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密室的最里邊是一個和整堵墻一樣大的書架，上面排列著有關爆炸物化學品的書籍、槍械雜志、一個急救箱、兩副手銬、三把長刀，還有一個安裝在三腳架上的機關槍紅外夜光瞄準器。這種瞄準器能將夜間物體所反射出的微弱月光或星光放大5萬倍，其效果可以使，譬如，距離半英里外的燭光看起來和太陽一樣亮。書架的正中鑲了一面窗，寬1英尺，高1.5英尺。幾位行家一眼便知這是一扇“單面窗”，即警署審訊室墻上安裝的那種能從外面看見里面，而不能從里面看見外面的窗戶。但是眼前這扇“單面窗”卻是什么也看不見。

這座鋼筋水泥建筑的外面一扇窗也沒有，為什么倒在里面安了一扇？地堡的主人到底想要看見什么？

布魯恩警官又開始里里外外地踱步。“尺寸仍然不對。”她對另外三個人說，“還差了大約乘8平方英尺的一塊面積，而且就在書架后面。”

克勞德·巴拉迪仔細地觀察窗玻璃四周抹縫的材料。“我知道這玩意兒，高度隔音的。”他用手指關節輕輕地敲了敲“單面窗”，“聽見了嗎？這不是單層，也不是雙層，起碼是三層。”他指的是玻璃的厚度，“也就是說，如果你站在窗戶的另一面，你可能完全聽不見這一面一臺5千瓦發電機的轟鳴聲。”

還沒等他們找到可以進入或窺視“單面窗”另一面的門路，一位值班警員進來向巴拉迪署長報告說，舊金山警署犯罪現場實驗室的二男一女共三名技術員已經到達，正從車上往下卸儀器設備。巴拉迪署長指示，如有可能請他們立即開始工作。又轉身對地堡里的幾位道：“等他們把這兩間屋子都檢查完了，我們再回頭尋找窗戶的謎底不遲。”

一名技術員往他的雙手上套上了乳膠手套，他很快就在“單面窗”上發現了一個指紋，非常專業地用小刷子掃去驗指紋的專用粉末后，閃身站在一旁讓艾琳·布魯恩拍照。

艾琳從她的一次成像機中抽出現場的第一張指紋照片，她瞥了一眼腕表，在照片的背面詳細地寫下拍攝日期、時間、地點、位置等等，然后簽上自己的名字，送到大松樹下。巴拉迪署長拿起辦公桌上的放大鏡，一面瀏覽一面斷斷續續地吐出幾個不連貫的字：“成人——左手——食指——我想是吧。”

從“單面窗”上采集到了更多的指紋，還有一些不完整的掌印。看得出來，有人曾經用兩只手扒在窗戶上往里張望。

巴勃·邦寧警探長報告說，他已經與海軍陸戰隊有關方面聯系過了，對方答應將盡快送來萊鈉德·勒克和伍其達的指紋及檔案。艾琳·布魯恩匯報說，她正在調集加利福尼亞州內各地的失蹤人員檔案，包括他們的指紋、血型、牙醫病案等等。

室外組已經收集到的物證包括：在車道旁發現的兩塊人骨，在塹壕里找到的一架照相機，機內的膠卷已送回警署沖洗，還有一張不完整的白人嬰孩照片，背面寫著：“思蒂芬妮·詹妮·卡爾，三個半月，1981年7月。”室內組從木屋客廳墻上和廚房地板的彈孔里掏出三顆點二二子彈，在主臥室的床墊子下面發現了一本萊鈉德·勒克的日記。

巴拉迪署長一面吩咐他的部下再從警署搬來兩張桌子，一面坐在大松樹下的辦公桌前，翻開萊鈉德的日記：

萊鈉德·勒克，一個慢慢被人們淡忘的名字，一個逐漸被世界遺棄的名字。

這已是我逃犯生涯的第二年。日復一日，月復一月，同樣的枯燥乏味，同樣的苦悶煩惱，卻依舊同樣的手中握著死亡，心中充滿幻想。我已變得更老、更胖、頭頂更禿，但卻沒有變得更加聰明。我該向何處去？但愿不會有人因為這些離奇的怪事逮著我，否則……我將自殺。

釣魚行動完成——謀殺喬斯·甘納。

我正在計劃建造一所羈押**隸的監獄。它將為我提供各種性享受的設施，同時保障我的物質需求，使我免遭核戰爭的侵襲。

我理想中的女人應該是絕對的服從，只做我讓她或允許她做的事。

和一個絕對服從的女人zuo愛，你感受到的將只是無限的樂趣與和諧，永遠不會有失望和挫敗。

今天我雇了pp1、pp和pp，把他們帶來這里。

蒙然達項目：我將籌建一個“地堡”網絡。在每一處儲備足夠的武器和食品，并囚禁一個女人。這個女人集廚娘、女傭和清潔工于一身，兼為我提供性服務。核戰爭一旦爆發，這些女人們就將為我懷孕生子，并繁衍出一代新的人類。

