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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馬可·波羅的口述不可能面面俱到，而且，是在離開中國幾年后，憑借記憶口述給其他人記述，他對很多事情，甚至一些重要細節總會有所遺漏或者記錯。我們不能強求古人，把我們自己換到他的位置上，我們可能會漏掉更多的東西。

第三，至于《馬可·波羅游記》中為何沒有提及筷子、茶葉、長城等。元朝實行社會等級制度，第一等級是蒙古人，第二等級是色目人(突厥人、回族人等，也包括歐洲人)，他們都是特權階層。馬可·波羅屬于色目人。在等級制度下，他在中國的生活圈子很小，基本局限于蒙古人、色目人中，而這些人吃飯是不用筷子的。當時，蒙古人和色目人也不喝茶，比較流行的飲料是馬奶、葡萄酒和果子露。

第四，馬可·波羅是從中亞抵達中國的，他用波斯文的《導游手冊》中的叫法來稱呼中國的地名也在情理之中。

如果馬可·波羅沒有來過中國，那么《馬可·波羅游記》記載元朝政府在滅掉南宋后，大量拆毀南方的城墻等事情就很難解釋了，因為馬可·波羅是記述此事的唯一一個外國人。如果沒有到過中國，他能從哪里抄襲呢？馬可波羅還在書中寫道忽必烈曾下令在國家主要道路的兩側栽植樹木，給行人提供蔭涼，指示方向。這條記載和同時期元朝法律的規定是一致的。元代的法令匯編《元典章》、《通制條格》等都收錄了忽必烈的這項命令。

不僅如此，在《馬可·波羅游記》和馬可·波羅叔父的遺囑中都提到了蒙古大汗的牌子。這是由蒙古帝國中央政府發放的一種身份證明，一般用金銀等貴重金屬制作，持有者享有特權。有關的史籍記載顯示，只有那些為政府或權貴服務的人才能得到這種牌子。馬可·波羅不但在書中詳細記載了蒙古帝國的各種牌子，還提到忽必烈以及遠嫁西亞的蒙古公主賜給他金牌。他的遺產登記表明，直到他去世時蒙古大汗的金牌仍在他手中。這一點不但說明馬可·波羅的確到過中國，還證明他在元朝的身份相當特殊，絕非普通商人。如果沒有到過中國，馬可·波羅根本不可能寫出這樣一部涉及元代政治、經濟、社會生活的大量細節的著作。到目前為止，還沒有發現任何同時期的歐洲、西亞、中亞文獻對元代中國的記述如此翔實。

由此可見，馬可·波羅確實到過中國，但他在書中有過于夸張的描述，這也許由于其對親歷中國這一難得經歷的炫耀心理而已。

西夏遺址黑水城之謎

西夏遺址黑水城之謎

在我國的北部邊陲，歷史上聞名的居延海南側，有一座城墻保存完好的古城遺址，從城內市井建筑的頹垣斷壁可看出昔日街巷的布局，從城外殘存的田畦溝渠可想到當年農業的興盛。這就是有名的黑水城，蒙古語稱作哈拉浩特(意為黑城)。傳說過去黑水城是西夏都城，最后一位君主號稱黑將軍。他英武蓋世，所向無敵，在與漢族爭霸中原時，出師不利，退守孤城。中原大軍久攻不克，見城外額濟納河流貫其間，便以沙袋塞其上流，斷絕城中水源。守城者于城內掘井，至極深而滴水未見。黑將軍被迫全力出戰，未戰前，以所存白金八十余車連同其他珍寶傾入井中，又親手殺死自己的妻小，以免落入敵手，然后率士卒出戰，終因寡不敵眾戰敗身亡。中原軍隊攻陷黑水城后，大肆搜尋而未能得見寶藏。這一有傳奇色彩的故事與歷史事實相去甚遠，但其中藏寶的傳說卻吸引著不少人。拋開這一傳說，西夏王朝是怎樣歷經興衰的？黑水城真的是西夏的都城嗎？歷史上的黑水之城到底是怎樣被拋棄的？它又有哪些令人嘆息的故事呢？

