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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下大勢

史可法不贊成福王朱由崧即位，當馬士英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高杰發兵護送福王南下時，諸多官員要么遠迎到儀征，要么迎接到燕子磯，最近的也迎接到南京城外——這是向新主子表現的大好機會。史可法卻始終忙于督師，雖精神可嘉，但這在政壇上，不過是一種書生的可愛。

崇禎十七年五月初一日，朱由崧進入南京，住進了內守備府，史可法這才入城覲見福王。在群臣商議戰守大事時，史可法對福王說：“王爺您應當身穿孝服，住在郊外，這樣發兵北征，可以顯示您報仇的決心。”第二天，群臣討論福王監國的事，連領頭反對福王的張慎言都改口了：“國虛無主，福王就此可以即皇位。”史可法一開口，居然仍舊大倒福王胃口：“太子生死不明，如果有一天太子到南邊來了怎么辦？”史可法的意見當即被群臣否定。第三天，福王監國。

要說朱由崧，還真不是朱由檢。否則，老是與“一把手”過不去，史可法在朝中就不會只是被動與被打壓，不被殺頭至少也該被免官。在弘光朝，史可法順利進入內閣，依舊執掌兵部事務。

因與馬士英等閣臣及勛戚劉孔昭等存在分歧與矛盾，史可法自請外出督師。但是，史可法外出督師，手握軍權，其軍事戰略卻令人匪夷所思。史可法的軍事戰略，依舊充滿了書生的想象。面對滿清大軍，他想到的是與其結成“軍事聯盟”——借虜平寇。

在這個國策的指引下，史可法安排了左懋第為首的北使團。新政權雖然財政很困難，但再大的困難也要克服。北使團一干人帶上“大明皇帝致書北國可汗”的御書，賜吳三桂的誥敕，白銀十萬兩，黃金一千兩，綢緞一萬匹。詔諭清朝，并稱順治帝為清國可汗，提出四件事：安葬崇禎帝及崇禎皇后，關外土地給予清朝，每年十萬歲幣，建國任便——實施外交救國。

崇禎十七年十月十四日，清禮部官員接見了左懋第一行，雙方這般談了一通：

“你們說的這‘皇帝’，從哪來的？”

“今上乃神宗皇帝嫡孫，夙有圣德，先帝既喪，倫序相應，立之。”

“崇禎帝有遺詔嗎？”

“事出不測，當然沒有。”

“崇禎帝被賊圍困，你們南京臣子干嗎去了？”

“南北地隔三千余里，諸臣聞變，整練兵馬，正欲北來剿賊，傳聞貴國已發兵逐賊，以故不便前來，恐疑與貴國為敵。”

“既然這么難，那就看我們發兵江南吧……”

談不出結果，十月二十六日左懋第等請求清方，到昌平祭告崇禎帝。

清方代表回答：我朝已替你們葬過了，祭過了，哭過了。你們葬什么？祭什么？哭什么？先帝活時，賊來不發兵；先帝死后，擁兵不討賊，先帝不受你們江南不忠之臣的祭！

禮物人家收了，派出去的人只收到一頓打罵，這結果似乎完全出乎眾人的意料。

史可法身居兵部尚書之職，后人能叫好的，無非是他以“大司馬”身份寫出的精彩美文——史可法死守揚州時，多爾袞致書勸降。這封史可法“復多爾袞書”，真實地反映了他的想法和思路，從中也可看出他的謀略。

“越數日，遂命法視師北上，刻日西征。忽傳我大將軍吳三桂借兵貴國，破走逆賊，為我先皇帝后發喪成禮，掃清宮殿，撫輯群黎，且罷剃發之令，示不忘本朝。此等舉動，振古鑠今。凡為大明臣子，無不長跽北向，頂禮加額，豈但如明諭所云‘感恩圖報’已乎！謹于八月薄治筐篚，遣使犒師；兼欲請命鴻裁，連兵西討。是以王師既發，復次江淮。”

后人皆曰吳三桂引清兵入關，漢奸味十足。但史可法聲稱，如果我是吳三桂，我也會這么做的，因為吳三桂打敗了李自成，報了“君父仇”——這就是史可法對形勢的判斷。

在當時情況下，自顧南保半壁尚不足，卻還要欲圖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先討伐李自成軍。史可法的戰略，使得北岸清兵贏得時間和精力。前期戰略失誤，最后又作困獸之斗——不計較一城一池之失是兵家常識，史可法執意固守一城，到底是怎樣考慮戰略的呢？

史可法的未來戰略是：“今逆賊未服天誅，諜知卷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恨，抑亦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堅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秦中；共梟逆賊之頭，以泄敷天之憤。則貴國義聞，昭耀千秋，本朝圖報，惟力是視。”

——用“同仇之誼”感動滿清，幻想用清兵消滅李自成，這就是史可法的完整救國方略。

四、困頓時事

史可法出朝督師，實際權力并沒有減少。風雨飄搖的弘光朝，朝中閣臣并無多大實際權力，他們權力的大小與其掌握的軍事實力關聯，而史可法直接控制的是所謂“四鎮”，也就是南明的軍事主力。

