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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侍丁養老之制在唐朝也得到進一步完善。“男子七十五以上，婦人七十以上，中男一人為侍。八十以上令式從事（依有關法令辦理）”，“諸年八十及篤疾，給侍一人；九十，二人；百歲，五人。”若子孫人數不夠，“聽取近親”，“無近親，外取白丁”。以非親屬之白丁，免役以養孤老，這種“侍丁”就是國家雇請的了。對孤寡老疾的經常性濟養，唐令還規定：“諸鰥寡孤獨貧窮老疾不能自存者，令近親收養。若無近親，付鄉里安恤。”

大唐不僅在物質生活方面充分體現了孝文化的深刻內涵，而且把孝文化上升到了精神層面，那就是“色養”。何謂“色養”？《論語·為政》里說：“子游問孝。子曰：‘今之孝者，是謂能養。’……子夏問孝。子曰：‘色難。’”后來朱熹集注：“色難，謂事親之際，惟色為難也。”一說，謂承順父母顏色。何晏集解引包咸曰“色難者，謂承順父母顏色乃為難也。”后因稱人子和顏悅色奉養父母或承順父母顏色為“色養”，說的是子孫要給予父母精神上的慰藉。

唐初名相房玄齡在對父母“色養”方面堪稱典范，《貞觀政要》卷五有言：司空房玄齡事繼母，能以色養，恭謹過人。其母病，請醫人至門，必迎拜垂泣。及居喪，尤甚柴毀。太宗命散騎常侍劉洎就加寬譬，遺寢床、粥食、鹽菜。

由此可見，“孝”在此時，被認為具有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價值。只有在家孝敬父母，在外才能忠于國君。修身，才會齊家，也才有國治天下平。

李曜之所以有偌大的君子名聲，在李克用致函之后，也不得不放下手頭一切雜事準備北上，正是因為在這個時代，你可以刻薄、可以吝嗇、可以嗜殺、可以暴虐，但絕不可以被冠以“不孝”二字。要知道，唐朝的歷代皇帝謚號，無一例外地都加進了一個“孝”字，足見連皇帝都不敢在這個問題上疏忽半點，更何況李曜這個還不是皇帝的區區朝廷宰執？

當初他還是“李五郎”時，被那對兄弟逼成那樣，只因為老父幫著他們，就不得不處處忍讓，最終含冤斷情，何也？不敢對抗這洪流一般的孝道是也。若以后世某些做兒女的習慣，動不動就頂嘴，動不動就在父母面前發脾氣、摔東西，在古時只怕早就被官府處理，然后被街坊鄰里當作反面教材反復宣傳了。

因此李曜一說這話，就算王摶再怎么覺得危險，覺得不該去，也無法再勸，偏殿中的氣氛，頓時顯得有些怪異。

劉崇望人老成精，見狀便出來插了一嘴，道：“大王，某執掌度支，近來有一事為難，想請大王指點。”

李曜略微好奇，劉崇望這位老相公對得起他的名字，一直是地位尊崇、德高望重的，過去在自己面前說話雖然客氣，但卻很少這般，簡直有些低聲下氣了，不知今日卻是為何？當下便道：“豈敢，豈敢，閣老有話但說無妨。”

劉崇望正色道：“南衙北衙，俱為朝廷兵馬，當由朝廷出資養兵，然則，如今南北二衙，有兵二十五萬余眾，乃是過去神策三倍。朝廷自大王入中樞以來，固然收支漸豐，然則供養二十五萬余眾，實是吃緊。更兼這南北二衙新軍，乃是以此前河中精銳為范，甲堅兵利、食貨甚豐，錢帛花費，倍于神策。度支經過計算，若如此養兵，每年足須耗費四百三十萬貫！大王，中樞財政如何，無人更比大王明了，去年歲入頗增，也不過七百六十三萬貫，試問大王，如此可長久乎？”

李曜點了點頭，道：“如此來看，軍費開支所占國用比例的確上漲了不少，但是閣老也該看到，去年朝廷用兵不斷，這才是軍費大漲的主要原因。若是承平之時，軍費也不過百三四十萬貫左右。而且從國庫盈余來看，雖然軍費大漲，但國庫反而盈余了二十余萬貫，比此前年年赤字——我是說虧空——總強了不少。而且，孤預計今年國庫收入還將繼續上漲，閣老無須為軍費擔憂。”

