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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漢學家魏斐德在《洪業——清朝開國史》中談到“南遷”不成時，有這樣一段透辟的分析：“這對后來滿清占領北京時的形勢產生了深遠的影響。滿清比較完整地接管了明朝的中央政府，擁有了他們最缺乏的東西，由此接手了明朝幾乎全部漢族官吏，依靠他們接管天下，并最后征服南方。崇禎帝的決定還導致諸多皇室宗親繼承權利的曖昧不定，以致派系傾軋，削弱了南明政權。”

光時亨不反對——朱由檢南遷——明朝不亡，無論這個邏輯是否成立，朱由檢不上吊，肯定是成立的。

確定不走，堅守不過是一句空話。坐困京城的崇禎帝，很快處于李自成的兵鋒之下。在這個緊要關頭，崇禎帝收到了薊遼總督王永吉、順天巡撫楊鶚的密奏，二人請撤關外四城，退守京城。崇禎帝異常激動，召集閣臣陳演、魏藻德等商議。但是，“無故棄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他們誰也不愿承擔“棄地”的責任，崇禎帝報之以苦笑而不了了之。直到三月六日，崇禎帝才下定決心，下令棄寧遠，征召吳三桂、薊遼總督王永吉、薊鎮總兵唐通、山東總兵劉澤清率部入衛，但這些顯然來之太晚。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六日，李自成軍攻陷昌平，十七日攻至西直門外，勤王部隊尚無蹤影。十九日，天剛破曉，太監王相堯以宣威門投降，農民軍隊浩浩蕩蕩開入城中，守衛正陽門的兵部尚書張縉彥、朝陽門的朱純臣也先后開門迎降，北京內城陷落。崇禎帝親自在前殿鳴鐘召集百官，可鐘聲沒有召來一個人。面對沖天火光，崇禎帝去冠冕以發覆面，光著一只腳，與太監王承恩登上了煤山壽皇亭。在這之前，崇禎帝密令收葬了魏忠賢，重復的一句話是：“忠賢若在，時事必不至此……”

最后的關頭，崇禎帝否定了自己的一生。他在衣襟上憤然留下了這樣的話：“朕涼德藐躬，上干天咎，致逆賊直逼京師，皆諸臣誤朕。朕死，無面目見祖宗，自去冠冕，以發覆面。任賊分裂，無傷百姓一人。”然后，與王承恩自縊身亡。

“言偽而辯，行僻而堅，心生執拗，居高位必誤天下蒼生者。”這話大半出于《春秋》，據說后來有人將這句話送給了王安石。其實，這話更適合送給崇禎皇帝朱由檢……

史可法：書生英雄

史可法的母親尹氏，夢見文天祥來到她的屋里，從而受孕懷胎，生下史可法。《明史》中的史可法，與《宋史》中的文天祥神似，但更色彩斑斕。

一、秀才與兵

史可法（1601-1645），字憲之，又字道鄰，河南祥符（今開封）人。

史可法與文天祥同屬末世英雄，但就人物形象而言，史可法與文天祥相去甚遠：文天祥“體貌豐偉，美皙如玉，秀眉而長目，顧盼燁然”，宋理宗曰“此天之祥，乃宋之瑞也”；史可法則“短小精悍，面黑，目爍爍有光”——長得矮，生得黑，眼睛還一閃一閃的，這與史家世襲的錦衣衛百戶形象，還真的非常吻合。

因祖上的蔭德而世襲武職，到史可法祖父史應元這一輩，其實已經改變了。史應元中過舉人，官至黃平知州，因為為官清廉，所以沒有解決家庭脫貧致富的問題，無非比貧寒之家稍好一些。史家家風正派，史可法讀書用功，崇禎元年（1628年）舉進士，任職陜西西安府。這時，蜂擁而起的流民恰起自陜西，但史可法并沒有參加平定流寇，因為他只是西安府的正七品推官，主要從事司法、審計之類的工作。史可法除了扎實的知識功底，更有超強的敬業精神，任職期滿后便被擢升為戶部郎中，督太倉及遼餉，這也是朝廷用人所長。

