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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珍妮特和父親決定去法庭公證結婚后不久，父親就獨自一人上了法庭，后來又被關進了監獄。他的工會工作經常使他與警察發生沖突，這一次他是因一起紡織廠的罷工事件而被捕，并被判在布德雷爾監獄關押一個月。

布德雷爾監獄是一所人間地獄。在沙石結構的牢房里既沒有供暖設備，也沒有洗漱設備，只在壁面斑駁的墻角處有一個五加侖大的破桶以及兩個土墩兒壘起來的床鋪，上面有著破舊的草墊子和比糯米紙還薄的毯子。牢房里充斥著惡臭味，沒有水，每天清晨六點鐘，囚犯們排著隊在公共水池旁用涼水洗漱，另一個囚犯還得把裝有穢物的破桶拎到化糞池倒掉，然后再用化學藥品刷干凈。犯人們每周一次集體沐浴，在經歷了一周的石灰坑中的工作以后，這樣的一次洗浴是很及時的。父親在石灰坑中的采石場工作，負責將大塊的石灰石鑿成小塊。

父親習慣了艱苦生活，安娜姑媽早就看出了這一點。父親一直十分健康，他和我體型差不多，身高大約六英尺，體重在七十至八十公斤左右。盡管如此，一個月的監獄生涯還是對他的健康產生了極惡劣的影響，在他被放出來以后，大約瘦了二十斤左右。監獄的一日三餐十分惡劣，早餐是面包片，午餐是面包和稀湯，晚餐還是面包片和一種古怪的混合物，里面有豌豆和牛肉“粒兒”以及其它一些難以識別的混合物。所有的伙食量都極少，父親和他的獄友就靠著每天三片面包度日。奇怪的是，父親總是說那是他吃過的烤得最松脆的面包。由于在采石場工作吸入過量的粉塵，父親總是咳嗽，不過他始終為自己道義上的勝利引以為傲，深為自己能成為工會“殉道者”而自豪。

不過珍妮特并不像父親那樣熱衷此道，她也沒有看出此事的深遠意義所在。她為父親被從監獄放出來以后的身體狀況擔心，同時她也不想再忍受為父親清洗和包扎由罷工糾紛帶來的創傷時的憂心沖忡和切膚心痛。在父親入獄以前，他已經向她求婚了，正式向珍妮特的父母請求他們將女兒嫁給他，珍妮特答應考慮父親的求婚。現在她說只要父親答應她一件事，她就會嫁給他。

于是父親離開了工會。

父親很熟悉邁斯威爾街，他以前曾在那兒講授政治和工會方面的課程。他不想為資本家的公司工作，比如說銀行這類的地方，他把這樣的地方留給了他的弟弟路易；而且他也不能再到工廠去工作，芝加哥大部分工廠都將他的名字列上了黑名單，而那些還沒將他的名字列上黑名單的工廠很可能重新燃起使父親對工會工作的熱情。所以父親在邁斯威爾街上擺了一個小書攤，出售新書和舊書，主要是一些通俗小說，此外還有一些文教用品——鋼筆、鉛筆、本子——以吸引那些小孩子，他們可是父親最好的顧客。盡管小孩子的家長和對政治敏感的珍妮特對父親書攤上那些巴法羅比爾和尼克卡特一類有明顯政治色彩的書很不滿意，父親還是我行我素。好在邁斯威爾街的寬松氛圍使這些政論書不會為父親惹來麻煩。

邁斯威爾大街位于盧普西南一英里處，是方圓一平方英里猶太人聚居區的中心，是從事商業貿易的地區。一八七一年的一場大火，據說起火的原因是奧利爾里先生的一頭奶牛踢翻了一盞燈。在那場大火中，邁斯威爾街幸免于難。在火災之后，流離失所的大批難民潮水般地涌入了邁斯威爾大街，這里的人口密度激增并由此引來了大批商販，他們中的許多人是推著兩輪車的猶太人。沒過多久，街面上就擠滿了留著胡子的猶太長者，他們的長袍下擺在滿是塵埃的木質人行道上擦來擦去，在日光的曝曬下，他們黑色的帽子褪成了灰色，他們整日叫賣著各種小商品：鞋子、水果、大蒜、鐵壺、平底鍋、調料等等。

