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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警方問及赫普曼經常沒有工作，但日子過得似乎并不那么緊巴時，赫普曼回答說他一直都在做股票并且手氣不錯。這點后來也得到證實。而且，赫普曼又說，他還和一個朋友埃塞多·費奇，一起倒騰毛皮生意，警察在他家搜出的海豹皮就是他倆共同擁有的。埃塞多·費奇于19年1月初回德國過圣誕節(jié)，第二年月9日因患肺結核在那里去世。

赫普曼甚至向辦案人員承認了他是偷渡入境的非法移民，但在兩件事情上他卻撒了謊，一是說他不曾有過犯罪記錄，二是否認他還有更多的金圓券。

警方繼續(xù)在赫普曼的住所搜查。一名警探注意到車庫墻上有一塊木板似乎與整體格局不太協(xié)調，“也講不出為什么，就是覺得不對勁。”這位警探后來說。木板被撬開了，里面藏了兩個小包，一個包里是100張10美元的贖金金圓券，另一個包里有8張。

這個新發(fā)現(xiàn)使辦案人員興奮不已。他們掀翻了整個車庫，又找到一個盒子，里面裝有1個小包，共計1190美元，全部都是贖金金圓券！加上后來再找到的840美元，一共是1.46萬美元，占全部贖金的將近三成。辦案人員認為，這就叫做“證據(jù)確鑿”了。

赫普曼對此又作何解釋呢？他給了一個警方稱之為“費奇故事”(fischstory）的說法。“費奇”與英文中的“魚”(fish)發(fā)音接近。fishstory（魚的故事）的原意是講，一個人去釣魚回來總是吹噓他釣的魚有多么大，但是誰也沒有親眼見到過。因為美國人釣魚只是為了娛樂，等魚上鉤后又放回到水里。赫普曼說，埃塞多·費奇赴德國探親之前，曾在他家里寄放了一些東西，包括一些毛皮、一個箱子和一只鞋盒。他們當時把鞋盒放到廚房柜子的最頂上一層，后來就把這事兒給忘了。直到赫普曼被捕前三周，194年8月底下了一場大雨，廚房的屋頂漏水，赫普曼把柜子里的東西全都搬出來時，才又看見那只鞋盒。赫普曼恐怕里面裝了什么不能沾水的東西，打開一看，竟是滿滿的一盒美金現(xiàn)鈔。埃塞多·費奇臨走之前欠下了赫普曼7500美元，赫普曼思忖再三，覺得可以從中取走屬于自己的部分，于是他便開始使用費奇留下的金圓券。赫普曼說，這件事他從沒對安娜透一絲兒口風，只是自己悄悄地把錢重新包好，藏在了車庫里。

辦案人員自然是不愿意相信赫普曼的供詞。但當時的情形是，赫普曼在講這番話時已經被連續(xù)逼供近0小時。口齒不清，神志不清。干警察的人都知道，在這樣的精神狀態(tài)下，幾乎無人能“編”出如此不說是天衣無縫也可算說得過去的“謊言”，何況赫普曼所言在被捕前三周左右開始使用這些鈔票的說法，和194年9月贖金紙幣在市面上重新出現(xiàn)的事實相吻合。除了警方，當時沒有人知道這個情況。

不久，從德國方面?zhèn)骰氐南⒂纸掖┝撕掌章牧硪粋€謊言。

布魯諾·理查德·赫普曼于1899年11月6日生于德國與現(xiàn)捷克共和國接壤的邊境小鎮(zhèn)莎可森尼一戶農家，他一直長到14歲才進學校念了幾年書，然后就拜師學徒做木匠。當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他的姐姐隨婆家去了美國，三個當兵的哥哥都在一戰(zhàn)前線打仗。當他年滿18歲也被征兵時，兩個哥哥已經陣亡，另一個不知下落。父母都舍不得把最后一個兒子送上前線，但赫普曼卻從殘酷的戰(zhàn)爭中活過來了。他曾兩次負傷，一戰(zhàn)結束的那一天他正躺在醫(yī)院里。后來，布魯諾失蹤的哥哥也回到了老家。

戰(zhàn)后德國的經濟恐慌使整個國家陷入了困境。在短短的幾年里，布魯諾·赫普曼因偷盜搶劫如食品、煤炭之類的生活必需品而兩次被捕。第一次他在監(jiān)獄里蹲了四年，第二次僥幸逃出后，赫普曼打定主意去美國。身無分文，他只能偷偷混上輪船。不幸的是，他兩次被人發(fā)現(xiàn)，其中一次甚至已經踏上了美國國土，但最后還是被遣返回德國。有了前兩次的經驗教訓，赫普曼終于在第三次偷渡成功。他住進了紐約的德國區(qū)，結交了不少朋友，還找到了一份工作。198年，他娶了在餐館做女招待的安娜，兩口子克勤克儉，拼命掙錢。不久，赫普曼因精湛的技藝而被接納為木工工會會員。

和所有的非法移民一樣，赫普曼一直小心翼翼地不敢去招惹警察。在他和埃塞多·費奇打交道之前，他已經聽到了一些關于費奇路數(shù)極多極野的傳說，有人甚至講費奇與黑社會有什么瓜葛。但赫普曼到底還是和費奇合伙做起了毛皮生意，而且由于費奇的神通廣大，他們的生意做得還很不錯。后來——在赫普曼被處以死刑之后——警方查出埃塞多·費奇經常利用他與黑道的聯(lián)系買“黑錢”，即以低于面值的價格買入賣主的不義之財，再按面值使用。這當然必須得十分小心，否則一旦被逮著就是跳進黃河也洗不清。據(jù)說布魯諾·赫普曼并不是唯一的一個被費奇的“黑錢”坑了的人——如果那些贖金鈔票真是費奇的。

