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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木蘭辭》可不可能杜撰了一個唐朝女子代父從軍的故事呢?宋代的文學家程大昌在《繁演露》中說:“樂府有木蘭,乃女子,代父征戍,十年而歸,不受爵賞,人為作詩,然不著何代人,或者疑為寓言,然白樂天題木蘭花云:怪得獨饒脂粉態,木蘭曾作女即來。又杜牧有題木蘭廟云云,既有廟貌,又云曾作女即,則誠有其人矣!”明朝的田藝蘅在《留青日札》中也有相似的說法。他們都根據白居易和杜牧的詩句,不僅認定歷史上實有木蘭其人,而且認定木蘭是唐代人,因為《木蘭辭》在唐代尚無爭議,唐代人對于唐代史實當然是了解的,而且,值得注意的一點是,杜牧的祖父杜佑是修過《通典》的著名史官,杜牧的《題木蘭廟》相去初唐只不過幾代人,木蘭的故事經由杜佑考證后再傳給杜牧,事實應是可靠的,況且如果木蘭的故事不是史實,為什么唐代眾多的詩人對之竟毫無懷疑呢?這說明唐人非常熟悉木蘭,木蘭確系歷史人物而并非虛構應是毋庸置疑的。
王羲之如何寫就名篇《蘭亭序》?
王羲之如何寫就名篇《蘭亭序》?
《蘭亭序》,又名《蘭亭宴集序》、《蘭亭集序》、《臨河序》、《禊序》、《禊帖》。為三大行書書法帖之一,系中華十大傳世名帖之一,其作者是我國著名的書法家王羲之。王羲之(303~361年),中國東晉書法家、文學家,字逸少,瑯琊臨沂(今山東臨沂)人。王羲之7歲那年,拜女書法家衛鑠為師學習書法。王羲之臨摹衛書一直到12歲,為了練好書法,王羲之每到一個地方,總是跋山涉水四下鈐拓歷代碑刻,積累了大量的書法資料。他在書房內、院子里、大門邊甚至廁所的外面,都擺著凳子,安放好筆、墨、紙、硯,每想到一個結構好的字,就馬上寫到紙上。他在練字時,常常凝眉苦思,以至于廢寢忘食。
王羲之像許多藝術家一樣,有自己獨特的愛好,他非常喜愛鵝,因為他覺得能從鵝的某些體態姿勢上領悟到書法執筆、運筆的道理。山陰地方有一個道士,他想要王羲之給他寫一卷《道德經》。可是他知道王羲之是不肯輕易替人抄寫經書的。后來,他打聽到王羲之喜歡白鵝,就特地養了一群品種好的鵝。王羲之聽說道士家有好鵝,真的跑去看了。當他走近那道士屋旁,正見到河里有一群鵝在水面上悠閑地游著,一身雪白的羽毛,映襯著高高的紅頂,實在招人喜愛。王羲之在河邊看著,簡直舍不得離開,就派人去找道士,要求把這群鵝賣給他。那道士笑著說:“既然王公這樣喜愛,就用不著破費,我把這群鵝全部送您好了。不過我有一個要求,就是請您替我寫一卷經。”王羲之毫不猶豫地給道士抄寫了一卷經,那群鵝就被王羲之帶回去了。
對書法的癡迷,終于使王羲之成為一代大書法家。他學習別人的書法,但又不拘泥于別人的書法之中,而是善于創新,富有創造,使古人為我服務,不泥于古,不背乎今。他把平生博覽所得秦漢篆隸的各種不同筆法妙用,悉數融入于真行草體中去,遂形成了他那個時代最佳體勢,推陳出新,更為后代開辟了新的天地。這是王羲之“兼撮眾法,備成一家”,因而受人推崇的緣故。唐代張懷耿曾在《書斷》中指出這一點:“剖析張公之草,而濃纖折衷,乃愧其精熟;損益鐘君之隸,雖運用增華,而古雅不逮,至研精體勢,則無所不工。”王羲之對書法家張芝草書“剖析”、“折衷”,對鐘繇隸書“損益”、“運用”,對這兩位書學大師都能“研精體勢”。
