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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袁崇煥從平臺召對到最終被拿下,既未狠揍皇太極,也未收復寸土,唯一真抓實干做的一件事,就是殺了毛文龍。
毛文龍是各方都不喜歡的人。他是遼東的東江總兵,東江的幾個海島,在當時就是明朝伸進后金與朝鮮之間的一個楔子。朝鮮是明朝的附屬國時,經常向明朝告毛將軍的狀,因為他時常借東西不還。后金從明廷手里搶走朝鮮后,恨毛將軍的又多了個皇太極,因為他不好甩開膀子與明軍干。袁崇煥到任后,毛文龍又不斷“討薪”,要袁崇煥解決欠餉問題。
毛文龍的實力不是很強,但戰略威脅太大,被人從背后插一刀的感覺,誰都受不了。袁崇煥的軍事素養很高,戰略、戰術都不是外行,但他居然把毛文龍給殺了。袁崇煥要殺毛文龍,直接原因是他不服從調動,并且無法正面溝通。但不經審判,當場把一個總兵給殺了,袁崇煥當時也沒有受到任何追責——這與他有尚方寶劍,擁有先斬后奏的特權沒有關系。按照明制,尚方寶劍只能殺總兵以下的將官,這個袁崇煥清楚,毛文龍也清楚。袁崇煥殺毛文龍時,用的是“圣諭”——崇禎皇帝要殺毛文龍,所以袁崇煥心安理得,毛文龍無話可說。
究竟什么原因,崇禎與袁崇煥為什么要殺毛文龍?礙事。毛文龍的人頭,很能證明明廷和談的誠意,此時的袁崇煥,與皇太極談出了成果。后金方面有些誠意,皇太極與袁崇煥的往來書信中,主動去掉了自己的天聰年號,只寫己巳年(崇禎二年,1629年)。這年四月,皇太極致書袁崇煥,要求明朝鑄給“金國汗之印”,袁崇煥沒有回復。皇太極再催,依舊泥牛入海——這么大的事,袁崇煥應該是作不了主的。
袁崇煥不答應,可能是認為皇太極開價過高。為了證明這個價碼屬于“優惠價”,皇太極要以自己的實際行動作出說明。這年十月,后金軍繞過寧遠、山海關,由大安口毀長城攻入內地,占領遵化、灤州、永平、遷安四城,進而圍困北京。袁崇煥嚇壞了,趕緊去追,在北京城外追上了后金軍隊。皇太極沒有攻下北京,但后果太嚴重:袁崇煥進城去跟崇禎帝解釋,只是這一去,他再也沒有出來。
袁崇煥于次年被崇禎帝下令凌遲處死,一百多年后,清廷宣布:崇禎中了咱的“離間計”!其實,清朝《滿文老檔》中關于袁崇煥與后金秘密往來的記載詳實,后金“離間”明朝的證據并無多少說服力,而且明朝錦衣衛的偵察水平一直不低,騙人不是一件容易事。崇禎帝要殺袁崇煥,“叛國”“投敵”的指責,只在逮捕袁崇煥時的圣旨:“謀叛欺君,結奸蠹國。斬帥以踐虜約,市米以資盜糧。既用束酋,陽導入犯,復散援師,明擬長驅,及戎馬在郊,頓兵觀望,暗藏夷使,堅請入城,意欲何為?致廟社震驚,生靈涂炭,神人共忿,重辟何辭!”
