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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的還有國際關系。

跟世界上所有的帝國一樣，羅馬也是靠武力來征服世界的，這就有一個與戰敗國的關系問題。如何處理這種關系，對征服者的境界、胸襟和政治智慧都是考驗。

亞述和迦勒底（新巴比倫）就不說了，他們的瘋狂掠奪、血腥鎮壓和殘暴統治，引起的只是更強烈的反抗。波斯帝國雖然表現出最大的仁慈和寬容，卻只知道把設為行省的戰敗國當作提款機，忘記了把他們變成自己人。

做得最好的，是羅馬和中國的周。

周人和羅馬人的高明之處，是與同盟國和戰敗國組成共同體，同謀發展、共享太平。只不過，周人構建的是“文化共同體”。只要認同周文明，就能由夷狄變成華夏。正是由于這種文化認同，我們民族才不斷發展壯大起來。

羅馬構建的則是“政治共同體”。他們甚至主動邀請戰敗國的頭頭腦腦加入元老院，就像漢武帝讓匈奴人金日磾成為他的顧命大臣。結果，被征服的蠻族成為這個國家的共同經營者，甚至戰場上的主力軍。

當然，一旦打了勝仗，大家也都有利可圖。早期的做法是：羅馬人拿走戰利品的一半，剩下的按勞分配。也就是說，羅馬人是大股東，歸順的戰敗國也是合伙人。

這可真比威尼斯商人還精明。

然而政治恰恰是一種智力游戲，文明則是盡量巧取而避免豪奪。如果還能化敵為友，那就堪稱功德無量，因為和平總歸好過戰爭。幸運的是，中國人和羅馬人都有這種智慧，兩大文明獨步一時也絕非偶然。

因此，在充分了解了中華的方式后（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三卷《奠基者》），我們很想知道羅馬人是怎么做的。

☆、法治天下

在世界歷史上，中華和羅馬都堪稱獨樹一幟。其他那些帝國，亞述、迦勒底、波斯、馬其頓，都由一個或幾個偉大征服者建立，中華卻由邦國而帝國，羅馬則由共和國而帝國。也就是說，他們都是自己成長的。

成長需要土壤，也需要力量。那么，中華文明與羅馬文明的土壤和力量又是什么？

中華是禮，羅馬是法。

正如在中國，失禮或非禮會導致嚴重的后果，羅馬人也把違法看作不可原諒的行為。他們寧肯吃虧、失敗甚至掉腦袋，也不肯違法。愷撒被殺后，西塞羅曾提出盡快召開元老院會議，以鞏固成果。而且，刺殺集團的主要成員布魯圖身為大法官，恰好有此權力。

這位布魯圖是共和國第一任執政官布魯圖的后代。

不過按照法律規定，大法官只有在兩位執政官都無法召集會議時，才能行使這項權力。這時，一位執政官愷撒已死，另一位執政官安東尼卻還在羅馬。因此，布魯圖猶豫再三，最后還是拒絕了西塞羅的提議。

布魯圖說：這是違法的。

這事聽起來十分怪異，因為行刺愷撒的布魯圖原本是殺人兇手。而且，愷撒作為終身保民官，享有人身不可侵犯權。也就是說，布魯圖已經雙重意義地犯過法了，再違一次法又有何不可呢？何況還是為了國家。

然而布魯圖就是不肯，以至于坐失良機。

這事如果發生在中國，恐怕只能解釋為迂腐，但在羅馬則會得到尊重。因為刺殺愷撒是可以理解為戰爭的，即共和國與破壞共和的國家敵人之間的戰爭。戰爭當然要死人，法律也不保護公敵，布魯圖心安理得。

開會則不一樣。召集元老院會議，原本因為只有元老院的決定才是合法的。如果會議本身違法，那么這決定還能合法嗎？依靠非法會議重建的共和，是羅馬人民想要的嗎？這豈非重新回到了愷撒的人治路線？