當我父親在那里擺攤賣書的時候，邁斯威爾大街已經成了芝加哥的集貿中心，無論是富人還是窮人都來這里買東西。小商販的遮雨篷一個挨著一個，密密麻麻以至于走在中間狹窄的過道中就如同穿行在黑暗的隧道中一樣，所以，兩側的商販都掛有照明燈以便讓那些買東西的人看清他們要買的東西——不過那些燈的亮度很差，以防顧客發現賣主的貨物是露出腳趾的襪子、用過的牙刷以及次品襯衫，還有其他許多諸如此類的具有邁斯威爾街特色的商品。我也說不清邁斯威爾街的特色是什么，不過我很清楚它的味道：煎洋蔥的味道，甚至連垃圾箱中焚燒垃圾的味道也遮不住這股特殊的氣味。伴著煎洋蔥氣味的是從熱狗上裊裊升起的熱氣，洋蔥火腿，再配以新鮮的小圓面包，這足以使邁斯威爾街的生活氛圍如同天堂。

父親和他的新娘搬進了位于十二道街和杰菲遜街之間的一間小屋里，這間小屋位于一幢典型的邁斯威爾街樓房里：三層的隔板樓房、瀝青房頂、外樓梯。在每幢樓里大約有九套公寓和八十名居住者，一套三居室的公寓可能住著十二個人。黑勒一家，獨自住在他們的小屋里，和其他二、三十名住戶共用一個廁所，每一層樓只有一個廁所。

我可以想象父親過的是怎樣一種讓人窒息的沉寂生活，工會生活曾經占據了他絕大部分精力，而現在那些都成了陳年舊事。在他擺書攤的地方，資本主義的銅臭氣味甚至比他深惡痛絕的銀行還要濃烈。像爸爸那樣一個閱讀廣博而又富于才智的人，絕不可能體味不出這其中的反諷意味，所以他的全部生活重心都在他摯愛的珍妮特身上，再就是對家庭前景的憧憬。

可是媽媽的體質仍舊十分孱弱，在一九五年為了我的降生，她幾乎連命都搭了進去。一名從邁斯威爾藥房趕來的助產士救了我們倆的性命，后來，那名助產士又以策略性的話語對父親委婉地建議內森塞纓爾黑勒最好是他們惟一的孩子。

然而，那時候有好幾個孩子的大家庭才是理想的模式，結果幾年以后，媽媽死于流產。在助產士趕到以前，媽媽就在爸爸那雙滿是鮮血的臂膀中闔上了雙眼。我想我可能是當時就站在旁邊，目睹了這一情景，或者是爸爸以低沉暗啞的嗓音逼真地向我講述了當時的情景，不管怎么樣，我時常回想起這一幕。媽媽在一九八年逝世的時候，我還不足三歲。

爸爸從不表現出他的悲慟，這不像他那強悍的性格，我甚至都不記得看見他啜泣過，可是失去媽媽是對他的沉重打擊。如果當時爸爸有足可以信賴的親人可以依靠的話，那么我很可能會被一個姨媽或是其他什么人給收養了。我后來才知道，路易叔叔和媽媽的姐妹以及一個兄弟都曾提出要收養我，可是爸爸將他們一一回絕了。媽媽死后，我成了他的全部，是媽媽惟一留給他的紀念。但是這并不意味著我們之間親密無間，盡管我從六歲起就開始在書攤幫忙，我和爸爸還是鮮有共同之處。我們兩個惟一相同的地方就是我們都喜歡看書，不過我看書只是為了消遣，根本無法和爸爸相比。十歲時，我就開始看有關內克卡特的偵探故事和硬皮本的福爾摩斯探案集，隨著歲月的推移，我想當名偵探的愿望越來越強烈。