《國榷》中的這段記載,在八個月后對袁崇煥正式判決與定性時,《崇禎長編》中有了重大更改:“諭以袁崇煥付托不效,專恃欺隱,以市米則資盜,以謀款則斬帥,縱敵長驅,頓兵不戰,援兵四集,盡行遣散,及兵薄城下,又潛攜喇嘛,堅請入城,種種罪惡。命刑部會官磔示,依律家屬十六以上處斬,十五歲以下給功臣家為奴。今止流其妻妾,子女及同產兄弟于二千里外,余俱釋不問。”
“付托不效,專恃欺隱”,為崇禎帝擔負秘密使命的袁崇煥,國家需要賣,又沒賣上價,還造成嚴重后果,這才是崇禎帝惱怒的真正原因。
袁崇煥替崇禎帝背“黑鍋”,最終被剁成一堆肉醬。雖然對袁崇煥家屬的處理“皇恩浩蕩”,但畢竟還是吃力不討好。袁崇煥死后,這種不明不白的事,很長時間再無官員肯干了,盡管后來皇太極又多次向明朝表示,“如天朝許款情愿休兵”,甚至找大凌河戰役中被俘的監軍兵備道張春,讓其為后金上表明朝請求議和,但明廷既沒出現秦檜,也沒出現袁崇煥。
可當秦檜的,其實還有一個人:兵部尚書熊明遇。崇禎五年(1632年)六月,他授意宣府巡撫沈棨、總兵董繼舒,在張家口與后金官員“刑白馬烏牛誓告天地”,達成局部和解協議。但是,嘗試失敗了,崇禎帝心中始終有個“堯舜”的結,只要不是山窮水盡,他都不肯做有失面子的事。崇禎十一年(1638年),閣臣、兵部尚書楊嗣昌,也是與崇禎關系密切的重臣,又授意遼東巡撫方一藻嘗試議和。楊嗣昌長期主導國內的平叛工作,深知同時開辟國際、國內兩個戰場的不可為,竭力主張與清議和,但崇禎皇帝予以“切責”,談好的條款無人簽字。
崇禎十五年(1642年),松錦之戰敗局已定,崇禎帝緊急召見了兵部尚書陳新甲,讓其見機行事,重啟議和。陳新甲委派兵部職方郎中馬紹愉,攜帶崇禎皇帝敕書,前往沈陽。國內的局勢,已迫使崇禎帝將更大的精力轉移到與清的議和上。據《明史》《清太宗實錄》,議和期間崇禎帝“以議和委新甲,手詔往返者數十”。五月,馬紹愉率領的上百人議和使團,在沈陽與清方談判。此時明清之間的實力對比已大非往昔,境內“盜賊蜂起”、中原勢如瓦解的局面也為清方洞悉,這正是勒索的大好時機。清方本欲讓明朝“納貢稱臣”,經過艱難的談判,最后達成以“兩國”相稱,“以寧遠雙樹堡中間土嶺為貴國(明)界,以塔山為我國(清)界,以連山為適中之地,兩國俱于此互市。”
互市,當然是清國的“人參千斤、貂皮千張”,換明朝的“金萬兩、銀百萬兩”。代價當然大,但與明朝的江山以及無法承受的軍費相比,也算是毛毛雨了。
得到密報的陳新甲、崇禎對這個結果顯然比較得意。一旦清軍的威脅解除,最有戰斗力的明軍騰出手來,農民軍將面臨滅頂之災。
因為高興,陳新甲估計酒喝得太多,馬紹愉從邊關發回議和條件的密函,被他隨手扔在了桌子上。不巧的是手下人做事太負責,誤以為桌子上的密函是份《塘報》,需要交給各省駐京辦事處傳抄。
崇禎帝進行的議和行為,是在高度保密的情況下進行的,僅有幾個人知曉這一核心機密,沒有在一定范圍內形成共識,更缺少必要的思想準備與組織準備,基本的輿論氛圍都沒有。歷史上,主持議和者無不背惡名,陳新甲的議和,自然又被斥為“頓忘國賊”“損威辱國”。
面對群臣嘩然,陳新甲一點也不緊張,因為他底氣十足。在一些場合,陳新甲更是自詡其功,吹噓自己辦了一件皇帝想辦而終于辦成了的事。崇禎皇帝的底細,被暴露給了群臣。陳新甲缺乏擔當與謀略,讓崇禎皇帝憤怒之極,于是把議和說成是陳新甲擅作主張。關在監獄中的陳新甲這才意識到,自己確實犯了個低級錯誤,攬過責任,上書乞宥,崇禎根本不買賬,要立殺陳新甲,以平息輿論。
輿論壓力好解決,軍事壓力怎么辦?大學士周延儒、陳演覺得應該給陳新甲留條后路,這也是給大明朝在留后路啊!真的徹底堵死議和之路,明、清之間還會有第二次機會嗎?