當時的大書法家庚翼見人們競相學習王羲之書體,不以為然,曾說:“小兒輩乃賤家雞,愛野鶩,皆學(王)逸少書,須吾還,當比之。”意思是王羲之的書法像“野鶩”一樣,不能登大雅之堂,但后來庚翼見到王羲之給庚亮回信的章草,才心悅誠服,給王羲之寫信道:“吾昔有伯英章草十紙,過江顛狽,遂乃亡失,常嘆妙跡永絕。忽見足下答家兄書,煥若神明,頓還舊觀。”庚翼態度的改變,正是王書不斷從一個層次向更高層次攀登的反映。
東晉時有一個風俗,在每年陰歷三月三日,人們必須去河邊玩一玩,以消除不祥,這叫做修。在王羲之去世前8年,也就是東晉永和九年(353年)的三月初三,時任會稽內史、右軍將軍的王羲之邀謝安、孫綽等41位文人雅士聚于會稽山陰的蘭亭修,并飲酒作詩。做完詩后,大家將當日所做的37首詩,匯編成集,這便是《蘭亭集》。這時眾家又推王羲之寫一篇《蘭亭集序》。王羲之酒意正濃,提筆在蠶紙上暢意揮毫,一氣呵成。這就是名噪天下的《蘭亭序》。序文共28行,324字。序中記敘蘭亭周圍山水之美和聚會的歡樂之情,抒發作者好景不長,生死無常的感慨。
到了第二天,王羲之酒醒后意猶未盡,伏案揮毫在紙上將序文重書一遍,卻自感不如原文精妙。他有些不相信,一連重書幾遍,仍然不得原文的精華。這時他才明白,這篇序文已經是自己一生中的頂峰之作,自己的書法藝術在這篇序文中得到了酣暢淋漓的發揮。《蘭亭序》中有20多個“之”字,寫法各不相同。宋代米芾稱之為“天下行書第一”。傳說唐太宗李世民對《蘭亭序》十分珍愛,死時將其隨葬,留下來的只是別人的摹本。今人所見,皆為《蘭亭序》臨摹本。王羲之的書法作品很豐富,除《蘭亭序》外,著名的尚有《官奴帖》、《十七帖》、《二謝帖》、《奉桔帖》、《姨母帖》、《快雪時晴帖》、《樂毅論》、《黃庭經》等。其書法主要特點是平和自然,筆勢委婉含蓄,遒美健秀。后人評價說:“飄若游云,矯苔驚蛇。”
王羲之的草書作品無論在用筆上,還是在結構的變化上,都達到了一種極致。唐代著名書法家、書學理論家孫過庭在《書譜》中稱贊道:“一畫之間,變起伏于鋒杪;一點之內,殊衄挫于毫芒。”王羲之的今草書是多面的,無論是書體還是技法,他都是集大成而窮變化,元代著名書法家趙孟曾說:“右軍總百家之功,極眾體之妙。”
王羲之的書法刻本很多,像《樂毅論》、《黃庭經》、《東方朔畫贊》等楷書作品,在中國古代書法史上都占有重要位置。他的行草書傳世墨寶有《寒切帖》、《姨母帖》、《初月帖》等十余種。這些墨寶雖然是唐人雙勾廓填摹本,但也都不失為難得的珍品。他的行書《快雪時晴帖》只有24個字,被清乾隆皇帝列為《三希帖》之首。
《蘭亭序》是王羲之最著名的代表作。從文學的角度,它文字優美,情感曠達閑逸,是千古絕妙的好文章。從書法的角度,它被譽為法帖之冠,被各代名家悉心鉆研。
《蘭亭序》可能藏在唐太宗棺內?
《蘭亭序》可能藏在唐太宗棺內?
