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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走出考場的考生，罵自己不用功的歷來就少。考砸的考生，從來都習慣歸罪于試題雷人。與眾考生滿面悲憤不同的是，竟有兩個考生笑逐顏開。這兩人，一個是唐寅，另一個便是徐經。

從《明史·程敏政傳》看，唐寅與徐經考前曾在一起“預作文”，也就是模擬考試。恰恰有一次模擬考試，出現了奇跡：“預作文與試題合”。這種巧合概率當然很小，但中“六合彩”的事畢竟是有的。這到底是唐寅與徐經的運氣，還是程敏政涉嫌“鬻題”？應該是前者，因為“預作文”完全與程敏政無關。

唐寅與徐經走出考場，看到同年們個個苦著臉，居然覺得不可思議。別人說太難，他們說太易，并且大肆炫耀自己猜中了考題。正常的情理，一個向人買題的人，通常都會裝作沒考好。故意向人賣弄，那就是智商有點問題。而唐寅與徐經，顯然屬于智商發達的人。

如果唐寅與徐經的智商出現短路，程敏政的智商肯定正常。想出這么冷僻的題目折磨考生，程敏政顯得自鳴得意。評卷時，程敏政發現很多考卷牛頭不對馬嘴，動作夸張地譏諷舉子不用功。當發現有兩張試卷答題貼切，文辭優雅，程敏政又開始賣弄自己“神算子”的奇功：這兩張卷子，肯定是唐寅和徐經的！

其實，作為考官的程敏政，這是在猜想，因為評卷人員拿到的試卷，考生信息是彌封的，試卷上的字跡也是統一謄錄的。如果自己做了虧心事，打死他也不會這么說的。

重要的一場考試，眾人考砸，唯有唐寅、徐經猜中“標準答案”，唐寅又是鄉試第一，其會試第一的概率越來越大了。唐寅的興奮難以言表，另一個人的郁悶便理所當然。這個人，當然是都穆。

唐寅、都穆、徐經，三個人一道前來應試，如今兩個人考得很得意，失意的自然只剩下他一人。心情糟透的都穆，來到馬侍郎家喝酒，作陪的還有給諫華昶。幾個人在一起閑談起來，話題很快從給都穆寬心，轉到了對試題的質疑。出題的是程敏政，猜中的恰恰是他的門生，這天下的事，怎么能這么巧呢？最后達成共識：一定是程敏政將試題賣給了唐寅和徐經！

運氣好時六合彩都能中，運氣不好時煮熟的鴨子都能飛。程敏政平時在官場不得人緣，但與華昶也沒有直接的冤仇。不幸的是華昶有個朋友傅瀚，與程敏政同在禮部。人緣好壞是表面的，利益沖突才是根本的，傅瀚與程敏政正在暗暗競爭禮部尚書的位子。一個人的失敗，就是另一個人的成功，這個道理過于簡潔，傅瀚這回看到了機會。

傅瀚立馬鼓動華昶參劾程敏政，華昶就此給了程敏政致命一擊：“國家求賢，以科目為重，公道所在賴此一途。今年會試，臣聞士大夫公議于朝、私議于巷，翰林學士程敏政假手文場，甘心市井。士子初場未入，而《論語》題已傳誦于外；三場未入，而策之第三、四問又傳誦于外。江陰縣舉人徐經、蘇州府舉人唐寅等狂童孺子，天奪其魄，或先以此題驕于眾，或先以此題問于人。此豈科目所宜有、盛世所宜容？臣待罪言職，有此風聞，原陛下特敕禮部，場中硃卷，凡經程敏政看者，許主考大學士李東陽與五經同考官重加翻閱，公為去取，俾天下士就試于京師者咸知有司之公。”

