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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說恨，朱元璋何止是獨恨張士誠一個。多年以后，一統天下的朱元璋，對撐起張士誠的江南，也是恨意未消。為了泄憤，朱元璋對蘇、松、嘉、湖等江南地區，課以重稅。

現在，張士誠的難題算是一了百了，沈萬三的難題則應運而生。張士誠割據江南的十四年里，沈萬三撈足了好處。當然，沈萬三對張士誠的財力支持也是難以計數的。這一點，讓張士誠在自己的地盤免于搜刮，從而獲得地方豪強的擁護與民眾的支持，同樣讓朱元璋非常頭痛。但是，憑拳頭說話的時代，民心并不是決定因素。張士誠最終為朱元璋所敗，這時的沈萬三又做了一件事：收留了張士誠后人。

有一種傳說，沈萬三獲得“聚寶盆”，是因為他給一批青蛙放生。這個傳說可以信一回，因為這符合沈萬三的為人與品性。這次他救的是一批人，沈萬三能不能再得一只“聚寶盆”呢？

三、新朝舊主

只有沈萬三最清楚，真正的“聚寶盆”是權力。有權力的庇護，才有財富的幾何級膨脹。朱元璋問鼎天下，頂級的權力首先關注的是宏觀財富，而不是江南一隅的沈萬三。元至正二十七年（1367年）十月，也就是朱元璋正式稱帝的前夕，即遷一批江南富戶至臨濠（鳳陽）。不久，再遷十四萬富民去鳳陽建設中都，沈萬三之婿顧學文榜上有名，沈萬三緊張了。

為保住萬貫家產，沈萬三自然想到再次攀結權力。對待已然帝王的朱元璋，沈萬三顯示出他作為商人的精明。好在新當家的朱元璋，錢缺得厲害，對送錢的人來者不拒。此時的沈萬三，也以為找到了感覺：改天換地，新朝舊主，如此而已。錢與權，什么時候分過家呢？

《吳江縣志》記載：洪武初年，沈氏家族獻給朝廷有白金二千錠、黃金三百斤，建南京廊房一千六百五十四楹、酒樓四座……費巨萬萬計。

洪武二年（1369年），朱元璋開始筑城墻，沈萬三奉命筑洪武門到水西門一段城墻，以聚寶門（今中華門）工程最為宏大。

由于秦淮河的橫貫，以明初的技術條件，聚寶門城墻工程施工難度客觀上太大，屢建屢塌，幾乎爛尾。傳說沈萬三埋下“聚寶盆”，城墻基礎才成功施工。要說這“聚寶盆”，設計上也沒有這種功能呀，怎么還能在土木工程中見神效呢？看似舍寶筑城，這其中的奧妙可想而知：為了國家的重點工程建設，沈萬三下了怎樣的決心！發家致富的命根子都不要，銀子的事誰都別提了。

洪武六年（1373年），沈氏家族出資興建的城墻全部完工，工程量約占總量的三分之一。既然社會上都知道“聚寶盆”沒了，沈萬三應該更清楚，實際上是自己的腰包已掏得差不多了。

作為世間掙錢的高手，始終不失掙錢的自信。修完城墻的沈萬三，心情并沒有太多的沮喪——洪武初年，鑒于沈萬三的突出貢獻，其子沈茂、沈旺被朱元璋賜授為“廣積庫提舉”“戶部員外郎”。官大官小是一回事，身份變了才是關鍵，地位也是金錢，同時也驗證了有投資就有收益的真理。

新的社會，新的希望，沈萬三的心情豁然豪邁起來——改朝換代，升官發財，幾乎奮斗一生的沈萬三，褶皺的額頭閃動著亮色。明洪武三年（1370年）沈萬三舉家遷居南京，府址約在馬道街，舊業只留入贅的孫女婿周箎打理，自己在京城過起了奢華的生活。

