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門，但他沒考慮到出來的時候，反間司的人已經回到車里盯梢了。布蘭登本來想立即逮捕他，但羅克韋爾不同意，擔心引起克格勃的警覺。

“所以我們讓他安靜下來了。”布蘭登說，從盤子里拿了一小塊葡萄干蛋糕。

在他們這一行里，“安靜下來”只有一個意思。彼得點點頭，“能查出‘海藻’跟里耶夫站長說了什么嗎？”

“不能完全確定，所以我們想需要你從里面聽聽有沒有什么動靜，新指令，異常的人員調動之類。”

“我會留意的。”

彼得等了一個多月才有機會“留意”。情報站的文件和檔案并不存放在使館的檔案室里，而是用一個專門的保險箱儲存，定期銷毀，需要保留的就放在外交包裹里發回莫斯科。彼得在這些函件往來記錄里發現倫敦站曾經給總部寄過錄音帶，就在“海藻”接觸里耶夫站長之后兩周，不過接下來都再沒有寄出過文件，證明“海藻”偷出來的東西，終究沒有落到克格勃手里。

彼得擔心錄音里有對自己不利的內容，但情報站沒有保留錄音帶的副本，他也不可能直接去問里耶夫，只能暫時擱置。上次見面過后，軍情六處讓彼得“冷卻”了半年，停止和他接觸，也禁止彼得聯絡情報官。因為離上次大張旗鼓地抓捕內奸才過去不久，如果又有文件外泄，莫斯科很可能會放出獵狗，現在彼得最不需要的就是把瓦西里引到這里來。

從表面上看，倫敦站一切恢復正常。軍情六處停止抓捕在英活動的蘇聯間諜，制造出失去信息來源的假象。使館里也沒有人談起那個譯碼員，好像他從未存在過一樣，盡管他的個人物品還放在原先的辦公桌上，無人收拾。彼得安靜地潛伏在那里，觀察著每一個人，把他們逐一放進大使館和情報站的權力關系圖譜里。他跟司機、電工和負責打掃的牙買加移民都很熟絡，這樣他就可以隨時得知大使和站長的去向。假如有神秘的莫斯科訪客從天而降，彼得也會從愛抱怨的司機那里聽說。

一切都在掌握之中，倫敦站現在是他的小小鳥巢了，就像二十多年前在亞森捏沃的小公園里，在父親的引導下觀察鄰家小孩們。像任何一個稱職的間諜那樣，彼得在使館里并不受歡迎，也并不惹人討厭，他只是不起眼，如同影子，或者放在墻角很久的舊家具，不會有人特地留意他。

彼得的下一個目標是坐上倫敦情報站的第一把交椅，既是布蘭登為他設定的路線，也是他的個人決定。他越有權力，就越不容易被揭發，那種被克格勃深深釘入等級制度里的畏懼會反過來保護他。無論怎么看，尼基塔·里耶夫都不會在倫敦待很久了，彼得預計他新年之后就會被召回莫斯科，分配一個榮譽性的閑職，職業生涯就此結束。他走了之后，彼得就是新站長的最佳人選。

然而到了1979年12月，計劃落空了。蘇聯突然出兵入侵阿富汗，迅速占領了喀布爾，一腳踩進戰爭的流沙里。北約國家紛紛跳起來譴責莫斯科，外交風暴席卷使館和各地情報站。克格勃第一總局的注意力立即轉向了中東，外勤們向喀布爾和鄰近國家聚集，像水蛭蠕動著爬向流血的傷口。里耶夫的調動令一再延后，總部還是希望留一位經驗老道的情報人員坐鎮倫敦。彼得終究是太年輕了，莫斯科不放心在駛入雷暴的時候把船舵交給三十歲不到的小鳥。

最后，1980年新年到來的時候，里耶夫沒走，反而是布蘭登離開了倫敦。從1973年在馬賽的首次會面算起，七年已經過去了，彼得至今還是不知道他姓什么，甚至不確定布蘭登是不是他真正的名字。這位三十三歲的英國情報官被調往華盛頓，沒有透露具體是什么職位，但彼得猜想多多少少和中情局有點關系。兩人沒有機會道別，彼得是在布蘭登抵達美國后一周才被告知這件事的。卡羅琳·羅克韋爾成為了他的新情報官，彼得對此沒有意見，羅克韋爾精通俄語，彼得總算可以用母語來做每周簡報，而且這位蘇聯司司長非常了解克格勃和蘇聯官僚怪異的思考方式，時常令彼得驚訝。她也會為彼得準備茶和食物，不過那些曲奇餅、小蛋糕和薄荷糖孤單地呆在餐盤里，無人問津。

隨著阿富汗戰爭越拖越長，駐外情報站也在被害妄想癥里越陷越深。偷偷把文件帶出使館變得困難了，沒過幾個星期，連彼得本人想在工作時間外離開使館也沒以前那么容易了。里耶夫站長堅信軍情五處和六處已經把使館團團包圍了起來，命令外勤們用木板釘起臨街的所有窗戶，辦公室成了一個充滿香煙煙霧的漆黑地獄，空氣滯悶，汗味參雜著食物腐壞的臭味，但怎么也找不到異味的來源。報紙頭版都是喀布爾戰況，套在不合身制服里的蘇聯士兵，背景是荒漠；還有聯合國催促蘇聯撤軍的決議，和所有人的情緒形成鮮明對比的是，贊美著一個接一個勝利，仿佛來自一個不同的世界。

1980年2月17日，站長里耶夫接到了總部的電報，命令他讓手下的線人和特工“進入冬眠”，這很不尋常，通常只有在重大情報泄漏的時候總部才會指示線人“冬眠”，而倫敦站最近并無異常，彼得給巴黎站和就近的布魯塞爾聯絡站打了電話，那邊也風平浪靜。他和里耶夫商量了一下，決定按總部說的做，發出了暫停所有情報搜集活動的指令。彼得坐立不安地等到傍晚，回到家里，把一盆鐵線蕨從廚房挪到臥室的窗臺上，這是緊急聯絡的信號，軍情六處的人會定期觀察彼得的窗戶，沒有鐵線蕨就離開，有的話就立即報告羅克韋爾，但彼得不知道這些人每天什么時候來，或者每周來幾天，只能干等著。

2月18日早上，彼得接到電話，總部讓他去一趟巴黎，有一個突發的打獵任務需要他處理。這也不太正常，彼得已經好幾年沒當過獵人了，升職的一大好處就是不必再承擔這些要挽起袖子親自弄臟雙手的任務。但總部十分強硬——話又說回來，他們就沒有不強硬的時候——聲稱不信任其他外勤，上頭的人指名要安德烈·奧爾洛夫的兒子。

他買了渡輪票，在碼頭徘徊，拖延上船時間，希望羅克韋爾能找到辦法和他迅速說上兩句話，但情報官始終沒有出現，也沒有六處的人靠近。船拉響了汽笛，彼得提著箱子匆匆上船，他沒有用化名買票，寄望于軍情六處能順著他留下的面包屑推測出他去了哪里。

渡輪當晚在卡昂靠岸。有人在碼頭等著彼得，這也不是個好兆頭。彼得一度以為自己要被當場打昏帶回莫斯科，差點轉身逃跑，但很快控制住了這些瘋狂的念頭。讓他略微松了一口氣的是，那兩個等著他的人并不是克格勃，只是普通的使館雇員，很客氣，陪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