社區的環境越來越差了。在邁斯威爾街做生意的確有利可圖，可是在那里生活就像生活在惡夢中一樣。我們住的那幢公寓擠滿了一百三十個人，變成了徹頭徹尾的貧民窟，鄰居們都在虎視眈眈地，用艷羨的目光看待我們這一對單租一室的父子。邁斯威爾街附近有很多血汗工廠，這很可能重新燃起爸爸血液中的工會情結，而且這里疾病橫行——在媽媽因流產而去世的時候，街上流感肆虐，爸爸一直認為正是這奪去了她的生命，也許這么想能讓他覺得好過一些。四周還無時無刻不充斥著垃圾箱、廁所和馬廄的臭味。更讓爸爸不安的是，我就讀的那所威爾士學校時常發生械斗事件，盡管我一直小心翼翼地盡量避免不被卷入其中，但是還是經常目睹男孩們用刀或槍進行血腥打斗，而他們絕大多數是七、八歲的孩子，再大一些的孩子就更加無法無天了。當我在威爾士學校平安地度過兩年之后，爸爸宣布我們要搬家了。我想知道什么時候？可是，他說他也不清楚，但反正我們得搬家了。

早在我七歲的時候，我就清楚地知道爸爸不是一個頭腦精明的生意人。出售通俗小說和文具可以提供一日三餐的穩定收入，不過卻存不下什么錢，而且當爸爸過度勞累的時候，他的頭就會疼——一后來我才知道那叫做“周期性偏頭痛”這時候他的書攤就得關上幾天。當然他的偏頭痛是在媽媽去世以后才得的。

盡管爸爸百般不情愿，可是他最后還是去找了路易叔叔。在一個星期日的下午，他去了路易叔叔位于湖畔林肯公園高層住宅樓里的家。路易叔叔現在已經是道維斯銀行的副經理助理了，一名富有而又成功的商人，簡而言之，正巧是爸爸的對立面。當爸爸向路易叔叔請求貸款的時候，他的弟弟回答道：“為什么不去銀行呢？為什么要到我的家里來？而且過了這么多年以后，我為什么還要幫你呢？”

爸爸說：“為了保全你的面子，我才沒去銀行，我不想讓我飛黃騰達的弟弟感到臉上無光，因為他的哥哥是一個衣衫檻樓的邁斯威爾街的小販來懇求他的銀行家弟弟幫忙，這可能會使你覺得不自在的。不過”爸爸加強了語氣“如果你不為此感到難堪的話，我當然可以一趟又一趟地去你的銀行，直到你答應給我貸款為止。也許，你的同事以及那些好奇的顧客不會在意你的哥哥是名衣衫檻樓的小販，還是名無政府主義者，一個工會會員；也許他們也不介意我們兄弟倆都是由一名老鴇養大的，這樣他們就會清楚你的財產和他們的錢一樣，是靠榨取別人的血汗得來的。”

靠著這筆貸款，爸爸在北勞恩代爾附近被叫作“道格拉斯公園”的地方開了一家小書店。前面是個小店面，后面有三個房間：廚房、臥室和起居室，起居室也是我的臥室。最讓我們滿意的是我們有了屬于自己的室內衛生設施。我轉到了黑勒書店對面的拉維森學校就讀。爸爸還是靠出售文具和廉價小說維持我倆的生計，他總共用了十二年時間才還清路易叔叔的貸款，那時大約是一九二三年。