《蘭亭序》,號稱“天下第一行書”,千百年來傾倒了無數習書者。王羲之亦因此被后人尊奉為“書圣”。據說,宋代大學者姜夔酷愛《蘭亭序》,日日研習,常將所悟所得跋其上。有一跋云:“廿余年習《蘭亭》皆無入處,今夕燈下觀之,頗有所悟。”歷時20多年才稍知入門,可見釋讀之難。因此,《蘭亭序》可以說是由杰出的書法智慧所營造成的迷宮。就是這樣一幅無價之寶,現今流傳的卻是唐代及其后的臨摹本,那么,真跡何在?是已經在戰火中焚毀還是靜靜地躺在某個角落里?
《蘭亭序》真跡在世上最后一次出現是在李世民時期。唐太宗李世民喜愛書法文字,尤其喜愛王羲之的筆墨,吩咐下人在天下廣為搜尋。每每得一真跡,便視若珍寶,興致來時臨摹揣度,體會其筆法興意,領略其天然韻味之后,便珍藏身旁,唯恐失卻。不僅如此,他還倡導王羲之的書風。他親自為《晉書》撰《王羲之傳》,搜集、臨摹王羲之的真跡。太宗晚年,喜好王羲之更甚。雖然收藏王羲之墨跡不少,其中也有《蘭亭序》,但始終沒有找到王羲之的《蘭亭序》的真本。一國君主,卻不能得到前朝的稀世珍品,太宗每一想到此,便顯得悶悶不樂。
后來,經過查訪才知道王羲之將《蘭亭序》視為傳家寶,并代代相傳,一直傳到王家的七世孫智永手中。可是,智永不知何故出家為僧,身后自然沒有子嗣,就將祖傳真本傳給了弟子—辨才和尚。據《太平廣記》收何延之《蘭亭記》記載:至貞觀中,太宗銳意學二王書,仿摹真跡備盡,唯《蘭亭》未獲。后訪知在辨才處,三次召見,辨才詭稱經亂散失不知所在。房玄齡薦監察御史蕭翼以智取之。蕭翼隱匿身份,喬裝潦倒書生,投其所好,弈棋吟詠,論書作畫成忘年交,后辨才夸耀所藏,出示其懸于屋梁之《蘭亭》真跡,《蘭亭》遂為蕭翼乘隙私取,蕭翼回到長安后。太宗命拓數本賜太子諸王近臣,臨終,語李治:“吾欲從汝求一物,汝誠孝也,豈能違吾心也?汝意如何?”于是,《蘭亭》真跡葬入昭陵。何延之自云,以上故事系聞辨才弟子元素于永興寺智永禪師故房親口述說。
唐末五代之時,天下大亂,后梁耀州節度史溫韜,乘機大掘唐帝諸陵,搜羅財寶,時人號其為“劫陵賊”。史籍記載:“在鎮七年,唐帝之陵墓在其境內者,悉發掘之,取其所藏金寶。”李世民的昭陵自然難以幸免,由于昭陵修筑異常堅固,他讓士兵費盡力氣打通了75丈長的墓道,進入地宮,見其建筑及內部設施之宏麗,簡直跟長安皇城宮殿一樣。墓室正中是太宗的正寢,正寢東西兩廂各有一座石床,床上放置石函,打開石函,內藏鐵匣。鐵匣里盡是李世民生前珍藏的名貴圖書字畫。其中最貴重的當推三國時大書法家鐘繇和東晉時大書法家王羲之的真跡。打開一看,200多年前的紙張和墨跡如新。這些稀世珍藏,全被溫韜取了出來,至宋朝元豐年間,這件國寶一度再現,有人持帖,并有一異石,名曰“織女支機石”,自稱皆出昭陵。旋即不知何人購去,千古寶物,就此從世間消失。
