，感情蜜里調油，偶爾試驗擺脫妻子的意志，自作主張，連平常事（比如安排開會的日程，訂機票和旅館）都搞得一團糟，遠不如聽妻子的愜意，他才接受了現狀，像奴隸經過掙扎，任憑驅遣，之后靜等主人投食。聽夫人的，他想，這就是我的女權主義。

不是說克莉絲汀對伊萬的影響有激烈的外在表現；克莉絲汀不是俗稱的悍婦，不如意就打罵、撒潑。伊萬夫婦都受過最好的教育，遇事講溝通，有不滿也文雅地表達，比如克莉絲汀喜歡編造一段情景，類似戲劇或小說，以凸顯丈夫的好色、虛偽，或者無能，又根據過錯的性質，賦予或輕或重的諷刺。即使兩人相對，他們也沒有無端侮辱、責罵的習慣，別說是在外人面前。而且，正如最順從的奴隸不需要喝斥，克莉絲汀對丈夫的影響透入骨髓，沒必要刻意演示。十幾年來，在社交場合，伊萬是溫柔、體貼的丈夫，克莉絲汀是詼諧、有主見的妻子，這是陌生人、朋友們和他們自己都或多或少認同的印象。

伊萬夫婦跟他父母的關系，十年前很不錯。夏天父母拜訪他們，圣誕節他們拜訪他父母。客人來了，克莉絲汀會編排日程表，哪兒游逛、哪兒吃飯，大家盡興，賽過職業導游。近幾年不多來往，起因是伊萬的母親暗示他，他們該有個孩子了。不幸的是，這是個死結。從他們同居時，克莉絲汀就講明，她一個孩子也不想要。婆媳因此生矛盾。婆婆嘮叨說媳婦不僅不想要孩子，還把兒子攢在手心，控制、壓迫他，讓他聽不進父母的勸。待人從不吃虧、誰也不怕的克莉絲汀沒有引述伊萬信奉的“生孩子是女人的選擇”的理論，或者探討事業和家庭之間她是如何抉擇的，只是回絕了圣誕節團聚的邀請。伊萬當然可以自己見父母，不帶上克莉絲汀，某年他也試過。結果興味索然，尤其是得聽父母不停地抱怨克莉絲汀。從此他們與他的父母保持著一種很少碰面、僅僅是禮節性地發短信的關系。省去了年復一年、大同小異的家庭聚會，跟克莉絲汀相對，伊萬反而更輕松，更舒服了。

伊萬對克莉絲汀的信任最近才受了沖擊。近幾個月，克莉絲汀有些古怪。沒什么事卻神采奕奕；偶爾回家見不到人，說是跟朋友逛街了。忽然搞叁人組，讓伊萬應接不暇。當時刺激，之后難免疑心。他懷疑她找了別人，但沒證據；他不愿深究，怕引發種種麻煩，也怕確證了。正在糾結，謎底揭開了：她得了腦瘤。伊萬的懷疑沒有根據，他的煩惱卻沒能稍減；恰恰相反。腦瘤

改變了伊萬的全部想法。她有沒有出軌、叁人組究竟為了什么都不重要了。

但丁說：在人生的中途，我迷失了道路。伊萬沒有迷失，是洪水忽至，沖毀了坦途。他又像一只一直依附一顆樹，靠它擋風雨、在上面覓食的小動物，風暴來臨時，下意識地抱緊。短則幾個月，長則幾年，克莉絲汀死了，伊萬該怎么辦？克莉絲汀還活著，甚至沒有癥狀，他已經覺得他教的課、開的會、修改的書稿失去了意義；見到同事、學生，他都懶得笑笑。讀某些同行的文章，論點愚蠢、混亂，他都沒心思納悶，他們怎如此吃香。有他佩服的學者來訪，坐在人群中聽報告，他心里嘀咕，理論固然驚艷，能應用于醫療嗎？回到家，見克莉絲汀跟往常一樣，他真希望聽到一聲響指，有催眠師將自己叫醒，那天聽到的是夢魘。

伊萬常對學生們講，性歧視的一種表現，是低估家庭主婦生養孩子之外的價值。主婦省下的食品、交通、清潔的費用，讓人驚訝，還能避免更換性伴侶或者雇請性工作者的風險。至于主婦作為丈夫的專一護理員、心理咨詢師，其價值也可想而知。然而現實是，男人對妻子說：我回家了，晚飯在哪兒？他自以為有價值，因為他勞作了一天，額頭冒汗，腰腿酸軟，掙了工資。妻子受了他的恩惠，才吃上一碗飯。以前伊萬講這些，從沒細想有理論沒概括的狀況，比如說他自己的。如果離開了克莉絲汀他無法活下去，這位主婦又值幾何？克莉絲汀死了，他還有勇氣回到這間公寓，問一聲（不管是對誰）晚飯在哪兒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