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憂呢？”盡管事先早就了解楊惠娟與一般刑事犯完全不同，可思維慣性還是促使李曉琴努力想挖掘一下，她自己想象的楊惠娟負案再逃時的恐懼心理。

對這個問題，楊惠娟覺得十分可笑，她本想用辛辣的語言對李曉琴諷刺一番。但想到在當局一貫的污蔑下，人們對少年唐漢黨員存在如此錯誤的認識也不奇怪，現在正需要由她去斥偽存真。于是盡量平和地回答道：“你說的那是作惡多端、沒有信仰支持的刑事犯罪分子在逃亡時的慣常心理，不論是恐懼還是擔憂，在我們革命黨人身上從來都不會出現。盡管我們做好了時刻犧牲生命的準備，但并不會經常去想這件事。我們每天面臨著繁重的任務，如果時刻考慮做這件事要被捕，干那件事會犧牲，那就什么事也做不成了。”

聽了這樣的回答，李曉琴才明白這群非法恐怖分子和以前采訪過的普通刑事死囚完全不同。他們每天把殺人搶劫或策劃新的恐怖事件當作工作來做，精力都放在考慮每個細節是否完善上，根本沒有時間想到害怕，而且也確實不害怕。如果她再問楊惠娟走上這條道路是否后悔，無疑將貽笑大方，于是趕緊換了一個話題：“霍總統不屬于貪官污吏，你為什么要冒著巨大風險，親自潛入獨立大議事堂，企圖刺殺他？”

自從在上城區刑警隊重案組被問及這個問題后，楊惠娟知道此事涉及黨的形象，面對人民時不能拒絕回答，否則就會失去人心。于是她苦心思考著邏輯上比較合理的回答，并最終得到比較滿意的結果。由于經過精心準備，她條理清晰地說道：“我們認為，作為腐敗政府的職務最高的官員，霍玉辰所代表的利益是貪官污吏的利益，主要作為是阻擋歷史潮流前進的反革命行為。為使能夠真正代表人民利益的國家領導人盡快出現，黨決定由我對他執行革命制裁。因關鍵時候射擊技術走樣，我沒有完成這個任務，內心深感遺憾，當然這也給了霍玉辰改弦易轍的機會。作為唯物主義者我們承認，霍玉辰個人作風清廉，能夠在一定范圍里聽取群眾意見，解決一些局部問題。有著區別于腐敗政府中其他官員的思想品質，存在著轉向革命的思想基礎。如果他能夠主動打擊貪官污吏，建設廉潔高效政府，關心群眾根本利益，相信還是能取得包括少年唐漢黨在內的全國人民的擁護。但我覺得受制于整個腐敗官僚集團，他不可能邁出關鍵性這一步，最后仍將被革命潮流淹沒。”

對于楊惠娟的這番回答，李曉琴大為驚訝。事前獲準調看審訊記錄的她，原以為楊惠娟仍會來個無可奉告，沒想到聽到這樣一番宏篇大論。尤其是最后那段話，楊惠娟似乎成了歷史審判官，在她面前霍玉辰像犯了錯的小學生那樣，只有痛改前非才能獲得出路。而現實正好相反，你楊惠娟的性命是捏在霍玉辰手里的。出此大言的人只可能是兩種情況：一種是心系天下，早把個人生死置之度外。另一種則為神志錯亂，胡言亂語。楊惠娟屬于哪一種情況呢？下一個問題可以用來測試。想到這里李曉琴又問：“楊小姐，你做的這一切父母知道嗎？你覺得他們知道后會傷心嗎？”

一聞此言，剛才還意氣風發的楊惠娟陷入沉默，因為馬上開口肯定會忍不住哭泣。待情緒穩定以后，她才慢慢地說道：“少年唐漢黨黨員從事的革命事業，于國家有利、于人民有利，惟獨于個人不利。這種不利是危及生命的高度風險，沒有哪個父母會同意自己的兒女參與這樣的事業。但是，如果每個家庭都持這樣的想法，沒有人出頭抗爭，國家就只能聽任腐敗分子肆意摧殘。因此，和我們黨的很多黨員一樣，投身革命后我就切斷了與父母的聯系。他們并不知道我現在的情況，總以為我是受不了失學的打擊而離家出走的。每逢假期，他們就要通過同學提供的線索，四處尋找我的蹤跡。但我卻不能讓他們知道真相，更無法回到他們身邊。你們這檔節目一播出，對他們來說，一切都真相大白……”

楊惠娟喉嚨發緊，實在講不下去，只能再次用低頭沉默掩飾。過了一會才吐出一句：“臨死前能再見一面就好了。”

李曉琴素來反對少年唐漢黨的暴力行為，將他們設想為殺人越貨的江洋大盜，但此時也不能不佩服楊惠娟的人格力量。她不再把楊惠娟做的“革命宣傳”看作神志不清的夢魘之語，并承認奮身報國的奉獻精神、憎恨丑惡產生的冷酷無情和珍惜親情表現出的溫柔可愛，在楊惠娟的身上實現了高度統一。她想為楊惠娟做點什么，情不自禁地說：“有什么話要對親人說，就在這里說吧。雖然不一定能播出，但我會說服領導，將翻制的錄音帶寄給你父母的。”

此時楊惠娟已經恢復了鎮靜，她思考了一下，對著話筒說道：“爸爸、媽媽，女兒已經把自己的生命獻給國家、獻給人民，這輩子不能再為您們盡孝，實在對不起您們了。如果有下輩子，我還做您們的女兒，守在您們身邊侍候您們，哪兒也不去了。”

李曉琴完成了可能因被訪方自認必死無疑而拒絕的艱難采訪，楊惠娟則至少在攝像鏡頭前宣傳了革命道理（雖然敵人未必敢完全播放采訪錄像，但她自信沒有講過可能被敵人利用的話語）。采訪結束，雙方都很滿意，于是有了一次握手。“楊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