但是,九月二十二日,陳新甲仍舊被斬于市。陳新甲死了,他帶走了明朝的秘密,也帶走了明朝生存的機會。戰不能勝,敗不能和,崇禎皇帝飄搖不定的心思,讓他離死亡越來越近了。
四、守與走
崇禎帝之死,死于內外夾擊。他本來仍然可以不死,因為他還可以跑。宋高宗趙構逃跑時,連匹像樣的馬都沒有,最終都跑成了。崇禎帝至少有御林軍,有轎子,居然沒跑出京城。
崇禎帝不是不想跑,而是事不順心,最終跑不成。
內憂外患驟然升級的崇禎朝,“南遷”問題數度進入最高統治者的重要議事日程。所謂“南遷”,就是崇禎朝在京師難保的形勢下,主動作出戰略放棄,遷都南京。與歷代王朝不同,明代長期實行“兩京”制度,當年朱棣遷都北京后,仍舊保留南京為留都,并一直配備相應的中央機構。國家危難之際,“兩京”制似乎又是明朝歪打正著的政治優勢。崇禎十五年十一月,清軍再次入塞時,朱由檢想到了遷都。《三垣筆記》載:“上以邊寇交織,與周延儒議南遷,命無泄。”
首都長期處于滿清的兵鋒之下,遷都南京既有必要,也完全可行,但這場南遷之議由于天啟懿安皇后張氏的反對而作罷。這個女人,最初讓他下定決心來當皇帝,最終又無形中讓他死在了皇帝的寶座上。
崇禎十七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稱帝,遣兵東渡入晉,志在滅明,京師形勢更加危急,明廷再起南遷之議。《明季北略》載,李明睿等奏請南遷,崇禎單獨召見李明睿曰:“朕有此志久矣,無從襄贊,故遲至今。汝意與朕合,但外邊諸臣不從,奈何!”
朱由檢的本意是自己遷往南京,留內閣等一班官員留守京師,但未能如愿。二月初一,大順傳檄到達御前,檄文有“將于三月十五日到達京師”之語,君臣上下甚為恐慌。二月間,大順軍劉芳亮等部已出河北,基本完成了對京師的包圍,京師形勢急劇惡化,朱由檢安全南遷已困難重重。《明史·李邦華傳》載,此時“邦華密疏,請帝固守,而太子監國南京。帝得疏,意動,繞殿而行,將行其議。中允李明睿,亦疏言南遷便”。可是,這個折中的南遷方案最后還是胎死腹中。
緊急關頭,唯有南遷才是可用之策,崇禎朝的兩次南遷方案,為何不能實行?除了朝廷對大順軍戰略意圖缺乏有效應對之策,崇禎帝困頓于政治顧慮外,便與光時亨等人的強烈反對密切相關。
崇禎帝廷議時,李明睿曾援引宋室“南遷”國祚延續一百五十年的先例,提出只有“南遷”方有中興希望時,《明史》稱光時亨拍案而起,“以倡言泄密糾之”,并揚言不殺李明睿,不足以安定民心。
李明睿(1585-1671),字太虛,南昌人。雖然《明史》《清史稿》等均無其傳,但他確是明末清初頗有影響的詩人、史學家與社會活動家,著名作家譚元春、吳偉業均出其門下。京師陷落后,李明睿一度進入李自成與滿清政權,隨后又南下加入弘光政權。
但在崇禎朝,李明睿是最能契合崇禎隱微內心的人,也是深受崇禎信任的人。崇禎十七年正月,崇禎帝“升李明睿右春坊右庶子,管左春坊印”,破格將其由正六品提拔為正五品。
盡管如此,光時亨卻偏偏將矛頭對準李明睿,拿皇帝的身邊人和皇帝信任的人開刀。
對于李明睿的主張,光時亨肯定清楚其中的背景,知道這不是李明睿的個人意見。光時亨之所以仍舊有膽有言,同樣有著深厚的背景,支持他的便是陳演。
周延儒罷相身死,陳演代為首輔。《明史》稱陳演為人“既庸且刻”,事實上陳演聰明絕頂,他知道一旦崇禎“南遷”,他自己就會帶隊留守京師,下場不會比周延儒更好。皇帝“親征”南遷的第一方案擱淺后,其后太子監國變相南遷的方案,同樣遭到光時亨的阻撓。《石匱書后集》載:李明睿等奏請太子監國南京,而光時亨曰:“奉太子往南,諸臣意欲何為?將欲為唐肅宗靈武故事乎!”