京城中的沈府，著實比較傷普通人的自尊：圍墻即有三道，外層高六尺，中、內層皆三尺。奇怪的是三尺高的圍墻也要修六尺寬，原來人家墻上要種珍貴的花木。花木品種齊全，“春則麗春、玉簪，夏則山礬、石菊，秋則芙蓉、水仙，冬則香蘭、金盞”，保證四季花開艷冶，取名“繡垣”。墻內奇石為山，池養金魚，亭臺樓閣，小橋流水，儼若仙區勝境。沈家人居住的樓宇，欄桿皆以金銀、寶石裝飾，四角懸掛的是琉璃燈。沈府的室內、室外娛樂設施齊全，可供十數歌姬舞女表演，還是“溫室”，具有“中央空調”效果。

寢室中，用的是貂皮被子，蜀錦枕頭，沒有一樣不是頂級配置。沈家所用的器皿至少也是金銀，桌布用的是真絲，擱筷子的則是羊脂玉筷枕。沈家有一把酒壺是瑪瑙的，通體透明，宛如水晶，壺上有葡萄與蔓枝，如同水墨畫，純屬天然，但并不是畫上去的，至于怎么生得這般奇巧，沒有人知道。沈家人的穿戴就不必說了，因為他們家的僮仆穿的都是綾羅綢緞。

沈萬三富極一時，他的弟弟沈貴曾寫詩勸他：“錦衣玉食非為福，檀板金樽亦可休。何事百年長久計，瓦盆載酒木棉裘。”一語成讖，這種日子沈萬三果然沒有維持太久。

四、犒軍事件

修城墻已出了巨資，日子還過得這么滋潤，沈萬三“隆重”進入了朱元璋的鷹眼。

據董谷《碧里雜存》記載，這一日朱元璋找來了沈萬三，交給他一枚銅錢，說你理財有方，這文錢你去為我放債，一月為限，每日收取“一對合”。

“一對合”，就是每天利息是100%，利滾利。管家替沈萬三算了半晌，天呀——到期本息是五億四！

沈萬三眉頭皺都不皺，給了。這不是大款扔幾個億小錢將人砸死，而是沈萬三心里怕了——太祖從他這里掙點“利息”，已經是皇恩浩蕩了。

明太祖朱元璋是一個操控權力的高手，問鼎權力頂峰的他在老家留下了四個字“萬世根本”，而不是秦始皇式的“萬世基業”，前者的內涵遠遠超出了后者。“萬世根本”也不盡指自家祖墳那底下的故人，而是包含地面活著的普通人。對這些底層的平民，朱元璋有著出自親身體驗基礎上的理解與同情——這是關乎權力安危的龐大群體，并且處于財富大佬沈萬三的對面。在朱元璋的眼里，財富的集中無疑危及自己的“萬世根本”。而讓朱元璋難堪的是，“萬世根本”的老家并不給皇帝面子——洪武年間，《鳳陽歌》風行大江南北：說鳳陽，道鳳陽，手打花鼓咚咚響，鳳陽真是好地方，赤龍升天金鳳翔，數數天上多少星，點點鳳陽多少將。說鳳陽，道鳳陽，手打花鼓咚咚響，鳳陽真是好地方，皇恩四季都浩蕩，不服徭役不納糧，淮河兩岸喜洋洋。

中都鳳陽，太祖老家，首先唱響的居然是這樣一首《鳳陽歌》。唱《鳳陽歌》的多是乞丐，而“乞丐”之中居然還有富翁。其實，這并不稀奇，朱元璋坐上龍椅，便強遷江南巨戶到鳳陽府。這不是太祖關心家鄉建設，報復江南富戶曾支持政敵也只是一個方面。在太祖的眼里，財富意味著勢力，也是自己權力的威脅。一個分散的小農社會，有益于朱家的社稷江山。“打土豪分田地”，百姓有日子過，誰愿意不要命跟皇帝過不去？