劉崇望壽眉一挑，本想指出李曜這是避重就輕，想想還是算了。原來劉崇望原本的意思是說李曜借機將自己麾下的河中軍改為南北二衙禁軍，如此一來，朝廷出錢供應禁軍，但禁軍本身卻只聽命于他，未免太精明了一些。但他又想道，若非李曜的鼓勵工商，而連續的戰爭導致包括軍械監自身在內的各種“工商企業”所繳納的商稅大幅提高，因而國庫的確“扭虧為盈”，那朝廷欠大唐錢莊的錢只怕真要更多了。兩相抵消，劉崇望決定忍了——少賺總比虧本好不是么？

王摶見劉崇望把話題引開，而李曜北上太原之事又無法再勸，只好也拿出政事來談。便也拱手道：“大王，有件事須得大王首肯決斷。”

李曜知道自己最近在朝中時間太少，朝廷里肯定堆積了不少只有自己才能定論的事情需要處理，便點頭道：“王相公請說。”

王摶道：“沙州傳來消息，沙、瓜兩地豪族聯手推翻李明振諸子統治，重新將歸義軍大權交還給了張承奉，如今張承奉遣使上表，請朝廷正是冊封他為歸義軍節度使。如今朝廷究竟該命誰為正溯，還請大王決斷。”

李曜卻愕然一愣：“歸義軍？”

王摶等人同時一怔，秦王竟不知道歸義軍？

好在李曜腦中存著這具身體本身的記憶，忽然想起來歸義軍是怎么回事了——他只是此前從未關注過歸義軍，剛才才陡然一愣。

所謂歸義軍，是在宣宗大中五年時，推翻吐蕃而崛起的，其節鎮治所在沙州——即后世敦煌。

所謂沙州，從漢至隋這一段時期，一直叫做敦煌郡，唐初改名為沙州，下轄敦煌、壽昌兩縣。沙州地處河西走廊最西端，也是進入塔克拉瑪干沙漠的東大門，屬于兵家必爭的戰略要地。

唐初，大唐在河西節度使治下，有八軍之說（赤水、大斗、建康、寧寇、玉門、墨離、豆盧、新泉），沙州的主要軍事力量正是常駐邊防軍“豆盧軍”約4300人。豆盧軍的主要兵員為降伏唐朝的吐谷渾番兵——豆盧這名字有點怪，其實就是因為它就是出于吐谷渾語，意為“歸義”。

在太宗、高宗乃至玄宗前期，突厥和吐谷渾基本上已經是被大唐打得半死不活了，而吐蕃還是個成長中的楞頭青，因此大唐在西域一直獨孤求敗，甘州（張掖），肅州（酒泉），沙洲（敦煌），瓜州，涼州（武威），蘭州，伊州，西州，庭州，廓州，鄯州，河州，岷州均是唐在西域的重要城鎮和半軍事要塞，在令高仙芝“一敗成名”的怛羅斯之戰前，大唐的擴張達到了頂峰。

安史之亂爆發后，玄宗倉皇逃往成都，兒子肅宗卻在靈武即位，于是玄宗就很莫名其妙的“被太上皇”了，從此基本退出歷史舞臺。考慮到西域戰亂不斷，軍隊的戰斗力很強，很沒有安全感的肅宗便命令西域諸軍迅速勤王，一夜之間，大唐在西域的15萬主力精兵奉命東進，西域立時處于軍事真空狀態。

本來在青海，哥舒翰的對吐蕃作戰打的有聲有色，吐蕃一時還要躲著這位名將走路，但大亂之中，高仙芝、封常清、哥舒翰等堪一戰的大將們因為朝廷失策，陸續死于非命，吐蕃實在是不下手都不好意思，終于在乾元元年趁勢北上，逐漸頂不住的朝廷被迫在寶應二年設立了一個神奇的職位“河已西副元帥”(無風注：這名稱沒寫錯。)，這職位有點像明朝的遼東經略使，不過比經略使還要更慘的是，連像樣的正規部隊都沒有，主要任務是整合河西、北庭、安西三地的殘余唐軍，抵抗吐蕃的攻勢。

雖然初期的抵抗取得了一定成效，但首任的河已西副元帥楊志烈在永泰元年在涼州抵抗吐蕃時，由于“士卒不為用”，只得往甘州逃命，于途中被沙陀人所殺。隨后大歷元年，吐蕃人攻陷河西重鎮甘州，肅州。再第二年，作為楊志烈族弟而繼任的河已西副元帥楊休明戰事繼續不利，只得“轉進”到了沙州。由于吐蕃控制了大片中間地帶，因此河西，安西，北庭三地唐軍互相失去聯系，只得各自為戰。