民變的現實，影響著史可法。民軍張獻忠、羅汝才諸部，長期奔襲于今安徽及其與湖北、江西結合部，崇禎七年（1634年）冬，江南巡撫張國維提議將安慶、池州諸地巡撫分設，以集中解決這一地區的流寇問題。平定流寇通常是吃力不討好，眾多官員都因此結局凄涼，但史可法有著與眾不同的使命意識與擔當精神，他大聲疾呼：“國家養士，原為社稷封疆計。今若此，非所以報主恩也！”于是，經張國維的舉薦，史可法于崇禎八年（1635年）春任江西右參政、安池兵備道，負責監督地方軍事并直接參與軍事行動，其文官身份也自此一變。

史可法在地方很受官兵與百姓的敬重，關鍵是他有親民之心，能自覺與士卒同甘共苦。明季的官軍條件艱苦，軍營里甚至帳篷都沒有，寒冬臘月都露天扎營。史可法同士卒一樣夜坐草間，與士卒背靠背相倚，深夜的寒霜結滿甲胄，欠身起來，一身冰霜嘎嘎墜地。

明季的災害殃及地域廣泛而種類繁多，皖地蝗災即為史上罕有。崇禎十一年，無數蝗蟲自西北飛來，若云密雨驟。史可法組織官民進行撲殺，被打死的蝗蟲堆積如山。但是，老的蝗蟲打死了，新的蝗蟲又來了，了無盡頭，史可法幾乎精神崩潰。深更半夜，史可法跪地禱告上天，每次都虔誠地焚盡三香。三炷香燒完，天也就亮了。精神的折磨，體力的透支，令史可法人更瘦，臉也更黑，手下的人倍感心痛，勸其休息，保重身體，史可法說：沒什么的，我做秀才時，一個月也只睡眠七夜。當官以后，無非惰性大了些吧！

史可法確是一個天賦異稟的人，他身體并沒有累垮。但史可法文官出身，更多的是書生屬性，只是主觀上有建功立業的思想，有為國分憂的精神。

雖有運籌帷幄之心，決勝千里之志，史可法的軍事才能卻很平常，多年戰果也屈指可數。崇禎十一年（1638年）三月，史可法因沒有如期實現平叛目標獲罪。這時，朝廷也是可用之人太少，官員不能處理太多，于是朝廷自己為自己找了個臺階，責令史可法戴罪立功。

最要命的是，史可法沒有滅掉流寇，還差點為流寇所滅。崇禎九年十二月，民軍大舉進攻桐城，史可法率軍御敵，在距桐城三十里處安營扎寨，結果陷入民軍的圍困。夜深人靜，幾乎又是一番四面楚歌。絕境中的史可法苦思冥想：如果這樣坐候天明，明天必定全軍覆沒。于是，史可法讓幾個人突圍出去，到桐城縣城求援。其實，縣城里的兵力也非常有限，兩家合起來也不是民軍的對手。縣令楊爾銘很年輕，也很聰明，打不過就不打。楊爾銘自己穿上軍裝，領著一大隊人馬去救史可法。這一大堆人馬，什么兵器都不帶，但每人的雙手都舉著火把，有多大嗓門就多大聲嚷嚷。黑夜里，火光沖天，人聲鼎沸。民軍里打仗不怕死的多，真讀過兵書的少，一見這陣勢，以為官軍的主力到了，嚇得趕緊自己跑了。

能將民軍嚇跑，這也是一種實戰經驗。崇禎十年（1637年）三月，潘可大等部四千余人在安慶府的宿松被羅汝才部包圍。羅汝才與張獻忠皆以兇悍著稱，這次包圍潘可大的民軍有數萬人，潘可大久戰既不能取勝，也無法逃脫。軍情緊急，史可法率部增援。遠遠地瞧見民軍，史可法下令開炮。大炮轟鳴，震耳欲聾，史可法等著民軍嚇跑，可這一次大出意外，民軍不僅不跑，還反沖過來，連著史可法部一起砍，因為這是白天。雙方血戰，潘可大戰死，諸多部將自殺，隨史可法逃脫出來的士卒，只剩下一千余人。

