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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先且按下這堆解釋，另由蹊徑，來趟一趟這儒的起源，究竟從何而來。

近人章太炎曾作《原儒》一篇，以他那著名的堅實，晦澀、煩瑣的小學功夫，表明了對儒的起源的認識。簡明地說，就是儒起始于周朝的王官。

胡適不同意章太炎的觀點。胡博士頗有點讓人驚訝地說，儒源起于被周武王滅掉的殷商后裔。胡適的論證方式，充滿了現代心理學和文學想象的魅力。

其實，章太炎和胡適的觀點，并非是冰炭不同器的勢不兩立，他們各有其依存的根基和價值。

要給予儒一個較為明晰，但又不要太過煩雜的解釋，我想，還是應該從平王東遷開始說起。

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將周朝的都城由鎬京遷到洛邑。在此之前，西周王朝已被犬戎所滅。所以，平王定都洛邑，說起來是遷都，實際是新立了一個國家。這個新的國家當時面臨一種什么狀況，概括地說，就是王室衰微，諸侯興起。王室衰微，表現在，一，王室土地日益萎縮，所謂"昔先王日辟百里，今也日蹙百里"（《詩經

大雅

召旻》），而土地，自古及今，都是財富的根本。二，諸侯的貢獻也日蹙。據范文瀾《中國通史》，"按照魯史春秋所記，242年里，魯君朝王僅三次，魯大夫聘周僅四次。魯是周公的后代，與王室最親近，朝貢幾乎全廢，其他諸侯的朝貢自然不會比魯多一些。"（《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第164頁）人都不來了，見面禮也就肯定別指望了。

東周王室當時究竟窮到什么地步，我們借幾個事例，稍作說明。"開國之君"周平王死后，下葬的錢不夠，周王室派人到魯國去求助"喪葬費"。公元前697年，周桓王私自向魯國求車，說明，王室窮得連車都置不起了。桓王死后，因為沒錢，七年后才得以埋藏（見顧德融

朱順龍《春秋史》）

窮到這種地步，"不能養活眾官"（《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165頁）就是再自然不過的事。

一般書籍，寫到這里，都是語焉不詳地一筆帶過，最多不過說說官學衰，私學起之類。但照筆者看來，正是在這個歷史的節點上，"瓦解冰泮，風飛電散，死生契闊，不可問天"（庾信《哀江南賦》），發生了足以影響后世中華民族文明傳承與文化衍變的重大事件。古往今來眾多歷史學家，文化學者，將這段歷史中的碎骨連筋忽略不述，漠然走過，在筆者來看，簡直是最不可思議的歷史驚奇。

隨著王室衰微，沒錢養活眾官，一場被兩千多年前歲月風沙堙沒的歷史劇，上演了。

大批大批前中央政府王室官員向民間飄散！向那些正在興起，開始具有日益增長的經濟實力，和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的諸侯國飄散。

"公元前520年，王子朝結合一批喪失職位的舊官，起兵爭王位，兵敗，率如氏、毛氏、尹氏、南宮等殘部，帶著王室所有的曲籍，逃奔到楚國。這是東周文化最大的一次遷移。周人和周典籍大量移入楚國，從此楚國代替東周王國，與宋魯同為文化中心。"（《中國通史簡編》第一編165頁）可以想見，在東周全部的414年里，這只不過是一次上規模，有組織，有記載的轉移。在此之前，更早、更多"散戶"流亡式"移民"，如風吹沙揚，細水長流，已完全迭散于史籍之外。

而這，就是儒的歷史起源線。

東周王官向民間散落的過程，就是儒之最初的形成過程。

也就是說，由于周王室衰弱，大量官員被裁減，或自動流失，從而為春秋、戰國時期的儒，形成最初的細胞、土壤、血液、精脈。從物質構成的來源說，他們就是太炎先生所說的王官。而從某種禮儀精神的源流來講，他們跟周之前朝--殷商后人之間，存在某種淵源關系，也不是沒有可能（胡適說）。至于《漢書

藝文志》推斷"儒家者流，蓋出于司徒之官"，精細的同時，多少有點縮杵為針了。

現在，我們得稍稍解釋一下，周朝王官的官字。

周朝的王官，跟我們今天的官，其含義頗有不同。周朝的官，其一，權力意味要小，職位意思更重。其二，周朝的王官，跟禮緊密結合在一起。《三禮》中的《周禮》，其實就是有周一朝的全部職官表。周朝是所謂禮制社會，要想在周朝任職為官，必須對周王朝禮制的方方面面，其思想、制度，言詞，儀式，操作，法度，規矩，做到通曉嫻熟。什么樣的人能做到？首先，必須是有知識的人，才有可能。