楊休明大約死于大歷二年，當時的河西觀察使周鼎被迫挑起大梁。在之后的十余年間，唐軍在河西走廊的各個要塞和城市都在孤立無援的境地下為吐蕃逐一擊破，最后周鼎發現，自己真正能夠控制的也只限于沙州這最后一鎮。

從大歷五年(770)開始，沙州就一直持續受到吐蕃圍攻，周鼎一邊固守，一邊不斷嘗試向大唐名義上的盟友回鶻求援，但是很明顯，如果屠了兩回洛陽的回鶻都靠得住，母豬肯定會上樹了。看到城中糧草將盡，周鼎打算焚城，率領軍民突圍東進。即使在對當時情況了解不多的李曜看來，這也是個非常不靠譜的決定——可以參考攜帶軍民南下的劉備所遭遇的當陽長坂追擊戰。因此周鼎的決定立刻引發了沙州軍隊的意見分歧，具有強烈國家榮譽感的部將們認為一旦放棄沙州，沙州將“永不為唐土”。意見分歧隨即導致暴力沖突，最終的結果是安西都知兵馬使閻朝“縊殺周鼎”，率領軍民繼續抵抗。

周鼎被殺之后，確實沒人再主張突圍了，但是軍糧的問題仍然沒解決。閻朝只好下令“出綾一端，募麥一斗”，搞了一次內部的石油換食品運動，可能大唐這時候的愛國情緒還比較濃厚，結果居然是應者甚眾。但即使是這樣，到建中二年（781）的時候，沙州還是彈盡糧絕了，面臨絕境。閻朝努力做到了最好——他和吐蕃的大將綺心兒鄭重約定，獻城沙州民眾將不會被外遷后，方才同意投降——這讓李曜想起《天國王朝》里和薩拉丁相約、守衛耶路撒冷的巴里安。

于是十一年的沙州圍城至此終于結束，雖然最終難免陷落，但是城中的漢人大姓張、李、索等氏族都沒有流離失所，保存了日后能夠讓歸義軍光復沙州的星星之火。

沙州陷落之后，當地民眾雖然沒有被驅逐，面臨的也是噩夢一般的日子——如果僅僅是換個節度使那也就罷了，問題是，吐蕃是個奴隸制的國家！(無風注：實際上一直到1950年西藏解放前，西藏還仍然遍地是農奴……)

結果毫無疑問，吐蕃人視漢民為賤民，在河西諸城生活的漢人被告知，走在大街上遇到吐蕃人時必須彎腰低頭，不得直視。對待奴隸，奴隸主們當然不視其為生命，而是把自己的利益最大化，“丁狀者淪為奴婢，種田放牧，贏老者咸殺之，或斷手鑿目，棄之而去”的情況比比皆是。

為了斷絕當地漢人和中原唐朝的血脈和情感聯系，吐蕃人還要求漢民不得穿著漢族服裝，必須如吐蕃人一般，辮發左衽(無風注：漢服均是右衽，即衣服左領壓住右領，對面看是個y形狀，少數民族正好相反。這是由于漢族以右為尊，少數民族以左為尊，要把尊的一邊掩起來。對于漢民來說，左衽的只有兩種人，死者或者蠻夷，所以在一些漢人畫作里面，有時能看到左衽的人，其實那是暗指已經去世的人)。每年的春節是漢人唯一被準許身著漢服的日子，沙州的漢人在家里穿著漢服祭拜祖先，都痛苦得淚流滿面。

建中元年(780)，當時的太常少卿(禮部負責祭祀的官員)韋倫在奉命出使吐蕃后，路經隴西一帶返回長安，一路見當地漢人“毛裘篷首，窺覷墻隙”，有人哭泣、有人向東跪拜、還有人密奏吐蕃在當地的虛實，盼望唐軍前來收復失地。

但是很可惜，四十多年后，唐軍依然沒來。

穆宗長慶二年（822年），大理卿劉元鼎前往吐蕃會盟，路過龍支城（青海樂都），有上千名老人沿路拜泣，自稱是當年被俘的唐軍，問當今天子安否，“子孫未忍忘唐服，朝廷尚念之乎？兵何日來？”

一個“未忍”，道盡多少艱辛，不知聽到這些話的劉元鼎，是難過、尷尬，還是無奈？

這一切，一直到張義潮舉起光復沙州的大旗，才得到改變。

和后世橫跨亞歐大陸的蒙古帝國有相似之處的是：吐蕃人同樣善戰（確實給唐造成了極大的困擾，并且攻占過長安）、也同樣不善于管理。河西之地，本來土地并非貧瘠，在大唐統治時曾經修筑過很多水利和農業設施，但吐蕃統治之后，開始逐年荒蕪。