西夏，是一個800年前在我國西北與宋、遼（金）鼎立189年歷史的封建王朝，它以黨項族為主體。黨項族，最早居住在今天的西藏、青海、四川等省區的交界地區。在隋末唐初的時候，羌族中的黨項族開始興盛起來，他們以姓氏為部落的名稱，過著原始的游牧生活，在黨項族的許多部落中，尤以拓跋氏最為強大。到了唐禧宗時，以黨項族的領袖拓跋思恭鎮壓起義有功，于公元883年將其晉爵為夏國公，賜皇姓“李”。從此以后，拓跋思恭逐漸形成一支強大的地方割據勢力，五代十國時期，他們乘亂擴張勢力范圍，不斷地壯大自己的力量。到了1038年(夏大慶二年十月十一日)，黨項族首領李元昊于都城興慶府南筑臺受冊，即皇帝位，國號大夏。因其地處西北，又在黃河以西，所以史學家稱之為“西夏”。

“西夏”地方割據政權建立以后，同宋朝時戰時和，1115年，金滅遼。宋室南遷之后，西夏對南宋、金都采取和好政策，并廣泛吸收漢族生產經驗和技術，為王朝的政治、經濟、文化發展都奠定了相當堅實的基礎。當時，盡管形式上西夏必須向宋、遼稱臣納貢，實際上，它已經完全成為西北的一大軍事強國。西夏當時的疆域達到“東盡黃河、西界玉門、南接蕭關，北控大漠，地方萬余里”，形成了宋、遼、夏三國鼎立的局面。

黑水城始建于11世紀初，是西夏王朝設在北部邊境的一座重要的軍事城堡，城堡早在西夏王朝正式建國以前就已建成。盡管城市規模較小，但因它是河西走廊通往漠北的必經之路和交通樞紐，所以，戰略地位極為重要。西夏建國后，為了加強這一地區的管理，以防東面遼國和漠北蒙古的侵入，西夏王朝曾先后調集兩個統軍司來駐守黑水城及整個居延地區。并將大批人口遷到黑水城一帶定居，讓他們在當地屯墾造田、生產糧食，以滿足大批軍民的生活需要。

到西夏鼎盛時期，黑水城已不再是一座單純的軍事城堡，逐漸變成一座經濟、文化都較為發達的繁榮城市。當時的黑水城內，官署、民居、店鋪、驛站、佛教寺院以及印制佛經、制作工具的各種作坊布滿了城區，一派繁榮昌盛的景象。

1226年，北方蒙古汗國的成吉思汗率領大軍征伐西夏，首先攻克了黑水城，并由此南下，直取西夏的國都中興府，次年，西夏滅亡。元朝建立后，由于黑水城是漠北通往內地的重要交通樞紐，元朝統治者不僅派遣了大量軍隊來黑水城駐防，還從各地遷來許多漢族和蒙古族人，來這里與當地人共同發展農牧業生產。這一時期的黑水城繼續發展，成為了當時的繁華城市。是當時“北走嶺北、西抵新疆、南通河西、東往銀川”的交通要沖和元朝西部地區的軍事、政治、文化中心。

但是好景不長，14世紀中葉，這里的情況發生了巨大的變化。昔日的綠洲被沙漠吞噬，變成了一片荒漠，昔日繁華昌盛的黑水城也變成了一座廢城。

1908年，俄國人科茲洛夫受黑水城傳說的吸引，為了尋找那藏在井中的大批珍寶，他率隊來到我國進行“探險”。此時正值我國腐朽的清王朝行將崩潰，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文化侵略失于防范。當年3月科茲洛夫終于找到了哈拉浩特，并在這里進行了發掘。1909年5月，他們從西藏東部返回時又重到哈拉浩特，對這座古城再一次大肆發掘。他們雖然沒有找到所曾幻想的“神秘寶藏”，但卻在城外的一座塔內發現了一大批西夏文文獻。其中既有刻本，又有寫本，既有大量的佛經，又有多種多樣的世俗文獻。除此之外，還有漢文、回鶻文、蒙文、敘利亞文、突厥文等多種文獻。此次發掘甚至被稱為找到了一個“完整的書庫”。這批文獻運到彼得堡(列寧格勒)后，共編了8000多個編號，大約有兩千冊書。

科茲洛夫的野蠻發掘給黑水城遺址造成了毀滅性的破壞，他在黑水城周際一共挖掉了30多座原先保存完好的佛塔，幾乎毀了黑水城80％的塔！科茲洛夫因為他的野蠻行為，在離開黑水城時似乎“良心”有所發現，他在自己的“考察記”中這樣寫道：“隨著考察隊與死亡之城距離的增加，不由自主的難過之情越來越強烈地控制了我。我仿佛覺得在這毫無生命的廢墟中，還存留著為我所親近、珍視以后將不斷與我的名字聯系在一起的東西，還有一些我舍不得與之別離的東西。我無數次的回望這座被塵土遮蓋的城堡，在和自己‘蒼老的朋友’告別時，我帶著某種可怕的感覺意識到，哈拉浩特城（黑水城）現在只聳立著一座孤零零的塔了，這座塔的內容已經無可挽回地死亡了——被人類的好奇心和求知精神給摧毀了……”