“蒙然達項目？”作為一名警察，首先出現在克勞德·巴拉迪腦海里的是《蒙然達權利書》——“你有權保持沉默……”但他在心里把權利書復誦了兩遍，也沒找出與“地堡”網絡的聯系。一個閃念之間，他記起了在地堡密室的書架上看到的一本小說，約翰·福爾斯的《收藏家》。故事的主人公熱衷于收集蝴蝶標本。他綁架了一位美貌女子，把她關押在地窖里，地窖的入口處有一個偽裝的書架。后來那女子死在了地窖里，她的名字就是蒙然達·格利。

那么，pp1、pp和pp又是指的什么呢？有一點可以肯定，他們是三個人。

星期三下午點，負責“勒克-伍專案組”舊金山方面工作的警探長埃德·鄂多雷茨走進了聯邦調查局的會議室。他下意識地摸了摸已經兩天沒刮的胡茬子，把帶來的0多份資料交給離他最近的一位官員，請他依次往下傳。埃德·鄂多雷茨轉身在黑板上畫了6個水平排列的圓圈，分別注明“香港”“夏威夷”“約克夏”“卡爾嘉利”“多倫多”和“芝加哥”。

“我們有一個重案在逃犯，他的名字叫查理·其達·伍。關于案情到目前為止的進展都在你們手上的資料里。”埃德·鄂多雷茨指著黑板上的圓圈繼續說，“伍的父親住在香港，是一個富有的電器商。香港也是伍的出生地。伍有不少原海軍陸戰隊的戰友在夏威夷，他的舅父一家在英國的約克夏，他還有兩個姐姐分別住在加拿大的卡爾嘉利和多倫多。但我們目前所查到的伍的最后行蹤，是用‘邁克·基莫托’這個名字從舊金山飛往芝加哥。”

“伍以前去過英國嗎？”

“1970年他在約克夏上中學，所以你們中得有一個人和蘇格蘭場打打招呼。他的父親與幾乎所有的英聯邦國家都有生意上的往來，這很可能會是一場全球大搜捕。我將隨時向諸位提供最新的案情進展。”

6月6日，星期四，湯姆·埃森曼和艾琳·布魯恩第二次走進鋼筋混凝土地堡的密室。憑借著犯罪現場實驗室的技術員們安裝的照明設備，他們很快便在那個固定在墻上的急救箱后面找到了“開門”的按鈕。約三分之一的書架緩緩旋轉開后，一扇小門出現在他們眼前。門很窄，湯姆必須側著身子才能進得去。狹小的房間里靠墻放著一張光板木床，沒有床單，沒有枕頭。屋里還有一只盛水的塑料罐、一卷衛生卷紙、一個化學馬桶、一條骯臟的毛巾、一瓶空氣清潔劑和一瓶避蟻劑。

門的背面漆成灰色，與水泥墻和水泥地板的顏色相似。光禿禿的墻上除了那扇“單面窗”外，連電源插頭都沒有。一堵墻的頂端靠近天花板的位置鉆了幾個細小的氣孔，氣孔通往“工作間”的出口被擋板遮蓋著，這種巧妙的設計可以使空氣流入土牢，但光線卻進不去。

湯姆·埃森曼關上門，在床板上靜靜地坐了一會兒。沒有光沒有聲，甚至感覺不到空氣的流動。除了“死亡”二字，他想象不出還有別的字眼可以用來形容眼前這個牢獄。不，這個墳墓般的所在——死一樣的黑暗，死一樣的寂靜，死一樣的凝滯。這簡直就是一**棺材！

湯姆從土牢里出來。當門和書架敞開時，可以通過“單面窗”看到里面。湯姆讓艾琳進去，關上門。

湯姆發現“單面窗”的窗框縫里藏了一個小小的按鈕，輕輕一按，土牢里傳來艾琳的聲音：“墻上，有人寫下：克立夫，郵政信箱49。”

湯姆讓艾琳關掉手電筒，土牢里頓時漆黑一團，無論湯姆如何努力，他也無法從“單面窗”中看到任何影像。湯姆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拿過那只夜光瞄準器。憑借著這臺高強度的儀器，湯姆隱隱約約地觀察到了一個模模糊糊的、粉紅中透著紫色的艾琳的輪廓，但仍然看不清土牢中的其他物體。

湯姆·埃森曼記起他曾經讀過的一篇文章中說，在四周圍沒有任何光線和聲音的狀況下，一個人很快就會失去心理平衡，喪失理智，喪失意識，最后神經失常，變成一個地地道道的瘋子。湯姆想，倘若我被關進了這座土牢，我能夠支撐多久？一天？一星期？一個月？然后我就會徹底崩潰，徹底屈服，我就將心甘情愿地做任何事情——只要能放我出去！

萊鈉德·勒克的母親格羅麗婭·愛伯林突然來了，她要找湯姆·埃森曼。

埃森曼警官把愛伯林夫人領到大松樹下，拿過兩張折疊椅。

“我好害怕。”格羅麗婭雙手握拳，不時神經質地絞動手指，“昨天晚上，我去愷撒醫院看過我的兒子。你知道，從那天起，他就一直沒再醒來。醫生說，他的大腦已經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