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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列寧再次中風，俄共中央全會責成斯大林負責監督執行醫生為列寧規定的制度。那天深夜，列寧健康狀況進一步惡化，右臂右腿癱瘓，但頭腦清楚，思維清晰，口授了一批給黨的應屆代表大會的信。列寧在這封信中口述了這樣的內容：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斯大林太粗暴，這個缺點在我們中間，在我們共產黨人相互交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總書記的職位上就成為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議同志們仔細想個辦法把斯大林從這個職位上調開，任命另一個人擔任總書記這一職位。這個人在所有其他方面只要有一點強過斯大林同志就行了，那就是較為耐心、較為謙恭、較有禮貌、較能關心同志，而較少任性等等。無論列寧說得多么委婉，要把斯大林從總書記這一位置上拿掉的意圖是十分明顯的。

列寧還怕收信人對此掉以輕心，所以接著強調：“這一點看來可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但是我想，從防止分裂來說，從我前面所說的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相互關系來看，這不是小事，或者說，這是一種可能具有決定意義的小事。”

不久，列寧還獲悉了斯大林的另一件粗暴行為，對斯大林更加不滿。斯大林因為主張放松外貿壟斷，給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打電話，大罵了克魯普斯卡婭一頓，并威脅她要以違反中央關于列寧醫療制度的罪名提交中央監察委員會處理。斯大林的語言相當粗暴，致使克魯普斯卡婭倒地痛哭。克魯普斯卡婭那時候不敢向列寧傾訴，只好向列寧的親密戰友，時任人民委員會副主席、主持政治局會議的加米涅夫和政治局委員、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的季諾維也夫求助。她給加米涅夫寫了一封信：“由于我記錄了弗拉基米爾·伊里奇經醫生許可口授的一封短信，斯大林昨天竟然對我極其粗暴無禮。我入黨不是一天了。30年來從未聽見任何一位同志對我說過一句粗話，我珍視黨和伊里奇的利益并不亞于斯大林。現在我需要最大限度地克制自己。什么可以同伊里奇講，什么不可以講，我比任何醫生都清楚，因為我知道什么會使他不安，什么不會，至少比斯大林清楚。現在我向您和季諾維也夫提出請求，請你們保護我，使我的私人生活免遭粗暴干涉，無端辱罵和威脅。斯大林竟然以監察委員會威脅我，我并不懷疑監察委員會會作出一致的決定，但是我既沒有精力也沒有時間鬧這種愚蠢的糾紛。我也是活人，我的神經已經緊張到了極點。”

列寧知道這件事后，很生氣，他跟斯大林寫了一封信，信中說：“您竟然粗暴地要我妻子接電話并辱罵了她。盡管她向您表示同意忘記您說的話，但季諾維也夫和加米涅夫還是從她那里知道了這件事。我不想這樣輕易地忘記反對我的言行，不言而喻，我認為反對我妻子的言行也就是反對我的言行。因此，請您斟酌，您是同意收回您的話并且道歉，還是寧愿斷絕我們之間的關系。”

給斯大林的信被克魯普斯卡婭壓了一天，沒有立即發出。第二天才送達斯大林，斯大林看信后很惶恐，當即認真寫了回信，信中反駁了列寧的指責，說曾經對克魯普斯卡婭說過如下的話：“醫生禁止告訴伊里奇政治方面的消息，認為這種制度是治好他的病的一種極為重要的手段，然而您，娜捷施達·康斯坦丁諾芙娜，竟然破壞這個制度；不能把伊里奇的生命開玩笑……”斯大林接著寫道：“我并不認為這些話里有什么粗暴和不可容忍的地方和‘反對’您的意思……我同克魯普斯卡婭交換過意見，已證實在這件事上除了一些不值一提的誤會外什么問題都沒有，也不可能有。”

斯大林是幸運的，列寧還沒有來得及追究他的責任，健康狀況就急劇惡化，再次中風，最嚴重的一次導致失語，右半身麻痹，右手右腳不能轉動，從此完全脫離了政治生活。因為列寧和托洛茨基在一些問題上存在分歧，列寧不得不重用斯大林與其抗衡。在列寧健康惡化時期，斯大林和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建立了政治同盟，共同對抗黨內威望較高的托洛茨基。不久，列寧得知中國不再支持蘇俄，而且布爾什維克的軍隊在各地戰敗，病情加重去世。

在列寧最后的日子，他想撤掉斯大林總書記的職務。可是他締造了這么一個權力集中的組織制度，把斯大林送到這個位置，這個時候連列寧也無能為力了。在列寧逝世后，克魯普斯卡婭把列寧的遺囑交給了中央政治局。但列寧的遺囑沒有被公布于眾，而僅僅是在中央委員會的高級領導人中傳達，斯大林提出辭職，而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人不同意，他們認為列寧的建議是不合適的，并一致再次選舉斯大林為蘇共中央委員和總書記。

托洛茨基不久就被打倒了，他成為了“革命的叛徒”、“反對列寧主義最兇殘的敵人”。“托派”甚至成為令人避之唯恐不及的“麻風病人”。列寧去世后，托洛茨基寫下《論列寧》，其中直言不諱的批評了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等人的錯誤，這促使了兩人和斯大林聯手形成共同對抗托洛茨基的局面。三人發表文章稱“托洛茨基主義”不是真正的列寧主義，斯大林還表示“黨的任務就是要埋葬托洛茨基主義這一思潮”。被孤立的托洛茨基在政治斗爭中失敗，被解除了革命軍事委員會主席的職務。而不久之后，斯大林和又和加米涅夫、季諾維也夫在一些問題上發生分歧：斯大林支持布哈林的意見，延續新經濟政策，放寬對農民的約束；而加米涅夫和季諾維也夫反對放大新經濟政策并擁護世界革命的主張，他們形成“新反對派”，他們和斯大林為首的主流派公開對抗，卻以失敗告終。季諾維也夫于是重新聯合托洛茨基，并和列寧遺孀克魯普斯卡婭等人結成反對派聯盟，共同和斯大林的“右傾”集團斗爭。斯大林對反對派實施打壓，很有效果，托洛茨基、季諾維也夫、加米涅夫等人被先后開除出布爾什維克黨。

在對外的抵抗戰爭中，蘇俄發生谷物短缺，斯大林認為是富農囤積的結果，力求迅速消滅富農階級，而布哈林等人則認為谷物收購危機的原因不在于富農，而在于收購價格不合理和工業品供應不足，支持繼續維護新經濟政策。兩派展開政治斗爭。斯大林批評布哈林等人是黨內右傾投降主義集團，并將布哈林清除出政治局。不久，斯大林就掌握了布爾什維克的最高權力，并且迅速開始了布爾什維克的大清洗，把和他作對的人統統關進了古拉格的集中營里。斯大林終于站在了權利的巔峰，

對于斯大林的上位，李經述收到消息，并不感到意外，只是發電報讓張作霖不用再回到莫斯科，以免心胸狹窄的斯大林因當年在東北受了鞭刑而報復。

張作霖回電報說：“總有一天，我會親自把斯大林送上東北人民的絞刑架，讓他向東北人謝罪！！”

李經述給張作霖回電報說：“我相信這一天很快就會到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