唐肅宗即李亨,唐玄宗李隆基第三子,唐玄宗西逃時經馬嵬驛兵變,李亨繼位,后在宮廷政變中驚憂而死。崇禎內心并不愿唐玄宗、唐肅宗歷史的一幕重演,光時亨此語,顯然刺中他的心病,他最終無路可走,被迫死守京師,直至自盡。
如果沒有光時亨的反對,如果朱由檢真的遷都南京,如果大明朝后與李自成或滿清一方出現政治聯姻……歷史的萬般假設,因為光時亨的出現,都成為泡影。無論如何,光時亨確實改寫了歷史。這位光時亨,究竟何許人物?
光時亨(1599-1645),字羽圣,號含萬,桐城人。
關于光時亨,野史中的形象,那是相當灰暗,只有軼事,顯出格外的生動和有趣。
光先生的著名商標是“鳥人”牌,人稱“洗鳥御史”。據說當年的內閣首輔溫體仁,外面的形象很威猛,里面的形象卻很猥瑣。按照祖傳秘方,光時亨每天堅持用“潔爾陰”之類給溫大人沖洗陽物,直到大人活力再現。光先生為自己洗出了前進的道路,從縣里調到了京城,把自己洗成了監察御史。
光時亨家鄉的史籍,則完全不同意這類損人不利己的說法。馬其昶《桐城耆舊傳》對光時亨總的評價是:光先生“少有俊識,敢決事,性不能容惡”。《桐舊集》記曰:光時亨“性剛直,獨立無援,忌者以陰遷為名誣殺之。海內知其冤,莫不相向流涕”。《桐舊集》中收錄的光時亨第一首詩,便是《南樓誓眾》,完全是一個國難擔當者的壯士形象:“人臣既委質,食祿當不茍。受事令一方,此身豈我有。即遇管葛儔,尚須爭勝負。矧今逢小敵,安能遽卻走。仰誓頭上天,俯視腰間綬。我心如恇怯,有劍甘在首。讀書懷古人,夙昔恥人后。睢陽與常山,不成亦匪咎。瀝血矢神明,彈劍聽龍吼。”
從個人稟性到為官處事,地方史對光時亨的看法,都與相關正史、野史迥然相異。據《桐城耆舊傳》等地方史籍記載,光時亨為崇禎七年(1634年)進士,初授四川榮昌知縣。這個時候,陜西流賊已經蜂起,天下大亂。縣里有一幫熱心公益的志愿者,籌集了一大筆資金為縣城修橋。光時亨說:賊早晚要到,城墻破舊,應當毀橋買船,用修橋石來修整城墻。在做好群眾工作的基礎上,光縣長果斷拍板:穩定壓倒一切,先抓維穩,后搞建設!城墻修好,流賊也來了。現在,城墻很堅固,河上又沒了橋,流賊自認倒霉吧!
光先生的先進事跡,傳到了最高領導人那里,崇禎皇帝親自接見了他。面對領導的提問,光先生又提出了許多建設性意見。朱由檢感動了——“當對時,上為起立注視者三。”領導一般都很矜持,現在居然從位子上站了起來,一遍又一遍地欣賞你,光先生真是太有才了!