明孝宗接到華昶的奏疏，立即令禮部調查。李東陽進行審查，發現由程敏政看過并擬取的考生中，根本就沒有唐寅與徐經。程敏政拍案叫絕的那兩份試卷，其實是另外兩位高手的。

按理這件事應該到此為止，但言官和朝中一些大臣又提出新的質疑：李東陽與程敏政都是考官，這種查法有失公正。為了取信于社會，明孝宗遂令錦衣衛查處。

錦衣衛的專業與科考對不上號，但他們查案子講究手段，方法對不對那是不管的。錦衣衛人員根本就不看試卷，而是直接將華昶與徐經、唐寅叫來對質。結果，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審不清，斷不明，錦衣衛便使出自己的“專業技能”：打！

身陷囹圄的徐經、唐寅，受盡折磨，所謂“身貫三木，卒吏如虎，舉頭搶地，夷泗橫集”。書生說理，尚能道出個一二三四，這棍棒猛打，骨頭就太嫩了。唐寅扛不住，被迫服誣認罪，供稱程敏政曾受其金幣，出賣試題，雖然自己買的是程敏政的另一篇文章。

文人怕打，也怕失氣節。打的時候，徐經與唐寅承認買題。不打的時候，二人又喊冤叫屈。定罪的證據，除了口供，什么都沒有。另外的言官便站出來講直話，認為這樣辦案也不公平。

這樁案子，鬧了四個月，事實真相其實一開始就很清楚，只是諸多官員介入，哪一方都不好收場。最后，明孝宗以程“臨財茍得，不避嫌疑，有玷文衡”為由，勒令程敏政致仕；徐經、唐寅有“夤緣求進之罪”，責令“黜充吏役”；華昶“言事不察實”，降職調離北京，任南京太仆寺主簿。因為官場的明爭暗斗，程敏政、華昶與徐經、唐寅誰都沒有好處，一齊淪為輸家。

最后的贏家是傅瀚與都穆。弘治十三年（1500年），傅瀚如愿以償，升禮部尚書。考官們為避免惹禍，違心地將本已排名在前的考生，一齊“褫名”。都穆的排名本來靠后，現在自然靠前了。不過，這位高中進士的都穆，由于人品太差，終因“陷寅為世所薄”。

三、孤獨的真相

“黜充吏役”，對唐寅的處罰有點重，但也算不上絕對致命。“黜充吏役”說白了，就是不能當領導干部，只能做辦事員，“就業”還是沒問題的。按照這個處分，唐寅日后不能再考進士，但平反的機會還是有的，畢竟是個冤案。眼下做個小吏，并不意味著一輩子仕途無望。

但唐寅一生自視甚高，這場打擊幾乎將其精神摧毀。科舉蒙羞，唐寅根本就不甘為小吏，從此絕意仕途。歸家后的唐寅縱酒澆愁，陷入曾經的墮落。不久，又對繪畫。

傳統文人畫，有著“書畫同源”的特質，唐寅步入其途并無太大的障礙。繪畫與人性的中心價值統一，往往成為渴求心靈完善者的精神需求。唐寅決計以詩文書畫終其一生，其繪畫的引路人是周臣。

周臣，字舜卿，號東村，與唐寅同鄉。周臣乃是吳門畫派的先驅，其院體畫功力深厚。周臣的兩位高徒便是唐寅、仇英，師徒讓明代的繪畫史異彩紛呈。藝術是基于天賦的，唐寅天賦異稟，在周臣的幫助下完成了文人畫家向職業畫家的身份轉換。

唐寅的身份轉換有著很大的意氣成分，也是社會價值觀嬗變背景下的個性使然。功名之外的從藝者，正在被社會接納為精英。接下來唐寅要做的一件事，便有一些“違法”的色彩——

“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一直被視為“脫去塵濁”的文人行徑。其實，這在明朝是完全違法的。明初的朝廷規定，“旅行”只能是一種公務行為，平民未經官方批準離開居住地百里，即構成違法要責杖八十。唐寅只在與周臣商量之后，便開始了游歷名山大川。但唐寅的行為并未受到追究或指責，百年后的王朝，一些律法開始成為一紙空文。

明弘治十三年（1500年），唐寅離開蘇州，乘船至鎮江，復至揚州，游覽瘦西湖等名勝。然后，溯江而上，蕪湖、九江、廬山、黃州，在赤壁之戰遺址前留下了《赤壁圖》。爾后，唐寅又南行湖南，登岳陽樓，游洞庭湖，攀南岳衡山，再入福建游武夷山，由閩轉浙游雁蕩、天臺，又渡海去普陀，再沿富春江、新安江上溯，抵達黃山、九華。

