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佳提示您：看后求收藏（詩鼎小說網網m.wholeit.com.cn），接著再看更方便。

貝蒂基本上對警方掌握的所有情況都矢口否認。當比爾·班迪向她出示包裹季米尸體的藍色睡袋的照片時，她說她壓根兒就不知道有這么一條睡袋。

比爾·班迪問：“當年羅賓因偷竊被捕，你們為他聘請了一個律師，對嗎？”

“對，伊芮·安魯斯。”

“就是在這所法庭上指控羅賓殺人的伊芮·安魯斯嗎？”比爾·班迪高聲道。

“你說什么？我聽不清。”貝蒂調整著她的助聽器。

比爾·班迪不再追問。他根本就不需要貝蒂的答復，這話是說給伊芮·安魯斯聽的。

在結束當天的取證時，比爾·班迪問：“在6月14日的保釋金聽證時，你為什么閉口不提是羅賓殺害了季米？”

“不知道。”

貝蒂作證的第二天，伊芮·安魯斯試圖就昨天的最后一個問題作一些補救。“彼茨夫人，你和羅賓有沒有討論過，萬一季米的尸體被人發現，你們將如何應付？”

“我告訴他把一切都推到我的身上。”

“你為什么直到現在才講出事實的真相？”

“因為你對我說，如果不講實話就另請高明。”

“你最初也沒有告訴我，對嗎？”伊芮·安魯斯啟發說。

“沒有。”

比爾·班迪就此話題展開了他的第二輪交叉取證：“既然你讓羅賓把一切都推到你身上，為什么他一開始就承認他參與了搬運和掩埋尸體？”

“我想是魯斯探長給他施加了壓力。”

“你說你不想要季米的保險，那為什么今年月，你要求法庭出具季米的死亡證明，并指定你為季米遺產的繼承人？”

“是律師勸我這樣做的。”

“是律師勸你做的，還是你主動找律師做的？”

“我去找伊芮只是為了火災保險。”

由于聽力的緣故，貝蒂在證人席上常常東拉西扯、答非所問（也有記者認為她是裝聾作啞）。筆者已將那些無意義的對話盡數刪去，單留以下一段以饗讀者。

伊芮·安魯斯說：“所以，你已經交代了你在整個季米命案中所扮演的角色，對嗎？”

“你是說誰先給我打的電話？”

“不對。你好好聽我說，你已經承認了你幫助掩埋季米的尸體。”

“對。”

“把他埋在了花壇底下，是不是？”

“是。”

“你剛才聽見公訴人傳喚了當地消防隊隊長休·代伍德先生。他說在你報警之后，他和翰德森警署的強尼·馬爾是最先找你談話的人。”

“是海岸衛隊，我敢打賭。不過我也認識馬爾先生。”

“你還是沒聽懂我的問題，哪兒又冒出來一個什么海岸衛隊，你看見公訴人傳喚海岸衛隊了嗎？”

“我不記得他們的名字。紅木碼頭的老板娘黎兒是后來才打電話來的，但是海岸衛隊肯定是最先打電話的。”

伊芮·安魯斯只好放棄，把貝蒂交給了比爾·班迪，心想，“讓她跟他去折騰一陣吧，我真得歇歇了。”

其實比爾·班迪也是很費勁地想從貝蒂的談吐中理出一點頭緒。在貝蒂再次否認強尼·馬爾和休·代伍德曾向她詢問過季米失蹤的情況后，比爾問：“在波比和雷·邦發生沖突的時候，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夜總會女招待。那天晚上雷·邦來找過我，但那是在他們打架以前。”

伊芮·安魯斯接過話茬兒：“我明白班迪先生的意思。貝蒂，請你告訴陪審團，你從前是在一家夜總會工作。”

“是的。”

“那家夜總會出售啤酒和雞尾酒等等。”

“是的。”

“貝蒂，請你告訴陪審團，你是否因為你靠在夜總會的工作掙錢養家而感到羞恥？”

“不。”

“你即使在那樣的地方也努力地維持了一種良家婦女的形象，是嗎？”

“是的。”

現在該比爾·班迪接話了：“當年你在‘查理的天使’夜總會因‘公開淫蕩罪’被捕時，也算是良家婦女嗎？”

“我并沒有在那里工作。那天晚上只是試臺。”

“什么樣的舞蹈？”

“脫衣舞。”

“我的問題問完了，法官大人。”