史可法治軍的效果，也相當不好，客觀上是風氣使然，末世的風氣是從上到下一起糜爛的。史可法管轄的官軍，多為陜西、山西的士兵。秦晉之兵，皆獷悍不率，優點是能打仗，但軍紀不好，當過流寇的也不是少數。史可法的特點是治軍嚴謹，要求官軍要有個官軍的樣，否則這幫人就與土匪有得一拼。有個士兵因一樁小事，與當地的一個老太太起了爭執，軍爺本性上來，一箭把老太太給射死了。史可法聞訊大怒，下令軍法從事，幾十軍棍打下來，這個小卒便一命嗚呼。杖責，這是軍紀規定的，打死一個士卒，史可法也完全沒有放在心上。

同伴被打死，士兵中的反響就大了。晚上大家聚在一起，你一言我一語，群情鼎沸，士兵嘩變了。一群士兵提著兵器沖到史可法住處，正值夜間，史可法身邊只有幾個文職人員。史可法一看情形不對，連忙叫他們帶著重要文書翻墻逃走，自己朱衣正坐堂上。黑夜里，史可法秉燭仗劍，神光照人，端莊可怖。這陣勢，居然將鬧事的士兵給嚇回去了。

崇禎十二年（1639年）正月，北方戰事吃緊，史可法率師北援。行軍至彭城，川兵不肯渡河。天下哪有這樣的軍隊？養兵就是為了去打仗，當兵豈能怕吃苦，史可法強行下令起兵渡河。川兵仗著人多，根本不買賬。史可法再一逼，部隊又嘩變了，幸虧將領李忠和見多識廣，將嘩變的士兵鎮住，才沒有釀出更大的禍端。但沿河一帶的四百余間草棚，被嘩變的士兵焚燒殆盡。

監軍五年，史可法不僅吃盡了苦頭，更差不多死了四回以上。崇禎十二年四月，真正死去的是史可法的父親。史可法是有名的孝子，父親去世，史可法悲痛難當，痛哭數日水漿不進，手下的人好勸歹勸，史可法才勉強喝了一碗粥，這也是保住身體好為國分憂啊！按照明制，史可法應該回家“丁憂”守孝三年，考慮眼下情況緊急，朝廷準備按慣例讓其“奪情”，也就是不執行“丁憂”規定，繼續正常工作。但史可法堅決不同意，辭官回家“丁憂”三年。

崇禎十四年（1641年）六月，史可法擢升戶部侍郎，總督漕運。在這個以文職為主的崗位上，史可法如魚得水，勤奮而敬業。內憂外患突出，戰事頻仍的明季，漕運不僅是一項經濟工作，更關乎國家的生死存亡。回到老本行，史可法不再是灰頭土臉的官員形象，而是政績斐然，并受到崇禎帝的器重。看到史可法辦事得力，崇禎帝在想，要是剿寇的人都像他這樣多好，哪還有許多窩心事！于是，崇禎帝準備讓史可法去當鳳陽總督。但御史劉達建議說：人有所長，史可法治理漕運是把好手，換到別的崗位不一定合適。

直到崇禎十六年（1643年）七月，南京兵部尚書熊明遇被罷，史可法才改任新職——接任南京兵部尚書。正是在這個任上，歷史的重任落到了他的頭上……

二、書生意氣

明朝自永樂朝開始實行“兩京”制度，留都南京的衙門雖與首都北京相似，但權力與范圍卻與北京天差地別。和平年代的北京官員轉任南京，通常是解決職級待遇問題，或是帶有貶抑的意味，“二線干部”的色彩很濃。但史可法到南京任職，顯然屬于升官，因為南京兵部尚書畢竟也是尚書。

