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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清明，回老家海田去為父母掃墓。中午在橋頭的鄧懷榮酒家吃午飯時偶遇公社廣播站廣播員蔣桂榮先生的兒媳婦張小蘭，我問：“垮娃兒的爸爸現在身體還好嗎？”回答說：“感謝鄧老師的關心，垮娃兒的爸爸去年冬天得腦溢血去世了。”聽到這里，我感到一種巨大的悲痛涌上心頭。從老家海田回到縣城，至今已將近四月有余，這種傷感和悲痛時時縈繞于懷，甚至夜里也常常夢見蔣桂榮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傷感悲痛之余，情不自禁地想起了蔣桂榮先生生前的點點滴滴往事來。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我家住在永興公社的隔壁。記憶里，那時候，公社里有書記許任合，還有蠶桑員毛修培，公安員韓大壽，水利員劉成沖，放映員唐中烈、朱運邦，炊事員劉成坤，還有廣播員鄧勝周、蔣桂榮等等，另外還有一個婦女主任羅書香，公社機構簡單，人并不很多。當時人們把公社干部稱為八大員，在群眾的心目中，他們就是清廉公正的代名詞。在上述所有人中，給我印象最深的就是公社廣播站的廣播員蔣桂榮先生。記憶里，蔣桂榮先生那時候三四十歲左右，中等身材，濃眉大眼，皮膚黝黑，時常穿著一件紅背心，紅背心上有的地方已經洗得泛白，背心上有的地方還有三三兩兩的小眼，透過眼子就可以看見他黝黑的皮膚。平時，蔣桂榮常常穿著一雙草鞋，冬天的時候穿一雙黃布膠鞋，看上去，與其說是一個公社廣播員，倒更像是一個剛從地里干完農活走上田埂的淳樸憨厚的農民一樣。小時候的我們時常看見他一大早背著一個大背簍，背簍里背著垮娃兒，手里牽著他的女兒蔣群英，氣喘吁吁地從幾十里外的家里匆匆忙忙地趕到公社里來。即使在公社的隔壁，我們也常常可以聽見書記大聲斥責蔣桂榮的吼聲，說什么不請假又私自往家里跑，如果不想干了，各人自己收起鋪蓋卷兒滾回去！那時候，每到下午時分，蔣桂榮便會從我家門前經過，到河里去洗澡，我家父母便常常笑嘻嘻地開蔣桂榮的玩笑：“蔣光頭，你昨天又挨書記的罵了哇。成天到晚就想回家去守婆娘！哪天總要遭書記把你開除呱嘛！”聽到這里，蔣桂榮便會像個犯了錯誤的小孩子突然被老師當場抓住似的面露難色地辯解道：“我是昨天晚上把廣播開完了后才趕夜路回去的，又沒有耽擱工作！家里上有老，下有小，一個人要種幾個人的田土，光靠我家屬肖群珍一個人在家怎么得行嘛？我不回去幫，誰會去幫嘛！”我父親常常繼續開蔣桂榮的玩笑，說：“你不幫，有人幫！”蔣桂榮聽到這里卻并不發怒，把洗澡用的毛巾往肩膀上一搭，然后就笑罵一聲：“老子不和你講了！”然后笑著罵著走到河邊洗澡去了。每逢夏天來臨之時，尤其是炎炎酷暑之時，那時候，公社廣播站里有一把大電扇，每天夜幕降臨之時，我們這些家住公社附近的小孩便會邀約一起去公社廣播站里扇電扇乘涼，蔣桂榮便站在廣播站的門前，背靠門框，兩手抄在胸前，一只腳橫跨在門檻上，不許我們進去扇電扇。看見我們近乎哀求的目光之時，蔣桂榮便笑嘻嘻地沖著我們這群小孩搖頭晃腦地說道：“要扇電扇也可以，但有個條件！”我們便問：“什么條件嘛？”蔣桂榮繼續說道：“要進去扇電扇必須先得喊我喊爸爸！”“我們喊叔叔行不行？”“不行！必須得喊爸爸才得行！”為了能夠進去扇電扇，于是我們只好逐個逐個地喊他喊爸爸，我們每喊一聲，他便答應一聲：“誒！”然后就放我們進去扇電扇。等到廣播快完了的時候，也就是我們扇電扇結束的時候到了，戀戀不舍地離開廣播站，等我們走到距離廣播站十幾米的地方時，我們這些小孩子便邀約一起大喊：“打倒蔣光頭！蔣光頭大壞蛋！打倒蔣光頭！蔣桂榮不是我們爸爸，蔣光頭蔣桂榮是個大壞蛋！”蔣桂榮便會走到廣播站的門邊來朝我們大罵道：“嘿，些狗日的小兔崽子，剛才還在喊我喊爸爸，現在把電扇一扇完就不認人了啊！下次你們休想再到我這里來扇電扇了！”幾天過后，實在熱得不行，我們這些小孩又會邀約一起去廣播站扇電扇乘涼，前幾天我們罵他的事情，他竟然放佛忘記得一干二凈一樣，絲毫沒有重新提起和懲罰我們。記憶里，蔣桂榮先生不僅是一個淳樸憨厚童心未泯的人，同時更是一個嗜酒如命而又命大福大的人。曾經很多次看見蔣桂榮先生下鄉為村里人安裝廣播線，然后在村民家里喝酒，常常喝得酩酊大醉，肩膀上搭著一個爬廣播電線竿子的繩梯，踉踉蹌蹌搖搖晃晃地往公社回走，有時候，走到半路上的紅苕地里，居然不勝酒力，一頭倒在地里睡著了，呼呼大睡時的鼾聲，讓附近村民以為是誰家的散放的小豬在偷吃他們家的苕藤，于是便拿起響篙前來驅趕，走近一看，才發現是蔣桂榮先生躺在地里睡得正香。有一次，蔣桂榮喝酒醉倒在永興觀音塘村路邊的池塘里，竟然睡在了池塘岸邊厚厚的水草上，竟然沒有沉入水中，酒醒之后，翻身爬起來又匆匆趕回公社開廣播。最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一回蔣桂榮先生喝醉了酒，然后踉踉蹌蹌地去公社后面上廁所，誰知一不小心失足栽進了公社的廢沼氣池，他在沼氣池里有氣無力地喊著救命，幸虧我家父母聽見，于是扛上樓梯拿上繩子，將身陷沼氣池中的蔣桂榮先生背了上來，背上來一看，蔣桂榮先生居然又呼呼地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