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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申克的救贖》第三章(8)

我想他把話說得很清楚了。

時間繼續一天天過去——這是大自然最古老的手段，或許也是惟一的魔法，安迪變了，他變得更冷酷了，這是我惟一能想到的形容詞。他繼續掩護諾頓做臟事，也繼續管理圖書館，所以從外表看來，一切如常。每年生日和年關歲暮時，他照樣會喝上一杯，也繼續把剩下的半瓶酒和我分享。我不時為他找來新的磨石布，一九六七年時，我替他弄來一把新錘子，十九年前那把已經壞掉了。十九年了！當你突然說出那幾個字時，三個音節仿佛墳墓上響起的重重關門聲。當年十元的錘子，到了一九六七年，已經是二十二元了。當我把錘子遞給他時，他和我都不禁慘然一笑。

他繼續打磨從運動場上找到的石頭，但運動場變小了，因為其中一半的地在一九六二年鋪上了柏油。不過，看來他還是找了不少石頭來讓自己忙著。每當他琢磨好一塊石頭后，他會把它放在朝東的窗臺上，他告訴我，他喜歡看著從泥土中找到的一塊塊片巖、石英、花崗巖、云母等，在陽光下閃閃發光，安迪給這些石頭起名叫“千年三明治”，因為巖層是經過幾十年、幾百年，甚至數千年才堆積而成的。

隔三差五，安迪會把石雕作品送人，好騰出地方來容納新琢磨好的石頭。他最常送我石頭，包括那雙袖扣一樣的石頭，我就有五個，其中有一塊好像一個人在擲標槍的云母石，是很小心雕刻出來的。我到現在還保存著這些石頭，不時拿出來把玩一番。每當我看見這些石頭時，總會想到如果一個人懂得利用時間的話（即使每一次只有一點點時間），一點一滴累積起來，能做出多少事情。

所以，表面上一切如常。如果諾頓是存心擊垮安迪的話，他必須穿透表面，才能看到個中的變化。但是我想在諾頓和安迪沖突之后的四年中，如果他能看得出安迪的改變，應該會感到很滿意，因為安迪變化太大了。

他曾經說，安迪在運動場上散步時，就好像參加雞尾酒會一樣。我不會這么形容，但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以前也說過，自由的感覺仿佛一件隱形外衣披在安迪身上，他從來不曾培養起一種坐牢的心理狀態，他的眼光從來不顯呆滯，他也從未像其他犯人一樣，在一日將盡時，垮著肩膀，拖著沉重的腳步，回到牢房去面對另一個無盡的夜。他總是抬頭挺胸，腳步輕快，好像走在回家的路上一樣，而家里有香噴噴的晚飯和好女人在等著他，而不是只有食之無味的蔬菜、馬鈴薯泥和一兩塊肥肉……，以及墻上的拉蔻兒·薇芝的海報在等著他。

但在這四年中，雖然他并沒有完全變得像其他人一樣，但的確變得沉默、內省，經常若有所思。又怎能怪他呢？不過總算稱了諾頓的心……至少有一陣子如此。

他的沉郁到了一九六七年職業棒球世界大賽時改變了。那是夢幻的一年，波士頓紅襪隊不再排第九名敬陪末座，而是正如拉斯維加斯賭盤所預測，贏得美國聯盟冠軍寶座。在他們贏得勝利的一剎那，整個監獄為之沸騰。大家似乎有個傻念頭，覺得如果連紅襪隊都能起死回生，或許其他人也可以。我現在沒辦法把那種感覺解釋清楚，就好像披頭士迷也無法解釋他們的瘋狂一樣。但這是很真實的感覺。當紅襪隊一步步邁向世界大賽總冠軍寶座時，監獄里每個收音機都在收聽轉播。當紅襪隊在圣路易的冠軍爭奪戰中連輸兩場的時候，監獄里一片愁云慘霧；當皮特洛切里演出再見接殺時，所有人歡欣雀躍，簡直快把屋頂掀掉了；但最后在世界大賽最關鍵的第七戰，當倫伯格吃下敗投、紅襪隊功虧一簣、冠軍夢碎時，大家的心情都跌到谷底。惟有諾頓可能在一旁幸災樂禍，那個龜兒子，他喜歡監獄里的人整天灰頭土臉。

但是安迪的心情沒有跌到谷底，也許因為反正他原本就不是棒球迷。雖然如此，他似乎感染了這種振奮的氣氛，而且這種感覺在紅襪隊輸掉最后一場球賽后，仍然沒有消失。他重新從衣柜中拿出自由的隱形外衣，披在身上。