失色的黑水城，成了今天那些仍然在關注著西夏文化的人們心中永遠的痛。此外，就要被大漠掩埋了的它向人們證實著這樣一個不爭的事實：今天被湮沒在沙海里的城池是西夏王國當年最漂亮最發達的城市，而這里的每一個沙丘都是牧人們當年的家！發白的牛骨、殘存的瓦礫、考古專家剛剛發現的600年前的兒童干尸都在向人們述說著黑水城的過去。而黑水城的敗亡之謎也吸引著我們繼續向前探索……

古墓怪異符號暴露契丹失蹤之謎

古墓怪異符號暴露契丹失蹤之謎

在中華民族幾千年波瀾壯闊的歷史長卷中，曾有一個以“鑌鐵”自稱的民族，他們就是契丹民族，這個剽悍勇猛、好戰威武的民族，在200多年的時間里曾經揮斥長城內外，飲馬黃河。在最強盛時期，曾經雄霸中國北部半壁江山，但令人驚異的是，這樣一個不可一世的民族，自明代以來就集體失蹤了，人們再也聽不到關于他們的消息。契丹人究竟去了哪里？他們還有沒有后裔？尋找這個失蹤的民族，成為一個誘人的歷史之謎。

據《遼史》記載，遼滅亡后，至少還有兩大部分契丹人留了下來。一部分是契丹末代皇帝的追隨者，另一部分是聚居在遼國南部的契丹人，還有一些散居各地的契丹軍民。黃河流域不斷出土的文物說明有的契丹人被女真人降服，有的向北回遷到契丹的發祥地，也有人和北方其他民族逐漸融合為一體。事實上，在金朝統治時期，契丹人不斷舉行起義。當蒙古族興起后，契丹人紛紛投靠，想借助成吉思汗恢復本民族的地位。這也從側面證明，到元代初期，契丹人的勢力仍然十分強大。

那么，幾百萬契丹人到哪里去了呢？

有人認為契丹民族作為一個民族，已經不存在了，契丹人在不同時期、不同歷史條件下，大都融入其他民族之中了。遼亡以后，除一部分契丹人隨耶律大石西遷以外，大部分契丹人仍留居在東北地區。這些契丹人雖大都與女真、高麗、蒙古族融合，但一部分契丹人還是以集團形式保留著契丹民族的風俗習慣。金、蒙戰爭爆發以后，許多契丹人起事，參加反抗女真人統治的斗爭。這部分契丹人有的被女真人鎮壓，有的投靠蒙古人。投靠蒙古人的這部分契丹人，隨著蒙古人東征西討，也隨之分散到了全國各地。

而隨耶律大石西遷的這部分契丹人，在西遼亡后到今伊朗克爾曼省建立一個起兒漫王朝，俗稱后西遼。雖然這部分契丹人的傳統習俗已不見，被當地民族完全同化了。但他們對西方的影響至今仍在，以致現代俄語和拉丁語一直把中國稱為“契丹”。

也有人認為契丹民族沒有被融合，他們作為一個民族仍然存在。一種說法認為，生活在大興安嶺、嫩江和呼倫貝爾草原交匯處的達斡爾人，就是契丹人的后裔。達斡爾的意思是“原來的地方”，也就是故鄉。幾百年來，達斡爾人就在這里游牧，但究竟哪里才是他們的故鄉？達斡爾人自己不知道，因為他們自己沒有文字，只能靠口述來傳承歷史，清朝以前的事就沒有人知道了。達斡爾族一直供奉本族菩薩庫烈佛，而庫烈兒是800多年前契丹北遷首領的名字。據史料記載，遼亡后，這個不肯降金的契丹將領，率領一部分契丹人來到嫩江流域，并按照契丹人的風俗，組織氏族部落定居下來。直到明末清初，根河地帶的達斡爾酋長根鐵木兒還被通古斯人稱為契丹酋長。學者通過比較研究契丹族和達斡爾族的生產、生活、習俗、宗教、語言、歷史等內容，找到了大量證據證明，達斡爾人是繼承契丹人傳統最多的民族。但這些只是間接的證據，具體定論尚待進一步的證明。