“公開淫蕩罪”和脫衣舞，這恐怕才是真實的貝蒂·彼茨。比爾·班迪想，以此結束整個法庭辯論真是妙不可言。

1985年10月11日，本案庭審的最后一天。法官杰克·荷蘭首先向陪審團解釋了貝蒂·彼茨被起訴的罪名，指出裁決的結果可以是以下三種情況之一，按照所代表罪行的從重到輕，依次為：謀財殺人罪、預謀殺人罪或無罪。

比爾·班迪在陪審席前站定，直等到所有的目光都停留在了他的身上，方才開始代表公訴方作總結性發言：

“公訴方向法庭提交的每一項證據都確鑿地證明了，貝蒂·彼茨是殺害她丈夫的兇手。

“同時也證明了，她殺人的目的是圖謀財產：保險金、退休金、房地產，等等。”

…………

“根據羅賓·布蘭遜的陳述，198年8月5日晚上，他母親讓他出去找波比。你們知道，貝蒂是一位個性極強、獨裁決斷的女人。但現在她卻反咬一口，指羅賓為兇手。羅賓曾犯有盜竊罪，他和一個朋友在鄰居家里偷了幾把古劍。但真正令人費解的是律師伊芮·安魯斯，當年他曾成功地替羅賓的盜竊罪辯護，現在卻掉過頭來，用同樣的羅賓個人資料指控他謀殺。”

…………

“根據貝蒂的陳述，羅賓和季米發生了沖突，在沖突的過程中她聽見了一聲槍響。請注意，只有一聲。眾所周知，季米身上有三處槍傷，井式花壇底下一共找到了三發子彈。如果有人在那輛房車里開了三槍，你不可能只聽到一聲。

“按照貝蒂自己的說法，現在季米躺在地上流血。她試圖為季米做過什么嗎？比如叫急救車，或至少找人看看季米還有沒有救。沒有，她什么都沒有做，只是把這個‘我深愛的人’裝進睡袋、扔進花壇了事。

“紅木碼頭的黎兒·史密斯說，貝蒂是一位堅強的女性。不對，她是一只冷血動物。看看這張井式花壇的照片，這是在今年6月8日拍攝的。看看貝蒂把園子里的花草侍弄得多么周到。可她居然說，不知道季米就埋在花壇底下。

“在得克薩斯州的堪博諾城，在數十萬信奉上帝的翰德森居民中，發生如此驚人的慘案是可悲的、可怕的，更是駭人聽聞的。現在，案犯在這里，證據也在這里。我懇請諸位陪審團的女士們先生們，裁決貝蒂·彼茨謀財殺人罪。”

在比爾·班迪發言時，伊芮·安魯斯一直低頭在他的筆記本上寫著什么。此刻他緩緩地站起來，走到陪審席前，像見到老熟人一樣友好地微笑著，十指交叉放在欄桿上，作祈禱狀：

“比爾·班迪先生剛才所說的一切是要你們相信，羅賓·布蘭遜和雪莉·泰格納都是無辜的，他們的手上一滴血也沒有。班迪先生曾說他有95位證人，但他實際上只傳喚了不到0人，還有75位證人到哪里去了？”

…………

“還記得喬思·派狄博士嗎？還記得季米顱骨后腦部的傷口嗎？我問他有無可能為拳頭所致，他說可能，而當班迪先生問有無可能是槍傷時，他說不可能。請你們在審議時務必不要忘了這一點。

“羅賓在證人席上不停地重復著謊言，那個如何幫助他母親的謊言。他把一切都推到了母親身上，再拋下她不聞不問，然后走出法庭，向人們微笑，朝記者招手。你們都在報紙上看見羅賓的那張照片了吧，他才是真正的冷血動物。

“公訴方實際上沒有任何證據證明是貝蒂殺害了季米。她有過逃跑的機會，但是她沒有跑，而是來到法庭上把真相告訴你們。你們聽見班迪先生問她為什么不哭，為什么在保釋金聽證時隱瞞了事實，她說她所做的這一切只是一個母親在保護她的孩子。而她代之受過的那個說謊的人，那個真正的冷血動物，卻根本不在乎他們將把她關進監獄，甚至送上死刑臺，再在她的手臂上插入一支致命的針管。”

…………

“陪審團的女士們先生們，你們都是善良、正直的人們，你們將作出貝蒂無罪的裁決。

“這一點，本人深信不疑。”

