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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只有一個崔健，沒人再提起崔建軍的名字。醉醺醺的夜晚，男男女女擠在北京地下的一家小酒吧里，胸貼著胸背貼著背，渾身都在冒大汗。崔健擠著嗓子發出壓縮后的聲音，右手飛快掃弦，幾乎要把鋼絲彈斷。他吼著掏心掏肺的歌詞，在這樣躁動的時刻，過往如流云般疾馳而去，呼之欲出。而他只是凝視著那張相片上極其相似的臉，黑白分明不茍言笑的眼睛，隔著書本上的槍林彈雨銳利地穿透記憶。師長、愛人、朋友，對方扮演的角色太多，哪怕他已經足夠成熟獨當一面，見識過如此多的偉大與渺小，依舊無法抹掉那些印記。他不是一個雕在肋骨下方的紋身，是掰開揉碎又溶解的碎片，在青春期里隨著體格一同上竄。崔健不愛看書，除了在那間有雙開大窗戶的辦公室；他不再唱幼稚的情歌，又不自覺地從過去寫的旋律里摘出一兩個和弦。他愛過幾個男女，真心而真誠，不久又分道揚鑣。即便是崔健這樣不愿懷舊的個性，也無法否定那段軍隊歲月對他的影響，正如他無法否定一無所有對他的意義。成都潮濕的雨點連綿不絕，北京的風沙干燥的像飛，風沙同風雪一樣刺骨，不帶半分柔情。

爵士樂就是做愛，他把這句話復述一遍，博來一陣戲謔的口哨。小號和薩克斯纏綿，吉他與鍵盤交頸。他向其他人介紹樂手，我的好哥們，老戰友——一個頗有文革年代下鄉知青味道的稱呼，在摩登北京已顯得十分過時。最后他對自己說，愛我的人，我愛的人。劉元很愛笑，脾氣火爆，俠肝義膽。這張鮮活面孔的主人正蹦蹦跳跳地吹奏心愛的薩克斯，他們眉眼極其相似，又判若兩人。

這世上只有一個劉元，就在我身邊。

十年后他又見到了崔健。體育館里山呼海嘯，他坐在蓋帽警察中間，一身綠軍裝與從前分不出太大差別。他們離的很近，近到能看清崔健汗濕的頭發和敞開領口上的紐扣，看清那個從不遠處突破防線飛奔至舞臺上擁抱他的年輕姑娘的笑臉。崔健的眼神從他身上掃過，像是什么都沒看見。他看的人太多，看他的人也太多了。瘋狂的觀眾蹬破座椅，撕壞海報，撞開大門，卻又無比默契地舉起打火機，黑暗的座席里閃起一簇簇搖曳的火舌，手拉手一齊合唱，連坐在他身邊的年輕警察都悄悄用腳尖打著拍子，倘若不是職責所系，怕是早就沖上臺了。

正如他的名字一樣，他毅然決然地丟下了父輩的愿望與歷史的陰影，添上人字旁，真正自由而健全地為自己而活。崔健沒有在舞臺上提起他同成都的不解之緣，在一首長長的純器樂曲后，他握住話筒，快速掃一眼觀眾，聲音低沉而清晰：「希望我們去年聽到的槍聲，真的是最后一槍。」

在驟然爆發的歡呼、呵斥與尖叫的浪潮里，首長仰起頭。他在千里之外了解年輕人遭遇的一切，北歌、七合板、ado、一無所有、退團……他不見崔健已經十年了，對方的影視資料卻一張不少地按時落在信箱里。他的頭發留長了，在cd封面穿上規整的小西服，半羞澀地偏過頭，牛犢般的眼睛印刷成一片黑色的噪點。他在二十五歲迎來了第二次變聲，不再唱那些膩膩歪歪的翻唱歌曲，一遍遍近乎固執地寫下自由、愛情和理想。樂曲引誘他麾下的年輕軍人蠢蠢欲動，行軍間隙偷摸哼起北方的新潮歌兒。他老了，小崔長大了，琴弦燃起叢叢烈火，把整座場館燒成一片激情的海洋……

南泥灣醉人的旋律從身后襲來，司令員停下腳步，轉身，館墻上張貼的巨幅海報在鼓噪與季風中微微顫動。紅與黑凝固成一張沉靜而倔強的臉，無言地註視眼前的曠野與城市、革命與暗伏、小孩與老人。彼時已是1990年，歷史尾巴在雕像后悄然飛逝，時代把城市滌蕩成一片新鮮的蒼白。它等待著創造，不需要懷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