崇禎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李自成攻陷北京，南京衙門的地位驟然上升，匡扶社稷的重任自然落到南京官員頭上。北京連兵部都沒有了，南京兵部尚書史可法，自然由此而顯得舉足輕重，但事實上卻并非如此。

作為兵部尚書，史可法的信息相當滯后。四月初一，崇禎帝的后事都處理完了，史可法得到的信息還是李自成逼近京師，準備率師北上勤王。直到十四日，史可法才從南下的官員那里確認崇禎帝已殉社稷。他悲痛欲絕，以頭搶地，甚至準備自盡以表明對朝廷的忠貞。

王朝的生死關頭，史可法的抉擇同樣是進退維谷——崇禎帝自殺，王朝群龍無首，又面臨清軍與民軍的雙重打擊。迅速謀立新君，做出有效的應對，才能避免王朝樹倒猢猻散。南京官員在謀立新君問題上非常敏感，正是在這個關鍵問題上，史可法表現出的手足無措，直接導致他在弘光朝陷于政治困境。

崇禎帝朱由檢身死，三皇子均未逃出，繼位者只能是各地的藩王。以血緣關系講，崇禎帝的祖父明神宗的直系子孫福王朱由崧、惠王朱常潤、桂王朱常灜最有資格當選。但桂、惠二王均在廣西，距南京太遠，且均比崇禎帝高一輩，不如福王以兄弟關系繼統更為妥當。除此之外，神宗的侄兒——潞王朱常淓，也因避亂逃到淮安，擁立新君，他也是一個可以考慮的選項。

恰在這時，福王朱由崧從封地洛陽逃到了江南，新君人選也由此變得明朗起來。

朱由崧（1607-1646），明神宗朱翊鈞之孫，福王朱常洵之子，崇禎帝朱由檢堂兄，崇禎十六年（1643年）襲封福王，封地洛陽。李自成攻占洛陽，老福王朱常洵身材過于肥碩，眾人幫助都上不了墻頭，最后付出了生命的代價。世子朱由崧身輕如燕，成功翻墻，盡管顏面盡失，流落江淮，形同乞丐。對雞飛狗跳過日子的朱由崧來說，天子這頂帽子，本來是有機會順理成章地戴在他頭上的——他爺爺謀劃了多年，一心想將他老爸扶成太子，結果被東林黨給整滅了。現在，應該“物歸原主”。

崇禎十七年四月，南京諸勛貴大臣議立新君。無論就近救急，還是按倫序，排在隊伍前面的，都是朱由崧。可是，由于牽涉到黨禍問題，他又差點兒沒有當成。東林黨擔心一旦朱由崧登上帝位，重翻舊案，東林黨人將再次受到打擊，因此一致反對立其為新君，主張擁立潞王。

東林黨以張慎言、呂大器、錢謙益等為首。張慎言時任南京吏部尚書，他以曾舉薦趙南星而在黨內地位顯赫。呂大器時任南京兵部右侍郎，錢謙益則是在野的黨首。諸人認為朱由崧有“貪、淫、酗酒、不孝、虐下、不讀書、干預有司”之“七不可”，從而主張“立賢”。

“賢者”，即潞王朱常淓，明神宗朱翊鈞之侄。清軍入關，朱常淓隨軍南渡長江，寓居杭州。后來清軍兵臨杭州，朱常淓投降，“兵入杭，市不易肆”——天翻地覆，老百姓還照樣上街打醬油，幾乎就是和平演變。導演出這一幕的朱常淓，似乎不是一般的“賢”。

究竟是立朱由崧還是立朱常淓，作為南京兵部尚書的史可法，這時的態度舉足輕重。張慎言等致書史可法，以“七不可”反對立朱由崧。時任淮揚巡撫的路振飛，也致書史可法，認為：“議賢則亂，議親則一，現在惟有福王”，提醒史可法“倫序當在福王，宜早定社稷主”。對官員中的分歧，以及立潞王與福王的后果，史可法掌握得最為全面，其實也最清楚。但在關鍵時刻，史可法則完全倒向了東林黨一邊。