但也有人認為史書雖然記載溫韜盜掘了昭陵,發現了王羲之的書法,但是并沒有指明其中包括《蘭亭序》,而且此后亦從未見真跡流傳和收藏的任何記載。溫韜盜掘匆忙草率,未做全面、仔細清理,故真跡很可能仍藏于昭陵墓室某更隱密之處。
還有一種說法是《蘭亭序》沒有埋藏到昭陵之中,而是埋在了唐高宗李治的陵墓乾陵之中。持這種觀點的人認為:唐太宗死時,并沒有提出要將《蘭亭序》隨葬,而是將《蘭亭序》交給了同樣喜愛筆墨丹青的李治。李治多病,臨終前,他在病榻上遺詔,把生前喜歡的字畫隨葬。因此,在《蘭亭序》失傳之后,就有人懷疑《蘭亭序》并非隨葬昭陵,而是被藏在乾陵。唐代皇陵有十八座,據說被溫韜挖了十七座。唯獨挖到乾陵時,風雨大作,無功而還。在唐之后,再沒有人見過《蘭亭序》的真跡,這也使更多人相信《蘭亭序》隨葬乾陵的說法。
《蘭亭序》傳世本種類很多,或木石刻本,或為摹本,或為臨本。著名者如《定武蘭亭》,傳為歐陽詢臨摹上石,因北宋時發現于河北定武(今河北正定)而得名。唐太宗命馮承素鉤摹本,稱《神龍本蘭亭》,由于他的摹本上有唐代“神龍”小印,所以將其定名為神龍本《蘭亭序》,以區別于其他的唐摹本。此本墨色最活,躍然紙上,摹寫精細,牽絲映帶,纖毫畢現,數百字之文,無字不用牽絲、俯仰裊娜,多而不覺其佻,其筆法、墨氣、行款、神韻,都得以體現,基本上可窺見羲之原作風貌。公認為是最好的摹本,被視為珍品。馮承素摹的《蘭亭序》紙本,現由北京故宮博物院收藏,高24.5厘米,寬69.9厘米,此本曾入宋高宗御府,元初為郭天錫所獲,后歸大藏家項元汴,乾隆時復入御府。
《蘭亭序》真跡的下落眾說紛紜、爭論不休,這也成了一個歷史文化之謎。也許只有到以后昭陵、乾陵正式發掘之時,我們才知道《蘭亭序》是否已經真的不知所終了吧!
陶淵明隱居是自愿還是迫于無奈?
陶淵明隱居是自愿還是迫于無奈?
陶淵明,字元亮,名潛,世稱靖節先生,自稱五柳先生,是我國第一位田園詩人。后世稱他為“百世田園之主,千古隱逸之宗”。他有首《飲酒》詩:“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這首古今傳誦、流芳百世的飲酒之歌,刻畫了一個遠離世俗的人間仙境,讓我們不自覺地從塵世的喧囂之中擺脫出來,從中得到內心的寧靜。我們不禁會問陶淵明是怎樣的一個人?他為什么能寫出這樣美的詩歌?他有什么樣的奇特經歷呢?