午后點，1名陪審員進入審議室。那天是星期五，幾乎沒有人在漫長的等待中離開法院所在的埃瑟斯市中心。陪審團于當晚8點半作出裁決：

本陪審團裁定，被告人貝蒂·露·彼茨被指控之謀財殺人罪成立。

據報道，在陪審長宣讀裁決時，貝蒂面無表情。她應該早就料到了這個結果。那天到庭的貝蒂的四個孩子費怡、康妮、斐麗和波比，也全都跟麻木了似的，竟沒有一個人流淚。

根據得克薩斯州法律，判刑應該在陪審團裁決后的第一個星期一。為了使陪審員們不致受到任何外界的干擾或他人觀點的影響，杰克·荷蘭法官讓他們全體住進了假日飯店。他們在整個周末均不得看電視報紙，或與家人朋友通電話，但有關部門為陪審員們安排了豐富多彩的其他娛樂活動。

1985年10月14日，星期一，杰克·荷蘭再次披上黑袍，正襟危坐于法官席上。他指示陪審團在量刑時務必考慮并回答兩個問題。第一，被告人被裁決之謀財殺人罪，是否所有的疑點都僅存在于合理的范圍之內？第二，被告人是否有可能在將來重犯類似之罪，并從而對社會或他人安全構成一種潛在的威脅？

這里需要就第一個問題作一些解釋。對一個人所犯之罪進行裁決，就好比從事一項科學實驗。所有的實驗結果都不可能是百分之百的準確，但只要其誤差不超過某個被科學家們認為是合理的范圍，該結果便被認可。在定罪量刑的過程中也會有誤差，即疑點。或者說，公訴方有證據，被告方也可能拿出反證據。但只要這些疑點不超出人們常識所承認或允許的合理范圍，則所裁決的罪行成立。不過，科學實驗與定罪量刑又有不同之處。前者可以提供具體的尺度來判斷誤差，如通常人們所說的“誤差不超過多少多少”，后者則完全是人為的標準。

按照慣例，仍由公訴人比爾·班迪首先發言：“你們都看到了季米·彼茨的遺骨所提供的證據：三處槍傷。貝蒂曾明確地告訴過她的兩個孩子，羅賓和雪莉，她準備殺了季米。深思熟慮，精心部署，然后冷靜地、冷酷地付諸實施。”比爾歷數了貝蒂作案過程中的每一個細節和步驟，從構筑花壇到丟棄汽艇。

關于第二個問題，比爾·班迪說：“在短短的11年里，貝蒂曾先后向她的三個丈夫開槍，結果是兩死一傷。如果用‘殺人成性’來形容這個女人，恐怕一點也不過分。可以想象，只要有機會，貝蒂還會故伎重演。陪審團的女士們先生們，你們有責任杜絕貝蒂·彼茨的下一次作案機會。請對兩個問題都給出肯定的回答。”

被告方辯護律師伊芮·安魯斯在他的陳詞中說：“星期五下午，你們在審議室里呆了六個半小時。為什么？你們猶豫、彷徨、舉棋不定，是因為你們心中的疑點還沒有澄清，心中的疑團還沒有解開。但是你們必須作出決定，盡管你們自己對那個決定也不十分滿意。星期天，我在無意之中聽見你們中的一位說：‘讓我們去教堂吧。’是的，你們應該去教堂，那也許會使你們感覺輕松一點。今天，你們也有一個這樣的機會。當你們為貝蒂量刑時，你們可以彌補上星期五的過失，同時減輕你們內心的負擔。誰也不愿意在精神上背負著沉重的十字架度過自己的后半輩子，誰也不愿意在走完人生之旅回首往事時說，我曾經殺了一個人，一個無辜的人。給貝蒂一個重新生活的機會，也是給你們自己一個機會。所以我在此懇請你們，對兩個問題都回答‘不’。”

陪審團只用了45分鐘就送回了他們的答復，但不是伊芮·安魯斯所祈望的答復。法官杰克·荷蘭念完陪審團回答的兩個“是”后，平靜地對貝蒂說：“陪審團在量刑時再次裁決你犯有謀財殺人罪，所以你將被處以死刑。”