還有一種說法認為，契丹部落最后流落到了云南地區。他們的根據是，在云南施甸縣，發現了一個仍在自己祖先的墳墓上使用契丹文字的特殊族群，統稱“本人”。他們分布在南部邊陲云南省施甸縣和保山、臨滄、大理、德宏、西雙版納等地，其中以居住在施甸縣的為多。據內蒙古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和云南民族研究所1990年以來的調查，“本人”的先祖就是當年隨從蒙古軍隊遠征云南而落籍于此的契丹人。他們歷經元、明、清和中華民國及新中國幾個歷史時期，至今仍保留著許多契丹民族的文化傳統。他們的體質特征也與當地人明顯不同，長得比較高大。這些人有阿莽蔣、阿莽楊、阿莽李等姓，明清以來已改為蔣、李、趙、何、茶等姓。在云南德宏傣族景頗族自治州還發現了一本《勐版蔣氏家譜》，其中記載著蔣氏家族的來源：“蔣氏祖先姓耶律氏，名阿保機，創建遼朝，為金所滅。后裔以阿為姓，又改為莽。在元初，隨蒙古軍隊南征有功，授武略將軍之職。明朝洪武年間，因麓川平緬叛有功，分授長官司，并世襲土職。后又經歷數代，改為蔣姓。”這個家譜清晰地記載了勐版蔣氏家族是遼太祖耶律阿保機的后裔，及其姓氏的演變過程。

為了解開契丹民族的神秘失蹤之謎，中國社科院的專家利用了dna技術。他們先在四川樂山取到了契丹女尸的腕骨；從內蒙古自治區赤峰取到了有墓志為證的契丹人牙齒、頭骨；在云南保山、施甸等地采集到“本人”的血樣；從內蒙古自治區莫力達瓦旗和其他幾個旗提取到了達斡爾、鄂溫克、蒙古族和漢族等人群的血樣。在完成古標本的牙髓和骨髓中用硅法提取的線粒體dna可變區比較后，得出了如下結論：達斡爾族與契丹有最近的遺傳關系，為契丹人后裔；云南“本人”與達斡爾族有相似的父系起源，很可能是蒙古軍隊中契丹官兵的后裔。

經過現代科技手段的支持，契丹民族消失的千古之謎終被解開。即使如此，由于契丹族1000多年來一直保持著“外婚制”，所以純粹意義上的契丹人早已經不存在了。

濟公和尚原型是位博學高僧

濟公和尚原型是位博學高僧

“濟公”是中國家喻戶曉的神話人物，羅漢化身的濟公在人間懲惡揚善、治病救人。老百姓將他視為“活佛”，而那些為富不仁、壞事做絕的惡人則對他又恨又怕。那么，濟公其人是否真的存在？他是何許人也？又有著怎樣不為人知的故事呢？

濟公的傳說至今已有800多年的歷史。六朝以來，浙江南部的天臺山就是充滿神秘色彩的佛教圣地，晉代《西域記》把天臺石橋方廣寺稱為五百羅漢顯化之地；唐代被稱為三賢的寒山、拾得和豐干，就以瘋癲著稱，因此，天臺在歷史上就流傳著許多羅漢、顛僧的傳說。

濟公其實是一個有史可查的人物，最早記錄見于南宋高僧釋居簡《湖隱方圓叟舍利銘》和釋如《贊濟顛》。濟公，法名道濟，他的高祖李遵勖是宋太宗駙馬、鎮國軍節度使。父親李茂春和母親王氏住在浙江天臺北門外永寧村。李氏家族人丁不是很旺盛，但因歷世仕宦，家境富裕，也稱得上是天臺的望族了。赭溪西岸的一大片田地，就屬于這個家族所有，至今人們還稱作“李家”。李茂春年近四旬，膝下無嗣，虔誠拜佛終求得子。濟公出生后，國清寺住持為他取俗名修緣，從此與佛門結下了深緣。

少年濟公成長在赭溪畔，讀書于赤城山。由于受天臺山“佛宗道源”和李府世代積善信佛家族文化的熏陶，潛移默化，萌生了出家的念頭，先入國清寺，后投奔靈隱寺瞎堂慧遠，這位“佛海禪師”為濟公授具足戒。

