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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說來，文化越是落后，就越有希望？

也不見得。

事實上春秋五大國中，文化最落后的不是秦，而是越。所以，越的興起非常迅速。從閃亮登場到滅亡吳國，只用了二十一年。然而勾踐死后直到滅亡，越都停滯不前，乏善可陳。他們的崛起和輝煌，跟另一個華夏化的蠻夷吳一樣，都只在頃刻之間，可謂曇花一現。

持續(xù)輝煌的是楚，最后勝出的是秦。秦滅了楚，楚滅了越。楚滅亡越，是在商鞅變法之后沒多久。這是一個臨界點，也是一個分水嶺。此后，楚便開始走下坡路，秦卻如奔馳的駿馬、飛駛的列車，風馳電掣，一往無前，幾乎沒有誰能夠阻擋他們的步伐。

秘密莫非就在于此？

正是。

憤而崛起

秦的崛起確實始于變法，而變法是被逼出來的。

這一點，秦孝公在他的“求賢令”中說得很清楚。他的說法，叫“諸侯卑秦，丑莫大焉”。因此，如果有誰能“出奇計強秦”，孝公愿意“與之分土”。11

秦，真被諸侯看不起嗎？

是的。比如公元前632年的城濮之戰(zhàn)，秦既是參戰(zhàn)國，也是戰(zhàn)勝國。然而一個半月后的踐土之盟，與會的不但有霸主國晉，有同盟國齊、宋，還有中立國和戰(zhàn)敗國魯、蔡、鄭、衛(wèi)、陳，卻沒有秦。12

沒有也不奇怪。事實上，秦君雖然已被周天子正式冊封為諸侯，諸侯卻并不把他們看作諸侯，也不愿意跟他們平起平坐。結果，是秦人沒資格參加“中國”的盟會，哪怕這時的秦君是穆公。后來被追認為春秋五霸之一的秦穆公，在當時恐怕是被看作暴發(fā)戶的。老牌的、正宗的華人華族，哪里看得起這樣的“半吊子”。13

這當然是一種歧視。

幸運的是，面對歧視，秦人沒有垂頭喪氣，沒有怨天尤人，更沒有自甘墮落，他們的選擇是奮發(fā)圖強。

圖強的第一步，是找出受人歧視的原因。

原因也有兩個。

第一是文化落后。比方說，商鞅變法之前，秦人的生活方式，還是公公婆婆、兒子媳婦、兄弟妯娌都住在同一間屋里。這當然多半是游牧時代住帳篷的習俗，但在“設男女之大防”的華族眼里就不文明。14

第二是政治混亂。從公元前425年（也就是古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和晉國大夫趙襄子去世那一年）起，秦國四十年間不得安寧。一個國君（懷公）被迫自殺，一個太子（獻公）不能繼位，還有一個國君（出公）和他的母后一起被殺，并沉尸深淵。結果，是魏武侯趁秦國內亂之機，奪回了被秦穆公搶走的一大塊地盤。15

文化落后，當然因為他們原本是蠻族；政治混亂，則因為貴族專政擅權，國君大權旁落。因此，商鞅變法的核心思想，就是君主專制和中央集權。

變法的具體內容，我們在《從春秋到戰(zhàn)國》一書中已經說過。簡單地說，就是廢領主制，行地主制；廢封建制，行郡縣制；廢世襲制，行任命制。廢領主制，原先隸屬于貴族的臣民直屬中央，人民就是國君的。廢封建制，卿大夫的采邑變成郡縣，土地就是國君的。廢世襲制，所有的官員都由中央任命，權力就是國君的。土地、人民和權力都集中到國君手里，當然是集權。

集權以后的國君，手里就有了指揮棒。這根揮灑自如的指揮棒，就叫“軍功”。有軍功，農民也能封侯；無軍功，貴族也沒面子。于是秦人個個“勇于公戰(zhàn)，怯于私斗”，也就是只為國君戰(zhàn)斗，不為自己戰(zhàn)斗；只殺外國人，不殺秦國人；只為高官厚祿殺人，不為蠅頭小利殺人。16