貝蒂終于沉不住氣了，她厲聲叫道：“不，我沒有殺人！”隨即痛哭失聲。

由于貝蒂·彼茨因季米·彼茨命案被判處極刑，韋恩·巴克謀殺案的審理便依法予以取消。

貝蒂·彼茨在死囚牢中并沒有消極地苦度余生。此后的十來年里，她利用各種機會多次上訴，將案子遞交到各級法院重新審查，死刑的執行日期也一再推遲。貝蒂不再否認殺害韋恩·巴克和季米·彼茨的事實，只是反復強調她的所有五位丈夫，包括羅勃特·布蘭遜和季米·彼茨，都曾對她施暴施虐，她是被逼無奈而不得不走向極端。貝蒂頻頻出現于報端。由于大女兒費怡的多方奔走和努力，1971年她被第二任丈夫比利·朗恩毆打后醫生拍攝的照片被送上了全國性的電視網。貝蒂的眼淚和訴說換得了眾多的同情與支持，不少人權組織反死刑組織及受虐婦女團體成為了她強有力的后盾，甚至出資為她另聘律師。以下文字摘自反死刑組織“大赦國際”的一篇內部通訊：

在向聯邦法庭的上訴中，有證據證明，貝蒂·彼茨當年的辯護律師伊芮·安魯斯在處理本案時的利益沖突和不道德行徑導致了她的死刑判決。這些證據表明，貝蒂是在其丈夫被害后一年多，當她為火災保險而聘請伊芮·安魯斯時，才知道季米·彼茨的人壽保險和退休金的。

貝蒂·彼茨被捕之后，伊芮·安魯斯同意出任她的辯護律師。但如此一來，他便不可以作為證人出庭，以證明貝蒂原先根本不知道保險和退休金，而且也無意領取這些遺產。

不僅如此，在得知季米·彼茨的財產被凍結之后，伊芮·安魯斯讓貝蒂簽署了一份協議書，同意將其媒體版權全部轉讓給安魯斯先生以支付律師費用。就當時的情形而言，如果被告方在這場官司中敗訴，特別是，如果被告人被判處死刑，其媒體版權的價值將會更高。1991年，一位聯邦法庭法官裁定，伊芮·安魯斯的所作所為侵犯了貝蒂·彼茨應有的權利，并下令重新審理此案。得克薩斯州不服，上訴的結果是維持原判。

據消息靈通人士透露，得克薩斯州提交的上訴書中不僅闡述了季米·彼茨謀殺案，而且以大量篇幅分析了韋恩·巴克一案。上訴書的觀點是，即使沒有季米·彼茨的案子，法庭也有足夠的證據證明貝蒂·彼茨為霸占房產而謀殺韋恩·巴克。

還有一則中央新聞網絡（cnn）的報道，稱貝蒂·彼茨“沒有受到公正的法律待遇，因為她的律師沒有向陪審團陳述她被虐待的事實。貝蒂的女兒們曾交給伊芮·安魯斯貝蒂被丈夫毒打后的照片，但他從未在法庭上出示過”。

關于這一點，伊芮·安魯斯倒是有他的理由。他說貝蒂當時根本就沒有向他承認過她殺了人，所以辯護的立足點順理成章地放在了“是否殺人”，而非“為何殺人”。

000年月4日，貝蒂·彼茨被送上死刑臺，實施“注射死刑”。據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當晚的報道：

今天，6歲的貝蒂·露·彼茨成為自1976年聯邦最高法院批準恢復死刑以來在美國處死的第四名婦女。這位“黑寡婦”拒絕了最后的晚餐和最后的懺悔。貝蒂的家人沒有出席死刑。

…………

在場觀看的季米·唐·彼茨的兒子簡明對記者說，貝蒂臨刑時神態自若，毫無悔恨或恐懼之意。多伊爾·韋恩·巴克的兒子洛德尼則告訴記者：“我感覺終于卸掉了一個沉重的負擔。”

…………

貝蒂是自小喬治·布什就任得克薩斯州州長以來，該州被處決的第10名死刑犯。在執行死刑前一小時，小布什表示：“在認真審閱本案的所有證據之后，我完全贊同陪審團的裁決，完全贊同得克薩斯州赦免及保釋委員會的建議，不予批準該犯緩刑0天的請求。”

一些反家庭暴力組織和人權組織曾寫信要求小布什赦免貝蒂·彼茨的死罪，理由是，貝蒂的一生中曾遭到來自其父和所有五位丈夫的虐待，并且在本案庭審期間未得到應得的法律辯護。

在貝蒂·彼茨之前，得克薩斯州曾于1998年月日處死了8歲的卡拉·塔克，她在198年的一次搶劫中用斧子劈死了一男一女。卡拉·塔克是該州自186年南北戰爭以來被處以極刑的第一位女性。