史可法入仕較晚，東林色彩并不突出，也未深度介入天啟與崇禎朝的“黨爭”，為什么會作出這種抉擇？很重要的一條，是書生情懷，而不是政治謀略。

史可法出自東林黨骨干左光斗門下，左光斗對其有著不同尋常的知遇之恩。左光斗視學京畿時，尚為一介書生的史可法苦讀寺中，左光斗偶然發現后對其大為贊賞。左光斗主試時，當聽到門史唱出史可法的名字時，“瞿然注視”，當即“面署第一”。在史可法拜見左夫人的時候，左光斗更是當著子女的面，對史可法贊不絕口：“吾諸兒碌碌，他日繼吾志事，惟此生耳。”鄉試后左光斗將史可法請到家中，與自己的子弟一起讀書，以參加會試。在左府，有一天史可法將左光斗的官服穿在自己身上，恰被左光斗撞見，史可法滿面通紅，十分尷尬，左光斗笑著對史可法說：將來，你一定比我更有成就，我這官服其實是配不上你的！

左光斗對史可法的關懷無微不至，二人“不啻家人父子之歡”。

出于對東林黨的特殊情感，史可法既明白路振飛所講的道理，又擔心東林黨所預見的后果，最終情感戰勝理性，他決定支持張慎言，并出面去做持不同意見的鳳陽總督馬士英的工作，理由就是東林黨提出的“七不可”。

其實，史可法并不了解朱由崧其人。真實的朱由崧，形象被清朝嚴重污化。東林黨所言的“七不可”，除了“不孝”是指朱由崧倉皇出逃中半道與母親走失外，其余“六不可”很難找到事實的支撐。

在議立新君的緊要關頭，史可法親自寫信給馬士英，明言朱由崧“七不可”，要求馬士英支持東林黨與自己的主張。但是，馬士英收到史可法的私筆信后，將其作為公函予以收文，并加蓋督印予以存檔。

史可法作為主持大局的兵部尚書，完全清楚南方官員在冊立新君問題上的巨大分歧，也完全清楚這種分歧面臨的后果，但竟然出于意氣，給馬士英寫了一封信。送出給馬士英的私信后，史可法立即又猶豫起來。真實的內心里，史可法認為按倫序迎立福王是對的。于是，史可法又試圖說服東林黨人，放棄迎立潞王：“以齊桓之伯也，聽管仲則治，聽易牙、開方則亂。今吾輩之所立者，豈其不惟是聽，而又何患焉？”

史可法給東林官員講歷史故事，目的是想他們不固執己見，但明顯又是兩頭不討好——贊成潞王與反對潞王，贊成福王與反對福王，史可法都不是旗幟鮮明。不表態，讓人琢磨，這也是史可法的工作方法與策略。但是，沒有人出來幫史可法解套，他還得自己拿主張。猶疑糾結的史可法，接著想到了折中。他親自前往浦口，與鳳陽總督馬士英密議。最后，二人達成共識：擁立遠在廣西的桂王。在謀立桂王時，史可法再一次表現出他的實誠——他詳盡地論證了朱由崧德才不備，根本就不能立為新君。

這個決策有相當的科技含量，史可法對自己兩全其美的智慧決策，感到十分滿意——既避開了矛盾的焦點，又淡化了部分南京官紳的意見。而且，又借馬士英在軍隊的實力，獲取軍隊方面的支持。

謀劃完了，史可法靜靜地等著好消息。

馬士英雖說也是書生出身，卻沒有一絲書呆子氣。當軍方開始動作，出手謀劃擁立福王時，馬士英果斷轉舵，成為擁立福王的領軍人物。他同時與南京其他官員取得一致，并讓手下的將領發兵，護送福王到南京繼位。至于史可法那邊，他連個招呼都沒打。

“定策”中的重大失誤，是史可法最終在弘光朝退出核心層的根本原因。馬士英與史可法在弘光朝的地位，其實在這個時候就已經分出高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