同時，大唐在由盛轉衰時，幸運地出現了一代名相李泌。李泌是中唐時杰出的政治家，歷玄宗至德宗四代帝王，始終進退自如。在李泌的政策指引下，唐與回鶻、阿拉伯、南詔等國共同結盟、構建起了針對吐蕃的包圍圈，吐蕃從此在政治上進入絕境，無力擴張。不能擴張，也就無法掠奪，不善經營管理領地帶來的惡劣后果開始變得尖銳起來。

會昌年間（841-846），由于連年災害，吐蕃發生了大規模的饑荒，餓殍遍地。會昌二年，吐蕃贊普郎達瑪遇刺，死時無子，內臣立了他妻子綝氏的一個內侄名叫云丹的為新贊普（這人選離譜得真是太遠了），自然引起多方不服，從此吐蕃陷入內戰。

在內戰中取得階段性勝利的人是原吐蕃大將尚恐熱（又名論恐熱），在擊敗了主要對手之后，尚恐熱自封為吐蕃宰相，縱兵大掠河西，“殺其丁壯，劓刖其羸老及婦人”。

大唐看出吐蕃的窮途末路，在國力衰敗的情況下仍試圖派兵向西小規模進軍。大中元年(847)五月，河東節度使王宰率代北諸軍，于鹽州大敗尚恐熱所率吐蕃軍。次年十二月，鳳翔節度使崔珙奏“破吐蕃，克清水”，并一舉收復了原州、石門等六關和威州、扶州。吐蕃的兇殘和唐軍的局部勝利，刺激了張義潮最終發動了沙州起義。

張義潮，生于貞元十五年(無風注：實際上歷史考證認為只是這一年“前后”，本書里只好定論，但請注意這只是小說之言。)，沙州敦煌縣神沙鄉人，是沙州陷落后在吐蕃的統治下成長起來的新一代。張氏在河西，是名門望族，世居沙州，張義潮的父親張謙逸曾在朝為官，官至工部尚書。張義潮一代有史料記載的張氏兄妹共三人，長兄張義譚，相對低調的一個寬厚長者，一直自愿隱身于張義潮身后；姐姐張媚媚，出家為尼，法號了空；另外的幼弟，就是張義潮。

據傳言，張義潮最崇拜的人是高仙芝部下的第一大將封常清，立志以封常清為榜樣，曾一筆一畫地抄寫封常清在安史之亂中被誣陷處死前所作的《封常清謝死表聞》。耳聞目睹當地漢人被壓迫的悲慘生活，張義潮對吐蕃統治下的沙州現狀極為不滿。但是由于吐蕃之前的高壓統治，一直隱忍到五十歲。

張義潮自幼習文練武，極有謀略。按照張家自己略帶夸張的記載，是“得孫武、白起之精，見韜鈐（古代兵書《六韜》、《玉鈐篇》的并稱，泛指兵書）之骨髓”。當此時機，張義潮“知吐蕃之運盡，誓心歸國，決心無疑”。

張義潮起義的核心力量來自于三方面：望族、僧侶和當地豪杰。當年沙州陷落的時候，名門望族的保全為起義提供了充足的物質準備；僧侶的協助擴大了起義在民間的影響力和認同感；而豪杰成為了起義中的中高層骨干領袖，在張義潮和普通民眾的中間層級起到了很重要的紐帶作用。另外，作為兄長的張義譚也參加了起義，并起到了一定的領袖作用，也成為張家“雙核心”之一。

大中二年（公元848年），沙州起義爆發。義軍趁城內吐蕃兵力空虛之際，發動突然攻擊，“漢人皆助之”。吐蕃軍在慌亂之中沒有組織起有效防御，竟然被逐出城外，之后雖然不甘心進行了多次反撲，但終于沒能奪回城池的控制權。在某些傳說中還有“啟武侯之八陣，縱燒牛之策”的說法，李曜也曾聽說，但他顯然不信——他自己還能“引天雷”呢。

沙州光復之后，借此事件的影響力，河西地區的漢民起義此起彼伏，先后都和張義潮取得了聯系，并陸續歸附。張義潮作為起義的發起者和領導者，實際上已成為沙州最高軍事和行政長官，他不得不開始考慮后續對策。

在起義之前，張義潮就已經明確的將“歸國”作為口號。起義之后，一方面義軍要面臨吐蕃反撲的壓力，另一方面需要將“歸國”的策略延續到底，張義潮決定向長安的朝廷派遣使者，傳遞河西光復的消息，并尋求朝廷正規軍的軍事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