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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實上，氏族部落時代，并非莊子和希臘、羅馬這些詩人哲學家們說的那么美好。夜不閉戶？那是沒東西可偷。炎黃與蚩尤的戰爭，則跟后世一樣殺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

更重要的是，一個民族如果沒有國家，或沒能建立自己的國家，她的歷史就會一直停留在史前時代，比如某些印第安人。相反，只要建立過國家，哪怕后來失去，也會有自己的文明，比如猶太。

國家，是文明與史前的分水嶺。

難怪孔子不但不否定小康，還要說“郁郁乎文哉，吾從周”了。[8]

問題是，為什么只有建立了國家，才算進入文明時代？國家對人究竟有什么意義？人，真的是必須發明國家并生活在其中的動物嗎？如果是，又為什么會有那么多人感嘆今不如昔，懷念氏族和部落時代？

國家的邏輯，究竟在哪里？

分道揚鑣

荀子說，在人。

荀子是從儒家到法家的中轉站。所以他跟法家一樣，既肯定國家，又肯定君主。為什么要肯定？為了生存。荀子說，可憐兮兮的人，力氣不如牛，速度不如馬，生存能力其實是很差的。然而牛馬卻為人所用，原因就在人能組成族群。因此，族群如果解體，人就牛馬不如。[9]

這就一要有道德，二要有君主，三要有國家。

做得到嗎？做得到。

荀子說，人與動物的區別，并不僅僅就在“二足而無毛”。[10]水火，有物質無生命；草木，有生命無感知；禽獸，有感知無道德；唯獨人“有氣，有生，有知，亦且有義”。[11]所以，他能夠發明國家，這是最強大的人類族群；也能夠發明君主，這是最合適的群體領導。[12]至于道德，則是最理想的組織力量。有道德，人就是萬物之靈。他也就有家有國，有安身立命之本。

君主是核心，道德是力量，國家是歸宿。國家與人，就這樣焊在一起。

這跟西方不太一樣。

西方人也要國家，卻未必一定要君主。古希臘的城邦是沒有君主的。羅馬人，從他們趕走最后一任部落王，到產生第一位君主奧古斯都屋大維，中間竟隔了近五百年，[13]而且那皇帝還要自稱“第一公民”。17世紀的阿姆斯特丹，居然寧肯要三個郁金香球莖，也不肯要一個國王。獨立戰爭后的美利堅人，則不但不要國王，就連統一的國家都不想要。實在拖不下去，才勉勉強強開了一個制憲會議，再磨磨蹭蹭地選出第一屆聯邦政府和總統。

可見，西方人對待君主的態度，是可以要，也可以不要；有的要，有的不要；有時要，有時不要。不像我們，自從有國家就有君主，只不過秦漢以前封土建國，秦漢以后天下一統，但都是君主制。直到辛亥革命前，還有立憲派主張保留一個皇帝，哪怕形同虛設，只是橡皮圖章。

西方人也不認為國家跟道德有什么關系。在他們那里，道德是歸宗教和上帝管的。國家需要的是法，社會需要的是德。所以，他們的國家可以有多種模式。直接民主、寡頭政治、政教合一、君主立憲、聯邦邦聯、稱王稱帝，不但一一試來，而且并行不悖，愛怎樣就怎樣，喜歡誰便是誰。

顯然，當世界各民族開始建立國家，他們就站在了文明的大門前，也站在了歷史的岔路口。

之后，大路朝天，各走半邊。

很難說誰有道理誰沒有。實際上，西方人也經歷了君主制時代，而且至今還有名義上的王國。同樣，荀子不厭其煩地解釋“為什么要有國家和君主”，則說明它在當時其實已經成了“問題”，而且事情也并不像荀子講的那么簡單。比方說，氏族和部落也是群體，為什么非得變成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