五月十三日，史可法上《請設四鎮疏》。根據史可法的意見，南明設立了“四大軍區（四鎮）”，分別駐扎儀征、壽縣、淮安、瓜洲。“四鎮”除了擁有軍事權力，還擁有財稅與人事權力，事實上又是四大特區。

史可法直接掌管的“四鎮”，并沒有發揮應有的作用。史可法雖然有收復失地之志，但實際上“四鎮”均在南京附近，體現的是他消極防守、保存江南一隅的真實意圖。

史可法督師江北時，正值李自成敗出北京，滿清入主京師之時，河南、河北、山東等地一度出現統治真空。滿清兵力不足，無心也無力控制如此廣大的地區，而當地明朝的殘余勢力，紛紛組織武裝自保，并盼史可法率兵北上收復失地。五月初，河南原明歸德府知府桑開第和明參將丁啟光光復商丘等八縣，并派使者赴南京弘光朝廷。原明河南總兵許定國，也占據戰略重鎮睢州。四月底，山東德州官紳趙繼鼎等，在一個月內收復了濟南等地四十三個州縣。受史可法節制的劉澤清，也在這時派了一千余部下北上。不過，他是讓士兵去河北老家接自己的家眷。這一千余人，從淮安北上穿越山東全境，直到河北地界，最后帶著大隊劉的家眷與大批財貨，安全返回。

作為南明政權的頭號軍事長官，史可法駐守與山東接壤的江淮，在不費一兵一卒即可收復大片失地時，為什么按兵不動，還向多爾袞派去“友好使團”？史可法上奏時說：“各鎮兵久駐江北，皆待餉不進。聽胡騎南來索錢糧戶口冊報，后遂為胡土，我爭之非易。”滿清不過是一隊人馬“來索錢糧戶口冊”，史可法卻言“爭之非易”。在史可法的眼里，那里已經是“胡土”！

掌握南明底細的多爾袞，徹底消除了大順軍與南明軍聯合攻擊的顧慮，“但得寸則寸，得尺則尺耳”，多爾袞大膽實施各個擊破。

領軍“四鎮”，嚴格治軍且不說，史可法連對“四鎮”的基本掌控都沒有做到。“四鎮”當中，比較正面的當是黃得功，但黃得功與馬士英的關系遠比同史可法親密。黃得功原靠幾頭毛驢跑黑戶運輸，有一次，馬士英的甥婿楊龍友進京，行李帶得太多，半路上急需雇傭個體運輸戶，拿下這份訂單的便是黃得功。

楊龍友與黃得功走在半道，遇上了強盜，黃得功不費吹灰之力就將強盜給解決了。楊龍友就此將黃得功推薦給了馬士英。在馬士英手下，黃得功累功至游擊、副總兵，又從總督熊文燦同張獻忠、革左五營等戰于南直隸江北、河南一帶，加太子太師。崇禎十五年（1642年），黃得功大敗流賊張獻忠于潛山，官至廬州總兵。又隨馬士英平定叛將劉超，論功封為靖南伯。朱由崧在江南自立后，黃得功很快得以再封為侯，與劉良佐、劉澤清、高杰并稱為“四鎮”。

史可法與馬士英矛盾重重，馬士英看上的黃得功，史可法也看上了。

高杰很跋扈，史可法太不放心了。所以，他讓黃得功駐扎到儀征，暗地里牽制一下高杰。高杰這人不地道，沒人盯著，這主說不準哪天就逆天了。黃得功有個同姓的朋友黃蜚，準備赴登萊總兵之任，黃得功率騎兵三百由揚州往高郵迎接。高杰想，壞了，黃得功要搶老子地盤了！于是，在路上埋伏下精兵。黃得功走到土橋，部隊正在做飯，高杰的伏兵四起，黃得功拼得一條老命，才回到了自己的駐地，隨行的三百騎全部戰死了。

更讓人吐血的還不是這個，黃得功玩命時，高杰真的來儀征搶地盤了。雖說沒得逞，但黃得功部損失慘重。無緣無故吃這頓悶虧，黃得功氣大了，他發表聲明，要與高杰決一死戰。史可法急了，召開了多次協調會，才使雙方勉強和解。在高杰進趨河南時，黃得功又準備趁機襲擊高杰軍報仇雪恨。這么鬧下去，史可法覺得也不是個辦法。最后，史可法感到還是黃得功的思想工作好做，安排他重新移鎮廬州去了。

揚州是江南的富裕之地，“四鎮”頭領都爭著想要駐軍揚州。高杰率兵最先到揚州地面，一路大肆擄掠，尸橫遍野。揚州守軍不讓高杰進城，高杰率兵便打。史可法只好親自出面勸解高杰，高杰聽說史可法要來，連夜掘出近百個土坑，把打死的明軍給埋了。史可法沒有追究高杰的責任，再次折中讓他駐守在瓜洲，高杰高興地走了。揚州安定下來，史可法這才在揚州開設府署。