陶淵明大約生于東晉哀帝興寧三年(365年),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陶淵明9歲喪父后,家庭衰微,與母妹三人度日。孤兒寡母,多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外祖父家里藏書甚多,給他提供了閱讀古籍和了解歷史的條件,在學者以《莊》、《老》為宗而黜《六經》的兩晉時代,他不僅像一般的士大夫那樣學了《老子》、《莊子》,而且還學了儒家的《六經》和文、史以及神話之類的“異書”。時代思潮和家庭環境的影響,使他接受了儒家和道家兩種不同的思想,培養了“猛志逸四海”和“性本愛丘山”的兩種不同的志趣。
太元七年(382年),陶淵明18歲時,前去投奔父親生前的摯友謝玄。謝玄其時正擔任兗州刺史要職。他熱情地款待了陶淵明,并讓陶淵明與其子謝煥一起讀書習武,準備過段時間正式起用陶淵明。不料,不久陶淵明就接到家中來信,說母體欠安,囑其速回。陶淵明回家不久,謝玄就因當時專權的皇族會稽王司馬道子等人的猜忌和攻擊,抑郁成疾,溘然長逝。陶淵明面對這一突如其來的巨大打擊,不知所措,于是天天借酒澆愁。慢慢地,陶淵明嗜酒成癮,每次喝酒總是一醉方休。喝醉后,他就坐在宅樹之下或吟詩作賦,或放聲長嘯,常年如此,遂成癖好。陶淵明喜好飲酒,他直接寫酒的詩有二十余首,但是他并未嗜酒如命,反而是“飲而不亂”。后世形容人對某種事物的極端喜愛迷戀程度,用的就是“陶(淵明之)醉”一詞,也都證明他對酒的好飲,止于陶醉而已。他所留下與酒有關的故事,也可以見證他在醉與醒之間的分寸。
陶淵明不只愛酒,更愛菊花。陶淵明的前妻陳氏,知書達禮,溫柔賢淑,她與陶淵明結婚六年,育有四子,由于生育過密,加之平日操勞過度,身體虛弱不堪,在一個災荒之年香消玉殞,魂歸天國。陳氏的早逝,對陶淵明是一個沉重打擊,陶淵明于是將對愛妻的情思全都寄托到菊花上,他將菊花與酒結成一體,自釀成菊花酒,既滿足他的口腹之欲,也滿足他的精神升華。
由于家里境況也是一日不如一日,自從續弦翟氏進門以后,他那傷痛累累的身心才得到了撫愛和慰藉,他不忍心讓翟氏也去重蹈陳氏的覆轍,跟著自己去挨窮受苦。在好友龐遵的再三勸說下,安帝隆安四年(400年),他到荊州,投入桓玄門下做屬吏。但是,陶淵明發現了桓玄篡權的野心,于是,借母喪辭職回家。
后來桓玄叛晉,被劉裕、劉毅等擊敗后,挾持晉安帝到江陵,陶淵明投奔到劉裕身邊,但不久,他卻發現劉裕剪除異己、任人唯親,這使他感到失望,于是打算辭職隱居。陶淵明的堂叔陶夔不同意陶淵明的隱居,對他說:“你再去歸隱田園,固然很好,可是你想過沒有,你年齡已大,又不善理財、孩子尚小,家境貧困,這往后的生活又該如何去維持?我的看法你不如走一條中隱之路。”何為中隱?指的是做地方上的小官。陶淵明思索再三,接受了他為彭澤縣令的朝廷任命。做了八十多天的縣令后,由于督郵發難,陶淵明嘆道:“我豈能為五斗米向鄉里小兒折腰?”于是離開了官場,真正走上了回鄉隱居之路。
陶淵明在隱居后得知劉裕篡權稱帝,這使得他復興東晉的夢想徹底落空,于是改名為陶潛,拒絕任何官方來往。陶淵明的夫人翟氏,與他志同道合,安貧樂賤,“夫耕于前,妻鋤于后”,共同勞動,維持生活。歸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后檐,桃李羅堂前。”陶淵明愛菊,宅邊遍植菊花。“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飲酒》)至今膾炙人口。義熙四年,住地上京(今星子縣城西玉京山麓)失火,遷至栗里(今星子溫泉栗里陶村),生活較為困難。如逢豐收,還可以“歡會酌春酒,摘我園中蔬”。如遇災年,則“夏日抱長饑,寒夜列被眠”。他的晚年,生活愈來愈貧困。有的朋友主動送錢周濟他,有時,他也不免上門請求借貸。他的老朋友顏延之,于劉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經過潯陽,每天都到他家飲酒。臨走時,留下兩萬錢,他全部送到酒家,陸續飲酒。不過,他之求貸或接受周濟,是有原則的,他窮不改志,也不求“嗟來之食”。有一次新任江州刺史檀道濟送來厚禮,并勸他:“賢者在世,天下無道則隱,有道則至。今子(你)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說:“潛也何敢望賢,志不及也。”他以無功不受祿而拒收。
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陶淵明神志還清醒的時候,給自己寫了《挽歌詩》三首,在第三首詩中末兩句說:“死去何所道,托體同山阿。”表明他對死亡看得那樣平淡自然。不久,陶淵明走完了他63個春秋的人生旅程。蘇東坡曾這樣評價陶淵明:“欲仕則仕,不以求之為嫌;欲隱則隱,不以去之為高。饑則扣門而乞食;飽則雞黍以迎客。古今賢之,貴其真也。”人貴真,詩亦貴真,這就是陶詩具有經久不衰魅力的主要原因。
陶淵明被安葬在南山腳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縣和星子縣交界處的面陽山腳下。如今陶淵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塊碑石組成,正中楷書“晉征士陶公靖節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歸去來兮辭》,是清代乾隆元年陶姓子孫所立。
“菩薩皇帝”梁武帝為何會餓死?