我記得在十月底一個高爽明亮的秋日，是棒球賽結束后兩周，一定是個星期日，因為運動場上擠滿了人，不少人在丟飛盤、踢足球、私下交易，還有一些人在獄卒的監視下，在會客室里和親友見面、抽煙、說些誠懇的謊話、收下已被獄方檢查過的包裹。

安迪靠墻蹲著，手上把玩著兩塊石頭，他的臉朝著陽光。在這種季節，這天的陽光算是出奇的暖和。

“哈啰，雷德，”他喊道，“過來聊聊。”

我過去了。

“你要這個嗎？”他問道，遞給我一塊磨亮的“千年三明治”。

“當然好，”我說，“真美，多謝。”

他聳聳肩，改變話題，“明年是你的大日子了。”

我點點頭，明年是我入獄三十周年紀念日，我一生中百分之六十的光陰都在肖申克州立監獄中度過。

“你想你出得去嗎？”

“當然，到時我應該胡子已經花白，嘴里只剩三顆搖搖欲墜的牙齒了。”

他微微一笑，把臉又轉向陽光，閉上眼，“感覺真舒服。”

“我想只要你知道該死的冬天馬上來到，一定會有這種感覺。”

他點點頭。我們都沉默下來。

“等我出去后，”安迪最后說，“我一定要去一個一年到頭都有陽光的地方。”他說話那種泰然自若的神情，仿佛他還有一個月便要出去似的。“你知道我會上哪兒嗎，雷德？”

《肖申克的救贖》第三章(9)

“不知道。”

“齊華坦尼荷，”他說，輕輕吐出這幾個字，像是唱歌似的，“在墨西哥，距墨西哥三十七號公路和仆拉雅阿蘇約二十英里，距太平洋邊的阿卡波哥約一百英里的小鎮，你知道墨西哥人怎么形容太平洋嗎？”

我說我不知道。

“他們說太平洋是沒有記憶的，所以我要到那兒去度我的余生。雷德，在一個沒有記憶、溫暖的地方。”

他一面說，一面撿起一把小石頭，然后再一個個扔出去，看著石頭滾過棒球場的內野地帶。不久以后，這里就會覆上一英尺白雪。

“齊華坦尼荷。我要在那里經營一家小旅館。在海灘上蓋六間小屋，另外六間靠近公路。我會找個人駕船帶客人出海釣魚，釣到最大一條馬林魚的人還可以獲得獎杯，我會把他的照片放在大廳中，這不會是給全家老少住的那種旅館，而是專給來度蜜月的人住的……。”

“你打哪來的錢去買這么一個像仙境的地方？”我問道，“你的股票嗎？”

他看著我微笑道，“差不多耶，”他說，“雷德，你有時真令我吃驚。”

“你在說什么呀？”

“陷入困境時，人的反應其實只有兩種，”安迪說，他圈起手，劃了一根火柴，點燃香煙。“假設有間屋子里滿是稀有的名畫古董，雷德？再假設屋主聽說有颶風要來？他可能會有兩種反應：第一種人總是懷抱最樂觀的期望，認為颶風或許會轉向，老天爺不會讓該死的颶風摧毀了倫勃朗、德加的名畫；萬一颶風真的來了，反正這些東西也都保過險了。另一種人認定颶風一定會來，他的屋子絕對會遭殃。如果氣象局說颶風轉向了，這個家伙仍然假定颶風會回過頭來摧毀他的房子。因此他做了最壞的打算，因為他知道只要為最壞的結果預先做好準備，那么抱著樂觀的期望就沒關系。”

我也點燃了根煙。“你是說你已經為未來做好準備了嗎？”

“是的，我是預備颶風會來的那種人，我知道后果會有多糟，當時我沒有多少時間，但在有限的時間里，我采取了行動。我有個朋友——差不多是惟一支持我的人——他在波特蘭一家投資公司做事，六年前過世了。”

“我為你感到難過。”

“嗯，”安迪說，把煙蒂丟掉，“琳達和我有大約一萬四千元的積蓄，數目不大，但那時我們都還年輕，大好前程擺在我們面前。”他做了個鬼臉，然后大笑，“起風時，我開始把倫勃朗的名畫移到沒有颶風的地方。所以我賣掉股票，像一般好公民一樣乖乖付稅，絲毫不敢有所隱瞞或抄捷徑。”

“他們沒有凍結你的財產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