從198年恢復死刑以來，得克薩斯州一共處決了07人，為全美之首。貝蒂·彼茨是其中年齡最長者。她也是該州在世紀之年被送上死刑臺的第九人。計劃還有1人將被陸續處決。

貝蒂·彼茨臨刑時離她的6歲生日還差兩個星期。

貝蒂·彼茨在她的身后留下了六個子女、九個孫輩和六個重孫輩。

07被褻瀆的母愛

1994年10月5日，一個平平常常的星期二夜晚，與南卡羅來納州聯盟鎮的任何一個深秋之夜沒有什么兩樣。

雪莉·麥克勞斜靠在客廳的沙發上，信手翻閱著當天的《聯盟每日時報》。電視開著，躺在另一張沙發上的雪莉的丈夫瑞柯·麥克勞似睡非睡。麥克勞家在鎮子的郊外，距約翰·d·隆湖約四分之一英里。一條斜貫東北與西南的49號高速公路從這里通往聯盟鎮。

雪莉在等著看9點檔的節目。她抬眼看了看座鐘，9點0分。雪莉正準備叫瑞柯把遙控器遞給她，一陣急促的敲門聲驟然響起。夫妻倆起身擰亮室外門廊的頂燈，透過窗戶看見燈光下一位從上到下幾乎一身白的年輕女子——白色t恤外套一件胸前印有橘紅色“奧本”字樣的白色運動絨衫，白色網球鞋，白色襪子和一條淺藍泛白的牛仔褲，戴金邊眼鏡，淺棕色的長發在腦后梳成一個馬尾巴。女子看上去0歲出頭，驚慌失措，滿臉淚痕。雪莉打開門，年輕女子泣不成聲：“請幫幫我！”“他搶走了我的兩個孩子，還開走了我的車。”雪莉將她讓進屋，女子繼續道：“一個黑人搶走了我的孩子和車。”

瑞柯讓他們的兒子小瑞柯趕緊撥打911報警電話。據警方記錄，他們接到電話的時間是9點1分。

“有一個女士跑到我們家，她……有人跳進車里……在一個等紅燈的路口，她的車里還有兩個孩子。那人把車開走了，她被推下車來……現在在我們家里。”小瑞柯一邊聽著年輕女子的解釋，一邊對著話筒說。

“他劫走了兩個孩子？”值班警員問。

“是的，還有車。我不……她非常歇斯底里。我想我應該報警，讓他們趕快派人來……”

小瑞柯剛放下話筒，他的父親一把抓起車鑰匙：“走，看我們能不能找到他們。”他們希望那個劫匪還沒走遠，或者把孩子們扔在了附近什么地方。父子倆在外面，特別是在約翰·d·隆湖周圍轉了一個多小時，空手而歸。

麥克勞家的客廳里，年輕女子終于平靜下來。她告訴雪莉她名叫蘇珊·史密斯，家住聯盟鎮。雪莉請她把事情的經過再講一遍。

“我正在莫那科磨坊的路口等紅燈，一個黑人跳上車來，命令我開車。我問他為什么要這樣做，他說閉嘴，開車，否則我就殺了你。”蘇珊說，她的車當時停在莫那科磨坊十字路口通往49號高速公路的主干道上，四周一輛車也沒有。蘇珊無奈，只得按照劫車者的吩咐駛離聯盟鎮，沿49號公路朝東北方向開了約摸4英里，直到“經過了那塊路牌，他讓我停車”。

“是那塊到約翰·d·隆湖的路牌嗎？”雪莉·麥克勞插問道。約翰·d·隆湖的牌子就在麥克勞家門前幾百米。

“對。他要我下車。車停在路的中段，周圍看不見一個人或一輛車。我問他：‘我為什么不可以帶走孩子們？’他說：‘我沒有時間。’”蘇珊接著說，那人如何用槍逼著她，把她推下車。“等他終于把我推出了車門，他說：‘別擔心，我不會傷害你的孩子們。’”

蘇珊·史密斯說，她坐在地上，聽見兩個孩子哭著喊著要媽媽，卻束手無策，只能眼睜睜地看著那人帶著她的孩子們消失在黑暗中。不知過了多久，蘇珊開始奔跑，直到她停在麥克勞家的門口。

蘇珊問雪莉·麥克勞她可不可以用他們的衛生間，可不可以給她的母親打電話。蘇珊的手抖得厲害，是雪莉替她撥的號。蘇珊的母親琳達·盧索不在家，蘇珊又打電話給她的繼父巴威利·盧索，還有她的丈夫戴維·史密斯。戴維當時正在聯盟鎮中心的超級市場溫-狄克斯上班，他是那里的夜班經理。（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