可惜布魯圖沒有想到，把愷撒視為國家的敵人，只是他們自己的看法，元老院并沒有宣布愷撒是人民公敵。所以他們的刺殺仍屬非法，必須被判有罪。

布魯圖也只好自殺。

法治觀念如此之強，在全世界當數第一。

這當然其來有自，甚至可以追溯到西亞文明，但公元前494年的平民撤離運動也功不可沒。因為正是在這場運動之后，羅馬迫于平民的壓力開始了成文法的制定。首部法典刻在了銅板上，因此得名《十二銅表法》。

以法治國，正式開始。

最早制定的是為本國公民頒行的法律，即公民法，亦即國內法。后來版圖擴張，人口眾多，外族和異邦也在羅馬的統治之下，又制定了世界各民族的共同法律，叫萬民法，亦即國際法。最后，這兩大法律體系被合在一起，叫統一法。其成果，就是《民法大全》。

這時，已是東羅馬帝國時期了。

羅馬法在世界古代社會，堪稱最為系統完善。它包括兩大部分：公法和私法。公法是關于政府的，私法是關于個人的。私法與公法相比，私法更重要。

私法分為三個部分：人法、物法、訴訟法。這三個部分當中，人法又最重要。人法規定了什么是法律意義上的人，條件是具備人格，享有權利，承擔義務。符合這三個條件的就是人，不符合的就不是人。

奴隸不符合這三個條件，所以奴隸沒有人權。

人權在羅馬法當中就是身份權，包括自由權、家族權和公民權。有自由權，就是人；有家族權，就是男人；有公民權，就是羅馬人（請參看本中華史第二卷《國家》）。

在羅馬，這三種身份權是可以分開的，因此也可以部分或全部喪失，叫人格減等。喪失家族權叫小減等，從此不是男人；喪失公民權叫中減等，從此不是羅馬人；喪失自由權叫大減等，從此人格盡失，不再是人。

這就是羅馬的法定人權。

人權既然是法定的，那就不是天賦的，因此可以依法授予或剝奪。如果被授予公民權，就有了羅馬公民的權利和義務；被剝奪自由權，則從自由人變成了奴隸。

沒人愿意失去人權，所以誰都不敢以身試法。

執政官和皇帝也一樣，他們害怕的是元老院。元老院雖然沒有行政權，只能對執政者提出建議和忠告。但是他們手上有一張王牌，叫“元老院最終勸告”。如果接到這份通牒還不改悔，元老院就可以宣布他為人民公敵。

結果怎么樣呢？全民共討之，全國共伐之。

對于這項能夠制衡權力的權力，元老院當然不會輕易放棄；而只要元老院的這個功能還在，羅馬就很難從共和走向帝制。后來屋大維革命成功，是因為蘇拉和愷撒改造了元老院，他自己則給足了元老們面子。

當然，根本原因如前所述，是時勢使然。

但，即便從共和國變成了帝國，羅馬也仍然是一個法治國家。公元100年9月，執政官小普林尼在元老院發表就職演說時，就對坐在會場中的皇帝圖拉真說：皇帝不應該在法律之上。相反，他應該在法律之下。

王在法下，羅馬人早就懂了。

戰敗國和他們的臣民，當然也如此。

前面說過，中國的周和羅馬在處理國際關系時，都極具政治智慧地與同盟國和戰敗國組成了共同體，把對立面變成了自己人。但，這絕不意味著一視同仁。相反，那些戰敗國和同盟國，關系有遠近，權益有寡多。

也就是說，共同體內是有等級的。

周人的等級叫五服，分別是甸服、侯服、綏服、要服和荒服。其中離王城最近的叫甸服，最遠的叫荒服。實際上，一個諸侯國如果屬于荒服，已經是“地老天荒”了。他們往往仍被視為蠻夷，對周王室應盡的義務也最少。

羅馬也是五等，分別是羅馬、加盟國、自治國、殖民地和同盟國。跟周人的五服一樣，這也是一個權利和義務同步遞減的序列。羅馬人擁有的權利最多，應盡的義務也最大，同盟國則相反。

當然，這是羅馬在聯盟時代的事情。后來，戰敗國也像在波斯一樣被設為行省，治理的方針卻一如既往：根據關系的親疏和表現的好壞給予不同的權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