“菩薩皇帝”梁武帝為何會餓死?
中國歷史經過了三國時期的混戰之后,到了南北朝時期又天下大亂,此時,北方少數民族屢屢南下,漢族朝廷偏安江南,百姓生活困苦、民不聊生。佛教在東漢時傳入中國后,在一片混戰的局勢中迅速傳播開來,貧民百姓將它當作來生的期望和寄托,達官貴族將它當作逃避現實的借口和托辭,朝廷更是屢屢將佛教定為國教,廣建寺廟,重金資助,從而造成了“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樓臺煙雨中”的興盛局面,僧尼數量也大大增加。在這其中,梁朝的蕭衍皇帝堪稱推崇佛教的典型,他不僅傾巨資支持佛教事業的發展,經常請大批和尚到宮中講解佛法,一住就是幾個月,期間連朝事也不再過問,甚至親自出家做和尚,潛心研究佛法,成為歷代皇帝中最為特立獨行的一個。然而就是這么一個崇信佛教的皇帝,最后卻餓死于皇宮,不禁讓人驚詫萬分。
梁武帝作為南朝梁的開國皇帝,在位初期,施行了一系列積極的政策,使得國家有了穩定富足的局面。但是這種局勢并沒有維持下去,梁武帝安頓好江山社稷,消除種種后患之后,很快便沉溺于佛教而不能自拔。梁武帝稱帝不久,便于公元504年下了一道詔書,鄭重其事地宣布:朕從今而后,不再事奉道教,而皈依佛教。下過詔書后,梁武帝親自率領僧俗人士兩萬人,在重云殿里手抄這道詔書,以示決心。15年后,在等覺殿屈尊受菩薩戒,從此,他就被稱為“菩薩皇帝”。他不僅自己受戒,還號召王侯子弟、嬪妃姬妾,直到黎民百姓,都去受戒,當時響應的各界人士達4.8萬人之多,可謂上行下效!
梁武帝還集眾講經:梁武帝皈依佛門后,非常熱衷于佛事活動,多次舉辦大規模的法會,允許佛門弟子自由參加,互相交流、切磋。在舉辦法會時,時常進行大赦,以示慈悲為懷。除舉辦法會外,梁武帝一有空閑,就親自為眾僧尼講解經義,規模一般都在萬余人以上。公元533年二月的一次講經活動,為一個經題,他就整整講了7天,而包括皇太子、文武百官和外國使節在內的各界聽眾竟達數十萬人,真是盛況空前!