殺人機器呀？

正是。秦國的軍功是按人頭計算的，殺敵一人晉爵一級。只要拎著敵人的腦袋來，就可以邀功請賞，一手交錢一手交貨。這樣的“虎狼之國”，哪里還有對手？17

六國之敗，也就理所當然。

顯然，沒有商鞅的變法，就沒有秦國的崛起。問題是郡縣制度非自秦始，楚、晉、齊，都比秦早。變法的也不是只有秦一家。魏的李悝（讀如虧），楚的吳起，也都比商鞅早。那么，最后勝出的，為什么是秦呢？

也許，這里面有文化的原因。

文化對于一個國家和民族的影響，是很奇怪的。大體上說，是太少了固然不行，太多了也有麻煩。越，就吃虧在文化太少；楚、宋、魯，則吃虧在太多。宋是殷商故國，魯是周公之后，楚則是撿了便宜。春秋時期，周的王子朝叛亂。兵敗之后，他攜帶王室的大量典籍、器物、知識分子和科技人員前來避難。結果，原本是“蠻夷之邦”的楚，成為華夏文明的第三個重鎮(zhèn)。

于是，儒家生于魯，墨家生于宋，道家生于楚。

秦有什么呢？

一片空白。

有空白，就會有人來填補。填補秦國文化空白的，就是法家。法家是沒有地域性的。誰肯出大價錢，他們就為誰出謀，為誰劃策，為誰賣命。李悝為魏相，申不害為韓相，吳起奔楚，商鞅奔秦，都不足為奇。

然而最適合法家的還是秦。

法家在先秦諸子中是比較異類的。儒家、墨家、道家，都是理想主義者和復古主義者。道家向往太古，墨家向往禹世，儒家向往東周。法家卻是實用主義者和功利主義者。他們的主張，是面對現實，規(guī)劃未來。因此，道家講天道，墨家講帝道，儒家講王道，法家講霸道。

法家講霸道，秦國要圖強，自然一拍即合。

何況秦的民風原本彪悍質樸。直到戰(zhàn)國，他們的藝術也不過是敲瓦罐兒再加吼唱。這說明秦人并沒有被華夏文明雅化。沒有雅化，也就沒有軟化，正好訓練為生產工具和殺人武器。甚至就連秦的人才匱乏也成了優(yōu)勢，因為可以招聘四方，廣納天下；而重用客卿的結果，則是進一步打擊了貴族，加強了君權，可謂一箭雙雕。

于是法家大顯身手，大展宏圖。其實他們的王牌，無非君權至上；手段，則無非高官厚祿和嚴刑峻法。重賞之下，必有勇夫；高壓之下，必有良民。商鞅和孝公有此霸王條款和軟硬兩手，便不難把秦國變成一家農場和一座軍營。舉國上下，步調一致，紀律嚴明，令行禁止，雷厲風行。只要國王一聲令下，便猛獸般地撲向敵人。

這樣一種蠻不講理的橫行霸道，也是沒人擋得住的。

歷來就被華夏諸侯看不起的秦，最終咸魚翻身。而且這條小小的咸魚，還吃掉了所有的大魚。現在他們要做的，已不是為華夏文明輸血，而是換血。

秦始皇革命了。

一號文件

革命是在滅齊以后。

齊，是最后被滅的王國。此前，韓、趙、魏、楚、燕，都已經變成了秦的郡縣。齊國并入秦的版圖后，“中國”就不再是多個國家，而是一個國家。這可是從來就不曾有過的事，也標志著一個新時代的開始。在這樣一個時候頒發(fā)的命令，便堪稱“一號文件”了。

一號文件的內容，是嬴政的名號。

名號確實是重要的。名不正，則言不順。嬴政要求更改自己的名號，也有道理。因為他的成功，確實“上古以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如果還像以前那樣仍然叫王，則何以“稱成功，傳后世”？

于是朝野上下，一致同意更名。

但怎么改，卻有不同意見。

群臣和博士們的建議是叫“泰皇”，這其實是沒有辦法的辦法。因為此前人主的最高稱號，一是王，二是帝，三是后（本字為“后”，不是繁體字“前後”之“後”的簡寫）。夏代稱后，商代稱帝，周代稱王。現在，夏商周都已是明日黃花，后也好，帝也好，王也好，豈能再用？

那么，有更高級的稱號嗎？

有，皇就是。三皇之后是五帝，五帝之后是三王，三王之后是五霸。五霸低于三王，三王低于五帝，五帝低于三皇。由此可見，皇最高級。三皇中，泰皇又最尊貴。以此為號，嬴政應該滿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