唐寅壯游千里，歷時近一年，因囊中告罄而返回蘇州。這時的家中，早已一貧如洗。貧賤夫妻百事哀，正常的日子都過不下去，妻子無語，唐寅無奈，二人就此分手，剩下一個孤零零的所謂“才子”。

一無所依的唐寅，住到了街頭的一座舊樓里，與其說以丹青自娛，不如說是靠賣文鬻畫為生。文人淡泊名利，掩蓋了背后的生活困頓。他在一首詩中寫道：“不煉金丹不坐禪，不為商賈不耕田。閑來寫幅丹青賣，不使人間造孽錢。”

唐寅的生活是極度貧困的，除夕來臨，百感交集，筆下的詩意其實全是淚水：“柴米油鹽醬醋茶，般般都在別人家。歲暮天寒無一事，竹堂寺里看梅花。”

三十六歲時，唐寅移居城北桃花塢。桃花塢，看起來倒有幾分詩意，過去這里曾有章莊簡的別墅，但那已是幾百年前的事了。如今，歷盡風雨滄桑，這里早變成一片廢墟。但在唐寅的眼里，荒涼就是幽靜，破敗即是風光，忽悠自己，唐寅的水平絕對在開發商之上。唐寅用賣畫的錢在這片荒地上建了幾間茅屋，“豪華裝修”是在檐下掛上“學圃堂”“夢墨亭”“蛺蝶齋”的牌匾，人稱“桃花塢別墅”。

唐寅一生酷愛桃花，將茅屋取名“桃花庵”，并自號“桃花庵主”。令他高興的是，好友沈周、祝允明、文徵明等常來此飲酒賦詩，揮毫作畫，盡歡而散。

這種落魄文人的生活，唐寅將其抒寫成《桃花庵歌》：“桃花塢里桃花庵，桃花庵下桃花仙。桃花仙人種桃樹，又摘桃花換酒錢。”

這就是風流？祝允明在《唐寅畏墓志并銘》中是這樣寫的：“日般飲其中，客來便共飲，去不問，醉便頹寢。”

孤獨，無疑是唐寅的真相。

四、才藝的兇險

遭受科場與生活重大打擊后的唐寅，其實也是頹廢的。他頻頻流連于煙花柳巷，詩詞和繪畫作品，主題多在女色與享樂，唐寅生活在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里。

主觀上遠離社會，客觀上又不可能與社會隔絕。這時，有一只黑手，悄悄伸向了唐寅。

這個人便是寧王朱宸濠。朱宸濠乃明太祖朱元璋五世孫，寧王朱權后裔，明孝宗弘治十年（1497年）襲封于南昌。朱宸濠生性不羈，卻善于以文行自飾。寧王朱權一脈，一直不甘于寂寞。當年明成祖朱棣許以“天下中分”，最終卻給了一張空中畫餅。盡管幾率渺渺，但太祖這一脈的政治企圖生生不息，等到明武宗即位，寧王朱宸濠的政治野心急速膨脹。

明武宗朱厚照（1491-1521），明朝第11代皇帝，在位16年，年號正德。

朱厚照的生辰是個“吉祥號”：他生于亥年、戌月、酉日、申時，倒過來看順序正是申、酉、戌、亥。如果命理也是個理，他的一生應該工作順利，萬事如意，但事實上他的一生始終相當別扭，讓后人難以看懂。《明史》認為他一生貪杯、好色、尚武、耍無賴，荒淫暴戾，怪誕無恥，并成為后世的談資。但他的事跡，又顯出他剛毅果斷，瞬間誅滅劉瑾，輕易平定安化王、寧王之亂，指揮出應州大捷，使國泰民安，并且都不是吹的。

