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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硯瓦的家在鼓樓外大街黃寺北邊，靠近三環一個小區，是個高層建筑。他入伍后有10年以上是在陸軍第187師，和楊雅麗也是在187師時認識的。他分的房子恰好是在18層7號。

陶硯瓦不迷信，是個地道的無神論者。這個房號也不是他挑選的，但他也隱隱感到不可思議，這種概率應該是太小太小了。人生冥冥中也許真有什么未知力量，時常和人們開些小玩笑？

北京城就象數學課里的平面直角坐標系，長安街及其東西延長線為水平方向的軸或稱橫軸，從永定門往北，經正陽門、天安門、故宮、景山、地安門、鼓樓、鐘樓，到安華橋，為垂直方向的y軸或稱豎軸，北京人稱為中軸。它們的交叉點即為天安門。心里有了這個坐標系，在北京怎么轉也不會迷失方向。

鼓樓外大街就被稱作中軸路，再向北就是舉世聞名的鳥巢、水立方、奧林匹克公園。這條線因經過天安門和故宮，被人們稱為“龍脈”，又是上風上水，從風水學上講，極受推寵。沿線的房價也高于別的地方。

路上，楊雅麗發來一條短信：“帶根蔥上來！”

陶硯瓦進了小區，把車停好，就去北面菜店里買蔥。說是菜店，其實是菜販靠北面小區的南墻搭了個簡易棚子。生意奇好，居民們都圖個近便。

見他手上舉著一根蔥進來，楊雅麗嗔道：你倒是真聽話，說讓你買一根你就買一根。

陶硯瓦問：孩子們呢？

“估計得踩著點兒到家。”楊雅麗手里包著蔥說。“年輕人還不是想單獨呆著，咱們年輕時還不一樣”。

望著妻子在廚房專注著忙碌著，陶硯瓦心里突然一陣凄涼。

楊雅麗父母都是北京鐵路局職工。說是北京鐵路局，其實是在張家口。父親是唐山灤南縣人，母親是北京人。她是家中長女。當年她出生在北京鐵路醫院，就把戶口上在北京姥姥家。她弟弟楊雅江小她兩歲，戶口也上在北京。可知五十年代北京的戶口并沒有嚴控。小妹楊雅燕六十年代初出生，戶口在張家口，估計應該是北京戶口不容易上了。

楊雅麗當兵，是靠舅舅吳三羊。當時她高中即將畢業，正面臨下鄉，姥姥聽說后堅決反對，說誰讓這孩子走就跟誰急。還沒等畢業，就提前到學校把這話撂下了。楊雅麗還是班里的團支部書記，雖心里不愿意走，但也不敢公開拒絕。那時學校也得按政策辦事，他們豈能擅自留人？正當大家束手無策時，舅舅吳三羊突然出現了。

吳三羊時任6軍電影隊長。電影隊長官不大，但位置特殊，再加上他長袖善舞，很會辦事，混了個好人緣。軍首長也經常委托他辦一些私事。這次來京就是首長讓他來接一個女兵。他抓住機遇，趕緊說：首長，我有個外甥女也想當兵。首長說：好，你一塊兒帶來！

楊雅麗白天上了一天課，放學前只偷偷告訴了班主任老師，當晚就跟著舅舅踏上去山西太原的火車，第二天就把她放在榆次187師醫院，開始了新兵訓練。

那時還沒有兵役法，部隊征兵實際形成了主次兩個渠道：主渠道是通過各地武裝部征的兵，次渠道則是部隊自己直接接收的兵，往往是先當兵再辦手續，俗稱“后門兵”。后門兵從70年代初開始浮現，到70年代末國家恢復高考制度，才逐漸消歇。那時還沒有“腐敗”一說，共產黨是為人民服務的，怎么會“腐敗”？只有“不正之風”。走后門就屬于不正之風。社會上對后門兵意見頗大，軍隊也叫喊要堵后門，但反了沒幾天，據說有高層領導講：當兵是為了保衛國家，從前門進來的也有壞人，從后門進來的也有好人云云。于是就此打住，從此相安無事。

上山下鄉固然苦，當女兵其實也一樣很辛苦。按規定長城外的部隊才能發皮大衣，長城內的部隊都是發棉大衣。但榆次那邊冬天很冷，穿棉大衣都能凍透。女兵和男兵一樣早操，晚上還拉緊急集合。入伍前半年，楊雅麗幾乎每天夜里自己躲在被窩里哭。她想姥姥、想弟弟、想老師和同學們。

直到她認識了陶硯瓦。陶硯瓦原在561團當兵，后到師宣傳科做戰士報道員，又到宣傳隊提干當了副連級創作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