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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就是說,唐帝國的秩序和價值觀從下到上發(fā)生了混亂,這是最令韓愈悲傷的。所以,直到他死,仍對此耿耿于懷。這種耿耿于懷是正史上的說法。晚年的韓愈到底是什么樣子的?
現(xiàn)在,我們重新回到長慶四年的長安靖安里韓府。
韓愈在這一年死去了。其死因,引發(fā)了后世的議論。五代十國時陶谷著有《清異錄》,里面記載了這樣一則消息:“昌黎公愈晚年頗親脂粉,服食用硫磺末攪粥飯啖雞男,不使交,千日烹庖,名‘火靈庫’。公間日進一只焉,始亦見功,終致命絕。”
說的是,韓愈晚年好女色,為強壯身體,吃一種叫火靈庫的東西。火靈庫是什么?喂公雞拌有硫磺末兒的粥,吃后又不叫其與母雞交配,以此養(yǎng)到千日,再將這公雞烹蒸,效果如超級春藥。
按記載,韓愈大人隔一天吃一只這樣的公雞。
韓愈死后,白居易寫了首詩《思舊》:“閑日一思舊,舊游如目前。再思今何在?零落歸下泉。退之服硫磺,一病迄不愈。微之煉秋石,未老身溘然。杜子得丹訣,終日斷腥膻。崔君夸藥力,經(jīng)冬不衣綿。或疾或暴夭,悉不過中年。惟余不服食,老命反延遲……”
信佛教的白居易最終活了七十五歲,而反佛的韓愈五十七歲即逝,雖然也不算短命,但畢竟死因不甚光彩(如果那一切是真的),尤其對他這樣一個以恢復(fù)儒學(xué)道統(tǒng)自居的人來說。
后來,宋明理學(xué)建設(shè)者將韓愈視為先驅(qū),因而極力反對《清異錄》和《思舊》詩里的說法,認為韓愈是一貫反對服食丹藥的,在很多文章中有證明,《清異錄》里的說法是造謠,而《思舊》里的“退之”并不是韓愈。在當(dāng)時,還有一個叫衛(wèi)中立的人,是當(dāng)時的御史中丞衛(wèi)晏之子,同樣字退之。他們又認為:韓愈和白居易雖都是大家,但關(guān)系實在一般,甚至還不怎么好,一個反佛,一個尊佛,文學(xué)追求上也不一樣,彼此相輕,因而白在詩中不會提到韓。持以上觀點的人很是激動,因為他們無法接受一個儒學(xué)斗士死于春藥。
但是,很多時候,人生是矛盾,也是殘酷的,《清異錄》中的說法也許是真的呢?因為撰者離韓愈生活的時代不遠,且該書的風(fēng)格又非純杜撰,而是一本記敘唐朝生活的實錄。
其實,很多時候,大人物的另一面是出人意料的。生活本身有著來自原始人性的最簡單的誘惑,而且晚年的韓愈身心疲倦,古文運動和反佛主張都失敗了,從南方返回長安后不再鋒芒畢露,戰(zhàn)斗精神漸漸退去而寄情深宅也未嘗可知。
送塔過海的僧人
唐朝儒釋道三教并行。
唐初時,太宗雖然信奉道教,但對佛教亦不反對,甚至還派玄奘西行取經(jīng)。
就這樣,我們的唐僧,在貞觀元年(公元627年),二十七歲那年,獨自踏上西行求經(jīng)之路。
二十七歲是個神奇的年齡,有那么多偉大人物的人生在這一年發(fā)生巨變。
孤身西去,荒漠萬里。這是一個虔誠的信徒的朝圣之路,也是一個唐朝青年的探險之路。但不是每個人的心中都有這樣的勇氣,也不是每一扇大門都會為信徒而開。除了熱愛外,還需要金石般堅忍之心。
玄奘取經(jīng)天竺,在那里學(xué)習(xí)多年。此日,他進入了著名的維摩詰方丈室。
維摩詰,佛教中著名的居士,家富億金,而苦于修行,終為菩薩。他曾與文殊菩薩有過一次著名的對話。當(dāng)時,他托病在家,佛祖派文殊去探視。
文殊:“此室為何沒有一個侍者?”
維摩詰:“一如佛土皆空。”
文殊:“何以為空?”
維摩詰:“人以為空,即空。”
文殊:“既為空,何用再空?”
維摩詰:“以無分別空,故空。”
文殊:“空會有什么分別嗎?”
維摩詰:“分別亦即空。”
文殊:“既然皆為空,你之疾應(yīng)向何處求治?”
維摩詰:“向佛陀之外的諸見解求。”
文殊:“佛陀之外的諸見解又當(dāng)何求?”
維摩詰:“當(dāng)求于諸佛之解脫中。”
文殊:“諸佛之解脫又當(dāng)求于何?”
