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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離開那家只工作了三年多的公司已經十幾年了，但因為老板大衛幫過我一個大忙，近來我越來越希望能聯系上他，以找機會表示一下感謝。終于，原同事瑪格麗特幫我實現了這個愿望，但得到的卻是個很意外的消息。想象中愉快地按通電話，先讓他猜猜我是誰，然后再發去幾張全家福的情景，沒有立刻發生。

大衛出事了。我需要想一想話該怎么說。

跨入新世紀的那年金秋，我得到某國際酒店集團的工作機會，但整件事情純屬偶然。當時，我因不習慣原公司的企業文化而去意漸濃，經常上《芝加哥論壇報》瀏覽招聘廣告。豆腐塊大小的地方，密密麻麻都是招聘信息。一次我看串了行，給一個壓根兒沒想申請的號碼發了簡歷過去。出人意料的是，幾天后我接到了電話約談，與未來的頂頭上司阿斯塔進行了一番交流。盡管并不具備所要求的行業經驗，我還是收到了她的面試邀請。也許是服務行業的原因，同事們都非常和善優雅，直言對我的背景無可挑剔。而對于我，最重要的是，公司愿意為我申請綠卡。

面試進入到最后環節，阿斯塔帶我去見她口中的大衛，部門的北美大區老板。與慣常辦公室的布局不同，他居然背沖著門坐，寬大的皮椅上露出半截肩膀、挺括耀眼的白襯衫，以及一頭與年齡極不相稱的孩子似的淺色金發。他聞聲轉過椅子，欠起高大的身軀，用同樣寶貝藍的眼睛打量了我幾秒，漫不經心地伸出手來握了握。

大衛并無興趣多說些什么，毫無遮攔地告訴阿斯塔“你決定吧”。由于公司結構設置的原因，cfo位缺，大衛名義上為controller，實則集二職于一身。盡管我應聘的只是個芝麻粒大小的senior，他還是太傲慢了點。我猶豫了三天才接受，就是對這位大頭沒有好印象，擔心他難伺候。因為一旦遞上綠卡，等于賣給那里，我有期待，也有不安。上任伊始，我發現自己有選擇辦公室的自由，一間在大衛隔壁，一間在下層商務中心，毫不猶豫就去了后者，想盡量避免跟他抬頭不見低頭見。

說到正事，我面臨的是個爛攤子。酒店總部在瑞士，美洲分部剛從紐約遷來，馬上還將與新加坡合并，因為使用不同的會計制度，系統之間尚未聯網，金融財務方面的工作堆積如山。我的桌上擺了三臺電腦，一臺連紐約，一臺連芝加哥，一臺連蘇黎世，腳邊還有一臺連新加坡，電纜線縱橫交錯，就好像《小靈通漫游未來》里描述的場景。難怪大家對我都那么友好，是為有人來分擔而高興吧。我每天從公寓門口乘車直抵市中心，扎入樓群后經由地下通道即達辦公室，早晨便開始惦記一天的活計，晚上仍想著還沒完成的任務，星星和月亮即使掛滿天空也沒時間抬一下眼簾，太陽就更難得一見了。

阿斯塔是位出生于非洲、在美國南方長大的中年女子，上等黑寶石般美艷。她本人是基督徒，卻嫁了個穆斯林大學同學，男方為回中東接受家產，不辭而別。大衛與她因工作關系相識多年，邀她離開舊地重新開始。但芝加哥的冬天讓她措手不及，加之工作壓力，造成她比較情緒化，在她手下干活一度艱難。

有一次她把東西算錯了，影響到一份綜合報表的結果，可她卻要求修改我做的那部分。我小心地提出異議，她非但不聽還指責我不懂合作，最終我忍無可忍跟她吵了起來，揚長而去。事后我難免惴惴，不料她卻先向我道了歉，說是大衛提醒了她：“那中國丫頭敢跟你吵，一定有200%的把握。”大衛在意的只是我們源源不斷提供給他所需要的數字。

酒店近水樓臺，忙碌之余，吃吃喝喝成為我們犒勞自己的最好方式。記得第一次是入職不久，在一家很知名的西餐廳，大衛紳士地為我倒上一杯酒，以彌補前日歡迎午餐的簡陋。喝酒是我的死穴，從來碰到酒局我就頭大，加上他一本正經的神色，更讓人緊張。他誤會了，吩咐服務生：“請換一種她喜歡的。”幸虧有其他酒鬼同事，眼疾手快接下來，容我以果汁濫竽充數。

第二年初夏，我的綠卡申請如約遞交。盡管仍然忙亂，但心里一塊石頭終究落了地。可惜好景不長，很快發生了一件震驚世界的大事。

9月11日早晨，我像平常一樣來到公司。大衛的秘書，年逾五旬的羅娜，情緒激動地沖過來，高聲驚呼紐約世貿大廈被恐怖襲擊了……我辦公室幾米遠的外墻上就掛有一臺當時還不多見的薄型大屏彩電，腳踏質地柔軟、色彩斑斕的地毯，耳邊回蕩著沁人心脾的音樂，目光所及之處滿是橘色的燈光，千里之外的慘劇讓我毫無概念。