但是，江南的富戶就慘了。他們聚集中都，原有的土地被剝奪。由于超強度的移民，鳳陽地區人口激增，災荒也不少，這些遷徙的江南巨戶，長年返鄉夢不斷。雖說那里已經物是人非，但有夢總比沒夢好，何況人是有情感的。朱元璋樂意嗎？嚴禁他們離開。所以，人急了辦法就多：他們假扮賣藝人，打鼓唱曲，順便解決食宿問題，為的就是離開鳳陽——唱著《鳳陽歌》溜出中都的，夾雜著改頭換面的昔日有錢人！

朱元璋沒有讓沈萬三走向陌生的異鄉，但成熟的商人是敏銳的。當沈萬三跟著聽到街頭的《鳳陽歌》時，他的音樂慧根頓時大開，徹底明白過來——應該再一次拯救自己了！

保險繩是什么呢？錢！沈家，也只有錢，還算個能出手的東西。現在，京城南京，城墻堅固，是鐵打的江山。實在找不出皇上的稀罕物，那就替皇上打造一支王牌軍隊吧！練軍，拉一支隊伍，不合適，太危險。沈萬三思來想去：那就再擠點錢，犒勞他們吧。

這一次，朱元璋的反應非常平淡：你們有的是錢，可知道俺究竟有多少兵馬？

這個，沈萬三確實沒想過，但必須支撐下去：每人犒勞一兩銀子，應該還是行的……

沈萬三的過度熱情，讓朱元璋醍醐灌頂。太祖打量著眼前的沈萬三，一個“敵人”的輪廓，在朱皇帝的腦海里徹底清晰了——

“百花發時我不發，我若發時都嚇殺。要與西風戰一場，遍身穿就黃金甲。”早年的太祖，敵手太多，無法分辨，猶如西風，橫掃水面，但太祖有的就是不含糊。元至正二十三年（1363年），陳友諒的六十萬大軍于鄱陽湖灰飛煙滅。

順我則友，逆我則敵，太祖就是這么敵我分明。消滅了陳友諒，敵人漸少，也漸明晰，那就是江南：“殺盡江南百萬兵，腰間寶劍血猶腥！老僧不識英雄漢，只管嘵嘵問姓名。”嘵嘵啥？拿下了張士誠，這就乾坤已定……

太祖的詩，煙熏火燎，泥沙俱下，字里行間的明顯血污，漫過敵手，最終寫成太祖的英豪。太祖的詩“雄深宏偉”，意象鮮明，恨誰打誰，想到的，也就寫下了。事實上，太祖正是這么不斷地發現敵人，然后，消滅之！

沈萬三，兩朝的生意做得多，《明太祖集》讀得少，根本不明白太祖的忌諱所在。大元朝，張士誠……不搭界的影子來回晃動。他們在哪？載舟覆舟，萬民是水，惡人是浪，大明朝的江山社稷，那得旦夕提防。現在，沈萬三沒揣摩出太祖的心思，反惹出太祖的心思，幾乎是自露馬腳。“犒軍”？他覬覦的是什么？太祖翻臉了：殺！

《明史》載：“吳興富民沈秀者，助筑都城三之一，又請犒軍，帝怒曰：‘匹夫犒天子之軍，此亂民也，宜誅之。’后曰：‘其富敵國，民自不祥，不祥之民，天將災之，陛下何誅焉？’乃釋秀，戍云南。”

沈萬三躲過殺頭的噩運，貌似出自馬皇后的求情，其實朱元璋要剪除的，重在權力威脅，不單單是沈萬三式的生命個體。

“朕本農夫，深知民間疾苦。”朱元璋起自貧寒，基于自己的切身感受，視豪強大戶為地方之惡，社稷之害。在文明與財富的關聯面前，太祖以自卑支起自信，不自信，則刀砍之。當他登上權力的巔峰，便不斷與底層聯手，擠壓中間富民（官紳），建立起皇權、中間層與底層之間的穩定三角。