濟公被人們神化為“活佛”，不是偶然的，而是他扶困濟貧、除暴安良的行為得到了大家的尊敬所致。濟公出家后，不像其他世俗和尚那樣守著寺院的清規戒律循規蹈矩地生活，而是成天吃葷喝酒，衣衫襤褸，浮沉市井，救死扶弱。不過，在一般僧俗眼里，道濟的言行出格，被認為不是正常的人。有的僧人向方丈告狀，說道濟違犯禪門戒規，應責打并逐出山門。誰知，方丈瞎堂慧遠一邊口宣：“法律之設原為常人，豈可一概而施！”并在首座呈上的單紙上批了：“佛門廣大，豈不容一顛僧！”此后無人再敢詬逐。瞎堂圓寂后，道濟去凈慈寺投德輝長老，后來做了書記僧。

濟公破帽破扇破鞋垢衲衣，貌似瘋癲，實際上卻是一位學問淵博，行善積德的得道高僧，被列為禪宗第五十祖，楊岐派第六祖。由于濟公法行高超，達官貴族都以與其結交為榮，但是，道濟卻輕易不入侯門，而用他精湛的醫術為老僧、貧民悉心治疾，疑難雜癥多得根治。凈慈寺失火后，他自撰榜文，前去嚴陵山一帶募化，使之恢復舊觀。他好打抱不平，息人之爭，救人之命。于是人們又以他扶危濟困而稱之為“濟顛”，尊之為“濟公活佛”。濟公誕生時正好碰上國清寺羅漢堂里的第17尊羅漢（即降龍羅漢）突然傾倒，于是人們便把濟公說成是羅漢投胎。黎民盼望救星，社會呼喚英雄，當人民十分需要圣賢的時候，高僧就成了活佛，凡人道濟成為歷代供奉祭祀的神靈，其成佛后的尊號長達28個字：“大慈大悲大仁大慧紫金羅漢阿那尊者神功廣濟先師三元贊化天尊”，集佛道儒于一身，堪稱神化之極致。

不過，也有人認為，濟公的原型為金陵高僧寶志，是南北朝時建康（南京）人。寶志，自小出家，住京師(即建康)道林寺，修習禪業。又曾向西域來的著名禪師學習禪法。至宋明帝泰始(465～471年)初年，忽然出現反常行為，居止無定，飲食無常，留著長長的頭發，喜歡赤腳走街串巷。出門時總是扛著一根錫杖，杖頭掛著剪刀和鏡子，或者掛一兩匹布帛。他那詭異乖張的行止，常常招致人們的好奇和訕笑。

據《南史·陶宏景傳》后面所附的沙門寶志事：“宋泰始中（468年）見之，出入鐘山，往來都邑，年已五六十矣。宋齊之交，稍顯靈跡，被發徒跣，語默不倫……好為讖記，所謂志公符是也。”這樣一直到南齊建元中(479～482年)，寶志有時一連幾天不吃飯，而沒有饑餓的神色；有時言辭閃爍隱晦，難以捉摸，事后卻發現他說的話都應驗了。不時自編自唱半通不通的歌謠，結果都成了某些大事的預言。

據說梁武帝在位時，寶公有詩云：“昔年三十八，今年八十三，四中復有四，城北火酣酣。”梁武帝38歲做了皇帝，83歲時他曾“舍身”當和尚的所在地同泰寺發生火災，火起之日為四月十四日。寶志和尚的話都得到了應驗。在此之前的齊武帝，曾將他關押起來，次日，人們卻在大街上見到了他。齊武帝很驚訝，親往獄中察看，卻見他依然在押。齊武帝無奈，只好恭請他出獄，對其敬奉有加。

天監十二年的一天，寶志忽然將寺中的金剛像搬出，自語道：“菩薩當去。”到了第二天就無疾而卒。寶志死后，梁武帝女兒永定公主出資，在鐘山玩珠峰開善寺（明初稱蔣山寺）前為他建塔下葬，稱寶公塔。瑯琊王筠奉命為寶志撰寫碑文，文詞麗逸。后人便依此碑文演誤其名為道濟，朝代為南宋。

到了明初，朱元璋為了營建孝陵，選中了蔣山寺這塊風水寶地，決定遷移蔣山寺及寶公塔。誰知在拆塔掘基時，卻見寶公尸體未腐，手纏腰，發披體，容貌如生，朱元璋視之生畏。遂許愿金棺銀槨，以葬寶公。隨后將其移至鐘山東南麓，重建寺塔，即今之靈谷寺、寶公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