朱厚照其實是個很守規矩的皇帝，零花錢不夠，他想到的是自己開店，沒辦法的時候才跟戶部耍賴。正德元年九月，朱厚照要添置龍衣，派人找戶部要剩余的鹽引。鹽引即“鹽鈔”，取鹽憑證，屬于“有價證券”。戶部尚書韓文根本不買賬，說食鹽專賣收入只能用于國防建設。結果，錢沒要到手，六科、十三道加上都察院，幾乎所有的言官都打了雞血似的起來討伐皇帝。戶部在大臣和皇帝之間夾著，難以做人，提出一個折中的辦法，能否給個一半——就是開價一萬二，給個六千引。皇帝與戶部討價還價，不僅沒有結果，反而是反對的更多。

最后，朱厚照無賴勁上來了：不給一半，就給百分之五十吧！

通過這件事，不僅朱厚照看出了皇帝不好當，太監與外廷權力有沖撞。大臣們也看出來了，這個皇帝同樣不好控制。

任何一樁買賣，都是要為自己謀得利益。正德初年的經濟風波與政治風波，無非是朱厚照改革與執政的試水，朱厚照就此鞏固了自己的權力，也學會了當外廷對他產生威脅時，毅然選擇內廷作為平衡工具。后來權傾一時的劉瑾，也是憑借著自己超強的政治能力，就此走上明朝的政治舞臺，開始了他三年零十個月對明朝影響巨大的政治生涯。但他聰明的盲點，是他沒有明白當自己威脅到朱厚照權力的時候，朱厚照還有滅他的大臣。這是明王朝政治體制的精妙之處，也是劉瑾悲劇的根源。

對朱厚照來說，比他做買賣更有魅力的事是享有豹房。豹房的持久魅力，對后人來說在于它的娛樂性，豹房相當于“紅樓”，里面有標準更高的“莞式服務”。這種國家最高性服務機構，標準高到什么程度？智商有多高，標準就有多高。

所謂“豹房”，本是一個不可或缺的官辦動物園，因為珍禽異獸往往是“祥瑞”之物，養起來對國家太平與人民幸福有好處；另一重意義在于，有些珍禽異獸是狄夷屬國的“貢物”，是國家國際地位的象征，人家送來了你必須好好養著，如果人家送你“大熊貓”，你拿它當狗殺了、煮了，就是“無賴國家”，至少沒有品位。

明武宗的豹房，實際上是個辦公場所，與享樂主義和淫靡之風沒有太大的關系。這跟領導不在辦公室，到賓館辦公是一樣的，圖的只是一個方便。并且，明武宗就是病死在這個工作室里的。硬說他病得起不了床還淫亂，那是很不合邏輯的。荒淫，又日理萬機，明眼人應該看出一些。

朱厚照的性格，是相當柔弱的。按照制度，皇帝不能輕易出城，朱厚照想到的是化妝成老百姓。巡關御史張欽發現了皇帝，便以休息為名將朱厚照扣留在自己的辦公室。在辦公室里，朱厚照不耐煩地要求張欽放行。張欽說，這個得有文件啊！一個要出，一個不準出，這就叫扯皮。朱厚照試探性地問：“如果我們非要出去怎么辦？”張欽放出狠話：“擅自出關，公事公辦，殺！”論權力，論殺人，皇帝肯定是老大，但朱厚照選擇了回家。

失敗是成功之母，后來朱厚照改名“朱壽”，自己任命自己為“威武大將軍”，文件手續也齊全了，才成功地出了一次京城。

窺視中的朱宸濠，正是看中了朱厚照的懦弱，決定奪取最高權力。他先準備智取，企圖以己子入嗣朱厚照，兵不血刃取得皇位，但沒有成功。智取不成，朱宸濠只有做全面的準備。

正德九年（1514年），寧王朱宸濠派人來吳地進行大規模的人才招聘。這一年，朱宸濠再次被恢復護衛，獲得兵權，他的“人才工程”顯然是為自己的“宏圖大業”招兵買馬。唐寅的幾個朋友，都進入了寧王朱宸濠的視野，但招聘結果并不理想。朱宸濠親自給文徵明寫信并送去重金，讓其擔任幕僚，但文徵明以身體欠佳為由，沒有答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