高杰本為李自成部將，綽號“翻山鷂”，后投降明軍，反過來參加對民軍的追剿，累功升任總兵官。“四鎮”之中，高杰軍閥習氣最重，事實上史可法又與高杰關系最近。因為“大老粗”出身的高杰講的是實惠，在他與黃得功的矛盾中，史可法做出了有利于自己的調解。對高杰的駐地，史可法也是最照顧的。

不幸的是，作為史可法軍事力量中的核心人物，高杰在睢州被叛將許定國設計誘殺，高杰軍團陷入困境，其部為其妻邢氏及其子高元爵統領。高杰一死，他的地盤劉澤清想要，黃得功也想要，高家孤兒寡母，便想進一步尋求史可法的保護。邢氏知道史可法沒有兒子，提出將自己的兒子高元爵過繼給史可法。

這時的高營人心惶惶，史可法應該千方百計主動撫恤，安撫高營將士——收高元爵為子，或為義子，都不失為一種策略。但史可法認為流寇出身的高家之子，不配自己的書香門第，盡管手下的人勸史可法接受，史可法還是堅決予以拒絕。邢氏不死心，特意備了一桌酒席，宴請史可法。席間，邢氏帶著兒子跪拜史可法，史可法趕緊躲閃。三番五次，史可法繞著柱子躲，邢氏領著兒子跟在后面跪，史可法始終不接受。第二天，高部將領將史可法按在椅子上，邢氏母子又跪拜史可法。實在躲不過，史可法勉強把場面應付下來。但接下來的幾天，史可法都怏怏不樂。最后他又來一次折中：命高杰之子拜提督江北兵馬糧餉太監高起潛為義父。

本來可以更加親密的高營，從此與史可法反而生疏起來。高營始終人心浮動，邢氏母子及高營名將李成棟等先后降清，轉而成為攻打南明的主力，史可法只得困守揚州。

五、壯烈英雄

無所作為，又眾叛親離，史可法從未在自己身上尋找原因。“四鎮”當中史可法看起來與高杰最近，但他對高杰的真實看法，卻出人意外。在高杰出事前的一個多月，史可法甚至有了殺掉高杰之心。

崇禎十七年（1644年）十一月，郁悶中的史可法找來應廷吉談心。在史可法的心目中，姜子牙、張良、諸葛亮這三個史上著名的救時人物，最契合自己的理想與志向。史可法滿懷書生意氣，認為自己就是當代的諸葛。同時，他還想知道在別人的眼里，自己與這三個人有什么距離。應廷吉順著史可法的意思說：“這三個人都是濟世良才，只有所處的環境有所不同。三個人中諸葛亮最不成功，那是他沒有生逢其時。”應廷吉對諸葛亮的分析，引起了史可法的共鳴，他問應廷吉說：“可是，陳壽在《三國志》中卻認為，領軍打仗不是諸葛亮的長處。”應廷吉回答：“諸葛亮的作為，陳壽怎么可能理解！”

史可法約應廷吉談，本來就不是敘談歷史，而是感懷時事。面對困局，史可法需要為自己的理想與現實，做出一個體面的解釋。應廷吉的話，讓他豁然開朗又感慨萬端：“天下大事如此之壞，完全是‘四鎮’尾大不掉，惟有砍下這四個人的頭掛上城門，懲戒那些任事不忠的人，時局或許有救！”

說完，史可法自己都感動了，他拿出新寫的兩幅字，送給了應廷吉。

史可法將責任推給了別人，后來邢氏母子率高杰部降清，史可法其實有著直接的責任。弘光元年（1645年）正月，正是史可法的親自安排，高杰才率軍北上，但進軍的目的不是針對清軍，而是充當清軍的盟友，聯合撲滅李自成等“流寇”。按照史可法的部署，明軍北上至開封地區后要向西面滎陽、洛陽一帶推進，與清肅親王豪格“會師剿闖”。河南總兵許定國叛明，并在睢州將高杰殺害。睢州事變引起了一系列連鎖反應：史可法出兵配合清軍“討賊”計劃全盤落空，明軍與清軍的軍事實力對比發生質的改變。

弘光元年（1645年）四月，左良玉又舉兵東下“清君側”，史可法又撤軍入援燕子磯。淮防空虛，清軍消滅李自成部后順利南下，清軍與南明軍的決戰開始了。

謀略失敗，實戰中的史可法又有何奇招？弘光元年，多鐸部出潼關直趨揚州，攻擊劉良佐、黃得功等明軍主力。四月十三日，清軍至泗州，明守泗總兵率部南逃，清軍當夜渡過淮河。面對嚴峻的形勢，史可法居然驚慌失措。

據應廷吉記載，當時一部分南明軍隊駐于高郵，史可法一天之內三次發出令箭，上午令邳宿屯田道應廷吉“督一應軍器錢糧至浦口會剿”左良玉部叛軍；中午令“諸軍不必赴泗，速回揚州聽調”；下午又令“盱眙告急，邳宿道可督諸軍至天長接應”。

一日三調，史可法糊涂了，把應廷吉這幫人也弄糊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