所以，王官即是知識分子。而周朝的知識分子，不當官的，幾率微乎其微。

現在，我們有稍許的恍悟了。難怪中國的文人，直到如今的知識分子，看上去一個個的這么像官，這么的想當官，原來用榮格集體無意識理論來說，不過是潛藏極深的歷史心理的復位啊。

那，王官們又是怎樣一步步變成后世所稱的儒的呢？

要精確全面地回答這個問題，著實有些難度，孔子的話，"不足征也"，材料太少。于是我們只好借助侯外廬先生的著作，來稍作勾畫。

侯外廬并沒有直接說，儒者，來自于周朝王官，而是根據莊子的話，認為儒者來自鄒魯?

紳。侯先生敘述儒的演變過程，精勁有力，轉述如下：

到了春秋，公子與富子（大夫）爭奪，富子大夫取得政權，禮固失其基礎，《詩》亦不容于作批判的活動。禮不是成了貴族的交際禮貌儀式，即成了冠婚喪祭的典節，《詩》則流于各種各樣的形式。這樣便把西周的活文化，變成了死規矩"，"然而，這一項講究，并不是平常人所能勝任的。它必須有傳授的行幫才能給貴族裝勢頭，所謂道詩書禮樂者，即成為名為儒者的職業。"（侯外廬《孔子批判主義社會思想底研究》）

原來在官府里任職，官、禮一體，因為中央政府沒錢養不活，官沒了，只剩下禮；除了禮，什么都不懂，什么也不會，沒有營生的本領，又失去了原有的生存依靠和舞臺（平臺），只能去向新興的權貴者找飯吃。而這時的禮，失去了原先的精神與內質，徒然剩下一副裝門臉的樣子和工具，好比游走賣唱者手中的三弦與二胡，跡近于小丑與乞丐。概言之，這就是儒在中國歷史上春秋中后期的嚆矢與濫觴。

這里需要補充說明一點的是，在這大群大群向民間飄散的王官當中，有一批被稱為士的群體。許多學者把儒的生成，跟士緊緊聯系起來，我覺得，這多少有點類似《漢書

藝文志》把儒的起源，限定在司徒一職上。士本身原先最早也是周王朝體制內的人，是王官的一部分（集中于這一階級的最底層）。他們有的憑能力，機遇，攀升到上層權勢的位置，但更多的，淪落為儒，或其它非文人職業者。不過，并沒有根據，也沒有必要，把所有的儒的產生，全都只歸結于士的身上。我們知道，在春秋亂世，百里奚這樣的奴隸，管仲這樣的死囚，朝夕之間，可以成為宰相，而那許許多多的敗落"王官"，也就有可能上門乞食。《左傳》寫到過，晉公子重耳流亡途中，向野人乞食，野人給他土塊。2

對于這樣一批被稱為儒的人，與孔子時代接近而稍后的墨子，有過這樣著名的描寫、刻畫：

"繁飾禮樂以淫人，久喪偽哀以謾親，立命緩貧而高浩居，倍本棄事而安怠傲。貪于飲食，惰于作務，陷于饑寒，危于凍餒"，"五谷既收，大喪是隨，子姓皆從，得厭飲食。富人有喪，乃大悅，喜曰："此衣食之端也！""（《墨子

非儒下》）

儒、墨對立而相爭，上述語也許可視為論敵的誣蔑。那就來聽聽儒學大師荀子的高見：

"偷儒憚事，無廉恥而嗜飲食，必曰君子固不用力，是子游氏之賤儒也"，"呼先王以欺愚者，而求衣食焉……儼然若終身之虜，而不敢有他志，是俗儒者也"（《荀子

非十二子》、《荀子 儒效》）

更加不堪入耳，不堪入目了。"偷儒"、"賤儒"、"俗儒"，全來了。墨子還是冷嘲，荀子已是痛罵。但他們不約而同地說到"嗜飲食"，看來，這算是儒者們的共性了，也正是儒者生存景況的寫實和記錄。--迄今仍為世人所司空見慣。

現在，讓我們回到本篇起首，《說文解字》段玉裁的注，繼續對儒，作另一角度的破解和剖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