維摩詰:“當(dāng)向眾生修心中求!”
傳說中,維摩詰的修行之室為一石屋,只有一丈平方,但在他講法時,卻能容納萬人,以至無量。玄奘在進入該室前,已決定隨后東歸大唐,于是欲于其室壁上書寫下年月日,以作紀念。他提筆上前,望見墻壁就在不遠處,但“約行數(shù)千百步,終不及墻”。
唐太宗貞觀十九年(公元645年),玄奘返回長安。
按《獨異志》記載,玄奘西去取經(jīng)的年歲,唐朝名寺靈嚴寺的松枝年年指向西邊,及至大師返回,松枝才變換方向,皆指東邊。雖然在維摩詰方丈室觸壁不及,但他也已是震爍東土的大師了。一個把人生中最光彩的年華賦予孤途和信仰的人,無論如何是值得我們敬畏的。
取經(jīng)回來的玄奘,講經(jīng)譯經(jīng),佛教更為紅火。后來,經(jīng)武則天推動,到了中唐,再加上禪宗的崛起,佛教進入全盛期。但物極必反,晚唐武宗時,突然來了一輪滅佛運動,下面這則秘密故事從側(cè)面說到這一事件:
揚州棲靈塔,中國之尤峻峙者。唐武宗末,拆寺之前一年,有淮南詞客劉隱之薄游明州,夢中如泛海,見塔東渡海,時見門僧懷信居塔三層,憑闌與隱之言,曰:“暫送塔過東海,旬日而還。”數(shù)日,隱之歸揚州,即訪懷信。信曰:“記海上相見時否?”隱之了然省記。數(shù)夕后,天火焚塔俱盡,白雨如瀉。旁有草堂,一無所損。(《獨異志》)
公元840年,唐文宗終于幸福地死去。因為對這位被宦官控制的皇帝來說,死是一種解脫。文宗死前,太子本為李成美(文宗的哥哥敬宗皇帝之子)。但專權(quán)多年的宦官左、右神策軍護軍中尉仇士良和魚弘志為樹權(quán)威,廢黜了成美,而迎接文宗的弟弟潁王李炎為皇太弟。文宗死后,李炎為新帝,改年號會昌,是為武宗。
武宗李炎于人生中最關(guān)鍵的二十七歲即位,是繼憲宗后又一個強勢皇帝。此人有主見,富于謀略,風(fēng)格雄俊,脫穎于晚唐諸帝中。他跟中晚唐的大多數(shù)皇帝一樣,也喜歡游樂于夜宴,但他在“度”上能把握好。換句話說,游樂時他是一個灑脫的玩家,辦公時他又是一個嚴肅的皇帝。
即位后,武宗以李德裕為宰相,從此開始了君臣相得益彰得時代。
李德裕是超一流的政治家,以自己的權(quán)謀與兢兢業(yè)業(yè),把武宗時代打造得可圈可點,會昌六年間被認為是晚唐鮮見的政治清明與果敢的時代。作為皇帝,武宗雖然是被權(quán)宦仇士良擁立的,但即位后卻并未受制于仇。后者也意識到,武宗比文宗難對付多了,所以在會昌三年(公元843年)被迫退休。
整個武宗時代最大的事件,莫過于爆發(fā)在會昌五年(公元845年)的滅佛行動。
中國歷史上有著名的“三武滅佛”,即三個謚號或廟號為“武”的皇帝對佛教進行了大規(guī)模禁止行動:一是南北朝時北魏太武帝拓跋燾滅佛;二是南北朝時北周武帝宇文邕滅佛;三即本故事涉及的唐武宗李炎滅佛。
三次滅佛事件中,“會昌法難”規(guī)模最大,按當(dāng)時朝廷的法令,首都長安保留四座寺院:慈恩寺、薦福寺、西明寺、莊嚴寺。東都洛陽和其他州郡只象征性地保留兩座寺院,其他全部限期拆除,僧尼還俗,否則嚴懲。當(dāng)時,帝國境內(nèi)共拆除寺院44600多座,迫使僧尼26萬人還俗,沒收寺院田地千萬頃。
本故事說的是,揚州大明寺有棲靈塔,為整個唐朝最高的佛塔。會昌三年(公元843年),即該寺被拆除前,發(fā)生了一件隱秘之事。
當(dāng)時有詞人劉隱之,游于明州即今之浙江寧波,一日晚,在旅舍夢見自己泛海而渡,看到西靈塔漂現(xiàn)海面。恍惚中,又見老朋友揚州僧人懷信站在該塔第三層,憑欄對劉隱之說:“我正送此寶塔渡過東海,過些天再返回揚州。”
劉隱之懵懂問:“送塔過海?”
懷信說:“佛門將有大難,護塔過海,以逃此一劫。”
多天后,劉隱之回揚州,一日閑暇,游于懷信所在的大明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