正當我茫然地看著濃煙滾滾的畫面，后來被反復播放了逾千萬遍的一幕出現了：視野中又鉆出一駕飛機，筆直地飛向雙子塔，橘紅的火球和烏黑的蘑菇云一瞬間騰空而起，剛剛還亭亭玉立的南樓就像一個破火柴盒一樣被撕扯開了……晃動的鏡頭、驚呼的記者，和身邊徹底歇斯底里的羅娜，看得我目瞪口呆。

我這才了解到，羅娜外表看似白人，其實生于伊朗，兒時與家人逃到伊拉克，最后以難民身份落腳美國。她熟知戰火與殺戮，對故土感情復雜，很敏感此次事故是何人所為，難怪痛徹心扉。表面看每個人都好好的，原來都挺苦大仇深。大衛聽著羅娜的哭訴，臉上沒有了那種捉摸不定的神色，為她端來一杯冰水，待她稍顯平靜后，示意一男同事叫來出租車，送她回家了。

那天之后的世界便不同了。首先美國的旅游業陷入癱瘓，輻射到歐洲、中東，公司的營業一落千丈。禍不單行，接下來亞洲爆發了sars，香港、新加坡、韓日、中國無一幸免……集團旗下的生意全線告急，但維護那些龐大的不動產，卻是一分錢也沒少花。

我自己的情形也急轉直下。一天下班前，阿斯塔進來關上門，告訴我說由于公司收入滑坡，員工綠卡申請全部被無限期凍結，換句話就是不能辦了。這之于我簡直是個晴天霹靂，與親睹航班175引爆世貿大廈同樣驚駭，我一籌莫展，惶惶不可終日。更糟糕的是幾天后，人事部經理維姬不是打電話，而是派人來叫我去一下。我猜鐵定要被裁了，立刻想好晚上必須去女友小劉家吃飯。她隨丈夫來美國，沒下飛機就有綠卡，我都快流落街頭了，不蹭她蹭誰呢。

維姬面露難色，擠牙膏般跟我解釋，綠卡停辦，本質就是錢的問題。除此之外凡她能做到的，一定盡力協助。我一下就聽明白了，轉憂為喜，馬不停蹄地聯系到一位華人律師。他收費合理，并安慰我不要上火，可謂峰回路轉。我又恢復哼著歌的快樂模樣了。讓我意想不到的是，很久以后一個偶然的機會，才聽羅娜說起，大衛得知我的麻煩后，親自打電話給人事部門協商。不知對方說了什么，惹得他大發雷霆，拋出一句“我不管，反正你得給那個中國丫頭搞定綠卡”，然后摔了電話。大衛背后總叫我“the chinese chick”，其實我早過了小丫頭片子的年齡，只是亞裔普遍顯得年輕他們猜不出來吧。

原來如此，難怪人事部經理接待我時那么不自然。雖然我工作很勤奮，但也并非不可取代，居然是一直敬而遠之的大衛為我爭來寶貴的機會，否則我不知還要走多少彎路。當大衛得知我自己付費后，依然不滿，認為只在員工身上省錢并不公平。后來阿斯塔告訴他私人律師辦得更快，他才哼了一哼。

大衛除了身為賬房總管，也是酒店管理和并購方面的專家，隨著經濟形式的好轉，他跟公司的摩擦也逐漸明顯。比如他反對大規模地兼并擴張，力主對工會態度更加強硬。在他看來，某些有著濃郁歐亞背景的高層，對美國社會的理解存在偏差，故常使下面的工作舉步維艱。

不久，當一個可能裁員的消息傳來時，盡管依依不舍，我仍去另尋了他路。新的公司屬于高科技類，完全是另外一種氛圍了。后來聽說大衛也另謀高就，搬回老家的一座大城市去了。

但我與酒店的幾位前同事一直保持著聯絡，市場部的瑪格麗特就是其一。讓我驚訝的是，提到大衛，大家對他的評價都非常之高，認為我碰見這樣的老板運氣很好。與我同批申請綠卡的人中，不是被迫離境，就是費力地調換工作，留下的也歷經曲折才安頓下來。

然而，這次瑪格麗特帶給我的最新消息是，大衛去年被以瀆職罪被起訴了。

原因是，大衛擔任財務總監的某豪華酒店的資深運營者兼開發商，授意他挪用四十八萬美金公款，支付自己的房產稅。之前總經理因提出反對已被解雇，迫于對方位高權重，大衛違心地劃出了這筆錢。東窗事發后，他雖因配合檢方作證得到緩刑，但會計師資格被取消，若干年內不能從事相關工作，對于他的年齡，幾乎就是永遠了。

記得多年前我在那所普通的州立大學讀書時，一次教稅法的老先生因某話題有感而發，講過大致這樣一段話：你們以后當會計，總要與金錢和上司打交道，會看到不想看到的事情，陷入怎么做都是錯的境地。所以大家一要用好判斷力，二要自求多福。

回想起來，這就叫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大衛知法犯法，已經付出了高昂的代價，我就不予評說了。對于幫助過我的事，估計他早已忘記，但補上當年從未對他當面說出的謝謝，是我唯一需要去關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