因為爸爸是一個從不袒露感情的人，所以我一直不知道我才是他生活的全部，時至今日，我才深切地明白這一點。我明白他為我取得的每一次好成績而驕傲，而且我現在才明白搬家完全是為我著想，可以換一所安全些的學校，也不用像以前那樣花太多時間為爸爸照顧生意。爸爸仍舊是一個不太精明的商人，他儲備的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書籍要遠遠超出流行小說，在他眼里，只有辛克萊爾叢林那樣的書才算得上流行小說。并且，他始終拒絕在書店里出售廉價糖果和便宜玩具，而這些恰恰可以為他招來更多的拉維森學校里的學生顧客。對爸爸而言，文具和通俗小說是他為以前的理想作出的最大讓步。盡管我們居住在一個以猶太人為主的地區里，父親也堅決不肯出售有關宗教方面的書。對猶太食品的喜愛是爸爸身上惟一有猶太色彩的地方，我也是如此，在這一點上，我們十分相像。

父親想讓我念大學，這是他長久以來的夢想，至于我選擇什么專業，可以聽憑我自己的意愿，他根本不在乎。無論是做醫生，還是做律師，他所希望的只是我能上大學。我想我當一名教師可能會讓他感到高興的，不過這只是我的猜測而已。他對我的職業選擇惟一明確的就是他不希望我成為一名商人，無論是像路易叔叔那樣的大資本家，還是像他那樣的小販，于是我一直讓他安心我決不會走上這樣一條路的。從我十歲起，我想成為一名偵探的愿望越來越強烈了，這是我惟一的理想。爸爸本該像大多數父親應該做的那樣認真傾聽我的訴說，要知道有些孩子在長大以后的確實現了小時候想做個消防隊員的心愿。可惜在我少年的時候，爸爸沒太把我的這一理想放在心上，就像許多父母一樣，他們很少給予孩子們以他們應得的關注，可是在孩子心中有些事是認真的。

在我高中畢業的時候，爸爸得意洋洋地把五百美元交給了我，天知道他花了多長時間才攢下這么一大筆錢的。他告訴我，他不想限制我花這筆錢的方式，不過他希望我能用這筆錢去念大學。為了讓他高興，我在克瑞恩大學讀了兩年。可是在此期間，爸爸的書店生意漸漸走向了下坡路，由于他一個人照看書店，又經常因為頭痛而停業，所以我決定回家幫忙。他希望我在攢足學費以后能再回到學校里去，我告訴他，我認為兩年的大學生活已經足夠了。按以往的慣例，我們不再談及此事，按各自的方式行事。

在我告訴爸爸，我向芝加哥警察局申請職位的那一天，我們兩個發生了第一次爭吵。那是爸爸生平第一次沖我大吼大叫，也是最后一次。在那以后，他又轉向了冷嘲式的輕蔑態度，即使是發生爭執，也是相當低凋的。當時爸爸的態度讓我極為震驚，我想他也同樣被我的反抗行為所震驚。盡管那時我已經二十四歲了，可爸爸還是認為我是一個孩子。不過在他沖我大吼一通之后，他又笑著告訴我：“你決不可能得到這樣的一份工作的，你沒有后臺，又沒有錢，更沒有什么支持者。”我們之間的爭吵就這樣結束了。

我從未告訴過爸爸，是路易叔叔安排我進的警察局，不過這件事爸爸肯定心知肚明。正像他說的那樣，要得到這樣一份工作，要么得有人，要么得有錢。路易叔叔是我在芝加哥認識的惟一一個大人物，現在他已經是道維斯銀行的副總裁了，所以我就去找他幫忙了。

路易叔叔說：“內特，你從未向我要求過什么，這一次卻是個例外。不過我會送你一份禮物的，此外你就別指望從我這里得到其他東西了。盡管放心，我會好好安排這份禮物的。”我問他到底是什么，他說：“我會向aj提到這件事的。”aj就是舍邁克，那時他還不是市長，不過已經是城里的實權人物了。

就這樣我進了警察局，雖然我一直還住在家里，可我和爸爸的關系再也沒有恢復到像以前那樣。我在林格爾一案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使我從一名小小的交通警察一躍成為一名便衣警探。事隔不久，爸爸用我的槍對準了他自己的腦袋。

那把槍就是我今天用的這把槍，我用它在弗蘭克奈蒂的辦公室里打死了一個年輕人。<script>chapter1();</script>