不僅如此,梁武帝還身體力行、率先垂范,公元527年,蕭衍舍身進入同泰寺,當了三天和尚,回宮后,下令大赦天下,并改元大通。公元529年,蕭衍第二次進入同泰寺,這一次他脫下御衣袞服,在寺中沐浴洗去凡塵后穿上法衣袈裟,長住于寺中,自號三寶奴,并親自主持法會,向五萬善男信女講解《涅經》。朝中大臣非常惶恐,最終四處湊集了一億萬錢(古代一億是十萬,一億萬相當于現在的十億)才將“皇帝菩薩”贖回,但梁武帝執意出家,不肯回宮,群臣無奈,便一起跪于同泰寺外反復磕頭,叩請皇帝還宮理政,在寺中和尚的勸請下,他才極不情愿地回到朝廷。蕭衍迷戀佛教,就這樣反復四次舍身寺院,追隨佛法。
然而,梁武帝對佛法的虔誠并沒有換來國家的安定和個人的幸福。侯景之亂在梁武帝蕭衍沉溺于佛教之時爆發了。侯景是羯族人,曾是東魏將領,投靠西魏。梁武帝為收復中原而招納侯景,封為河南王。梁宗室子弟蕭淵明被東魏俘獲,梁武帝打算用侯景與東魏進行交換。這件事激怒了侯景。公元548年舉兵反叛。梁武帝完全沒有防范,他命蕭正德保衛京師,而蕭正德卻派船接侯景叛軍過江,迎進建康,包圍“臺城”(即宮城)。侯景過江時兵不過8000,馬不過數百,而當時臺城中尚有男女10余萬,甲士2萬多,四方援軍相繼奔赴建康者30余萬。但援軍無統一指揮,多持觀望態度,宗室諸王頓兵不前,只想保存實力以奪取皇位。太清三年(549年)三月,侯景攻陷臺城。城破之時,城中只剩下二三千人,尸骸堆積,血汁漂流,慘不忍睹。侯景又東掠三吳,使富庶的長江下游地區“千里絕煙,人跡罕見,白骨成聚,如丘隴焉”(《南史·侯景傳》)。侯景得勢后,殺蕭正德,軟禁梁武帝于臺城凈居殿,不許與人接觸,開始的時候侯景還派人送些粗茶淡飯給蕭衍吃,后來連粗食也不給送了,這時蕭衍已經86歲,被困時仍然念經誦佛、齋戒不衰,由于沒有足夠的食物營養,便被活活餓死了,下場可謂凄慘。
也有人認為梁武帝并非餓死而是憂憤而死。據《資治通鑒》記載,侯景攻破南京后,進宮面見梁武帝蕭衍,“入城見武帝于太極殿,以甲士五百人自衛,帶劍上殿拜謁。”蕭衍神色自若,對侯景說:“卿在戎日久,無乃為勞。”讓人帶他到三公的座上,侯景非常惶恐,便對左右說:“吾踞鞍臨敵,矢石交下,未曾怖畏,今見蕭公,使人畏懼不已!”也就是說侯景攻破皇宮見到梁武帝時非常恐懼,被梁武帝的從容自若鎮住,于是便把他軟禁在臺城,不敢再去見他。后來侯景派王綸給蕭衍送了幾百顆雞蛋讓他吃,因此梁武帝不可能是餓死的。關于梁武帝之死,《資治通鑒》是這樣記載的,“(梁武帝)疾久口苦,索蜜不得,再曰:‘荷,荷。’遂崩”。就是說梁武帝生病久了覺得嘴巴苦,想要吃蜂蜜而不能,于是大喊“嗬嗬”數聲而死。根據這段記載,蕭衍是“疾久口苦”,也就是得了重病,嘴巴苦,說明梁武帝并非空腹,而他想吃蜂蜜說明他并非肚子餓。其實當時梁武帝已經86歲,眼見國破家亡,惡人橫行,禁不住憂憤成疾,而自身又被軟禁,無人搭理照料,因此病情日益惡化,最終死去,是很自然的事情。
不管梁武帝因何而死,他自身都要負主要責任,因為他之所以死乃是由于侯景之亂,而侯景之亂則是由于他過于崇信佛教,以致朝政廢弛,國庫虧空,老百姓民不聊生而引起。梁武帝在位48年,葬于修陵,廟號為高祖,謚號為武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