桐城地方文史中的光時亨,實在太完美了。為什么完美,因為還有一段:“桐城歲用兵,又年比不登,漕米三年未繳清。布政下檄補征,民疲病,無以納,公疏請免之。”幫老家的百姓免交農業稅,比給一個困難戶發兩百塊錢強多了。看來,一個人做好事并不難,難的是真誠為家鄉做好事——老鄉不送你土特產,但會記住你幾輩子!
光時亨有沒有投降李自成呢?野史答案是肯定的,說是李自成攻城時,光時亨與王章同守阜成門。王章尚在殊死抵抗時,光時亨拖著王章就跑。王章說:“事已至此了,你還怕死啊?”光時亨答曰:“這樣死掉了,和普通士卒有什么區別?不如我們進城找皇上,找不到再死,那時死還不晚呢。”兩人就這樣走著,迎面撞上賊兵,王章大呼:“吾視軍御史也,誰敢犯!”旋即被刺死。光時亨呢?“倉皇下馬跪”,就這么一聲不響地投降了!
桐城地方文史,更不同意這些說法:北京城陷落時,光時亨正與御史王章巡城,王章被殺,光時亨大腿傷,逃入尼庵。半夜,準備追隨崇禎上吊,被尼姑救了,沒死成。過御河時,他與御史金鉉一起投河,結果金鉉死成了,光時亨沒死成。天意如此,光時亨“遂潛行南還”。
都是后世文人的追述,哪一種可能正確?應該是桐城文人的說法靠譜些。如果光天化日之下已當了叛徒,那就倒不如再當回叛徒,投李自成是投,投滿清也是投,何苦只接一次客就洗洗從良,還自己跑到老東家這里來送死?可以侮辱人家的品格,不要侮辱人家的智商。
但《甲申傳信錄》《弘光實錄鈔》等野史認為,光先生確實在李自成那兒閃過。《明季北略·北回目擊忠逆定案》更是記道,光大人在李自成旗下受寵若驚,又懷著萬分復雜的心情,給尚在南明統治下的兒子寫信:“闖逆召見,面加獎勵,隨諭以原官視事。時亨寄書其子有云:‘諸葛兄弟分事三國,伍員父子亦事兩朝,我以受恩大順,汝等可改姓走肖,仍當勉力讀書,以無負南朝科第。’”
光大人這水平,也不能說就比諸葛先生差。對國際形勢的研判,歷來都有個準確率問題。依光大人的觀點,李自成完敗不太可能,將革命進行到底也不太可能,天下大勢,中國再現“南北朝”或“三國”模式,當有相當的把握。那么,以諸葛前輩為榜樣,孩兒們在南朝參加科舉,老夫在北都工作,咱們幾處做裸官,最終哪棵樹倒了,都不太礙事……
如此看來,說光時亨投靠了李自成,當是可能的。可信度高低不是看說的人多少,而是看是否符合情理。政治形勢太復雜,誰有能耐誰看得準?明清易代之際,不讀書的人看起來都像是三國,自己在新公司試運氣,讓子女報考老國企,別把雞蛋放在一個籃子里,這樣的光大人才算得上精明。
但這事似乎又不靠譜,因為沒過多久,光家的公子即大喊冤枉,黃道周很是同情,便走唐王的路子,為其辦理了平反手續。如果正規的平反文件都不算數,歷史也就沒法子再讀了。
無論光時亨的人物屬性是正面還是反面,叛變沒叛變,是否得罪人,他都必死無疑,因為他確實犯了一樁彌天大罪,只是寫在野史里不夠吸引眼球——這個罪名明律上沒有,中國唯一,世界唯一,且專為光先生量身定做,名曰:“阻南遷”!光時亨的旁征博引,讓崇禎帝道義上體無完膚,堵死了崇禎的后路,只得違心固守北京。
事后,崇禎對光時亨咬牙切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