史料顯示，明初移民規模空前：江南富戶及無地農戶，山西北部和內蒙古的邊民，山東、江西等地農戶，遷鳳陽；各地官吏、富戶、工匠、軍戶，遷南京；塞外降卒或俘獲的蒙古軍民，遷北方各地；設立衛、所，軍戶有遷云南、甘肅等地……非軍事移民七百萬，總移民一千余萬。移民原因十分復雜，強推手段也層出不窮：既有允許百姓墾荒田為己業、免徭役和賦稅等政策優惠的引導，更有無端加罪奪其田產、充軍流放的黑惡手段。只要有利于皇權的穩固，朱元璋無所不用其極。在他感到潛在的威脅時，最先將中間層視為“假想敵”。沈萬三的不幸，就是早早地成為了太祖的靶垛。

風燭殘年的沈萬三，就此走上充軍之路，成為又一個富人、窮人多部輪唱的《鳳陽歌》傳承人。

五、沒有結局的背影

通俗地講，不為文臣竊取，不為武將劫掠，不為富紳掏空，這就是明太祖朱元璋的權力安全觀。朱元璋與沈萬三的交集，其實都是權力與財富沖撞的標本。

太祖起自布衣，對危機的警覺與應對，習慣于簡略地歸于敵我。出于防患于未然的考慮，“假想敵”的影子在太祖的腦海中總是不時涌現，然后“被消失”。不斷挨揍的沈萬三，充當著太祖邏輯的演繹。這種推演，既似是而非，又簡單深刻：沈萬三早年與政敵聯手，唯利是圖的商海，他勢必將機謀置于目的之下。正面的背面呢？對其背面的猜測，太祖有失分寸在所難免。只是沈萬三的背面表露太少，其結局凄涼又贏得善良者的廣泛同情。

沈萬三的背面會是什么？歷史沒有關注到這個匆匆而去的人，只將他的背影描成了陰影。沈萬三何時故去，除了族譜并無確切的史料。隨著沈萬三的故去，他的標本意義依舊附會于這個家族，這個階層，這種現象，抑或延伸。在確鑿的史實中，沈萬三的子孫確實已難以圈點：敗壞法度，為害鄉鄰，一步一步為社會所不容。紀綱是明代的一個“奸佞”，沈萬三之孫沈文度（《明史》作“其子”）即與之勾結，欺男霸女，欺行霸市，魚肉百姓。這個家族的是是非非，最終歸并到“沈萬三”這個“替身”上。

對于財富高度集中的危害性，現代社會學理論有著更深刻的表述。但在傳統社會中，則簡略為“敵人”。顯現的是戰場敵，潛在的是假想敵。作為“假想敵”，這樣的“沈萬三”，朱元璋注定是要斬盡殺絕。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明初四大案”的“藍玉案”發，朱元璋對“假想敵”的猜想，再一次被引爆。

藍玉，朱元璋爭霸天下與開疆拓土時的一柄利劍。“利劍”，指向敵人時是人才的可用性；“利劍”，指向自己時便是宿敵的威脅。這個藍玉，也確實是個始終不安分的人：領軍凱旋時可以打破關門，軍中擅權獨斷專行，對太祖也時常出語傲慢……夠了，威脅皇權，你便是敵手！當有人告藍玉謀反，朱元璋未加思索，迅速出手，藍玉連同一萬余黨，盡行誅滅。

《明史》對藍玉不失感慨：“元功宿將，相繼盡矣！”《明史》作為正史，又并非字字珠璣，很多時候像是外行寫內行。太祖眼里的藍玉，最終最準確的表述應該是：“元兇宿敵，相繼盡矣！”但千人的明史館，就是沒弄明白一個朱元璋，只用準了一個詞：相繼。

“相繼”，就是“舉一反三”，不頭痛醫頭，腳痛醫腳，達到標本兼治。更況“出于不得已，而非以剪除為私計”。而徹底剪除藍玉的枝節與下線，就不能不包括與之確有關聯的沈氏家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