出租車司機約塞夫·庇隆是第一個指認赫普曼的證人，盡管他以前曾說過記不清讓他給康頓博士送條子的人是什么模樣。在警署辨認的時候，赫普曼的兩旁站著幾名人高馬大身著便衣的警察，庇隆一眼就認出了他。西西·芭，那位電影院的售票小姐，以及瓦爾特·萊爾，加油站工人，也先后在相同的情形下指認赫普曼為持幣者。只有約翰·康頓博士始終不敢確定赫普曼就是“墓地約翰”。

一天，警方拿來一根木條，說是從赫普曼兒子房間的小儲藏室里拆下來的。木條上面有用鉛筆寫下的約翰·康頓博士的電話號碼。赫普曼始終不承認那是他寫的，甚至懷疑木條是否真的取自他家。在赫普曼被判處死刑之后，有三個不同的消息來源證實，一位名叫湯姆·卡撒地的記者寫下了這個號碼，最初只是想開個玩笑。但有關當局并沒有因此而考慮為赫普曼減刑或赦免。多年后有人提出質疑道：一個人若是家里沒有電話，他怎么可能會把電話號碼寫在一間黑咕隆咚的小屋子里？

查爾斯·林勃始終未曾與綁匪謀面，他只在兩年前的4月日夜晚聽到那一聲“嗨，博士”。據(jù)約翰·康頓博士說，他聽到的是“嗨，博士，這兒，在這兒”。當警方請他辨認聲音時，林勃一開始坦承當時他隔了一條馬路坐在車里，距離講話的人大約00多英尺，差不多有一個街區(qū)之遙，聽得并不是十分真切。但當辦案人員讓赫普曼說“嗨，博士，這兒”時，林勃馬上說，這就是墓地里傳來的那個聲音。

至此，布郎克斯法院自認有足夠的證據(jù)起訴布魯諾·赫普曼接受和使用贓款。但諾曼·西瓦可普上校則希望將赫普曼引渡回新澤西州受審，為此警方必須證明赫普曼涉嫌綁架殺害小林迪。可惜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任何證據(jù)把赫普曼與綁架案連在一起。赫普曼的律師已經從夢佳絲蒂公寓拿到了他在19年月1日的工作時間卡，證明在小林迪遭綁架那天，赫普曼確如他告訴警方的那樣，一直工作到下午5點。這是一個非常有力的不在現(xiàn)場的證據(jù)。

新澤西州自始至終參與了紐約警署偵破此案的一系列行動，包括追查贖金金圓券、逮捕、鑒認，和審訊赫普曼以及搜查赫普曼住所等。當新澤西州警探路易斯·波曼第二次到赫普曼家時，他認準閣樓地板的木料和綁匪留在林勃莊園的木梯上第16塊踏板相同，而且非常肯定地說地板上缺了一塊。這種說法的牽強附會和荒唐應該是一目了然的。試想，赫普曼本人是一個木匠，他若是想修只梯子，完全可以順手從隨便什么地方找一塊料，何苦要拆自家的樓板呢？再說，綁匪對此案的策劃細心到連指紋都沒有留下，又怎么可能留下這么大個破綻？但當時警方的急于求成，輿論的一邊倒，再加上林勃上校的名聲和小林迪的悲慘結局，使公眾不去追究諸如此類的細節(jié)。人們只想盡快抓到一個不管什么人替查理償命，哪怕是只替罪羊呢。當被告方律師要求查看閣樓時，警方一手遮天根本就不允許他們踏進赫普曼家門一步。

新澤西州警署的另一個“突破”是終于找到了一個“目擊者”。米拉德·懷特住在梭羅崗一間破房子里。綁架案發(fā)生后，警方和記者曾多次找他了解情況，他一直說他從沒在附近見到過一個生人，無論是案發(fā)的當日，或當夜，或前后幾天。米拉德·懷特在鄰居中的口碑不是特別好，他好吃懶做，“說謊話就和別人說真話一樣順溜”。事隔兩年，米拉德突然想起在小林迪被綁架前，他曾看見一個相貌與赫普曼相似的人開車經過。多年后有報道說，米拉德試圖向警方要錢，因為辦案人員曾許諾給他00美元讓他按照他們所吩咐的話出庭作證，但后來只給了他0美元。

有了這兩個證據(jù)和證人，新澤西州警署成功地把罪犯布魯諾·理查德·赫普曼引渡到了自己的領地。

新的證據(jù)證人還在繼續(xù)出現(xiàn)。同時，辦案人員開始走訪那些可能為赫普曼出庭作證的證人，多半是赫普曼的鄰居和熟人。結果是，除了赫普曼夫人安娜和少數(shù)幾位摯友，差不多所有其他的人都改變了證詞，或拒絕出庭。多年后，這些人聲稱他們曾遭到警方公開的恫嚇、威脅和連續(xù)不斷的騷擾。

在0年代的美國司法界，靠栽贓編織罪名的事時有發(fā)生，但像林勃-赫普曼案這樣公開作弊漏洞百出的實屬罕見。更離譜的是，新澤西州檢察長辦公室發(fā)出傳票，要求被告方律師將本案有關證據(jù)送去驗證，結果連同夢佳絲蒂公寓工作時間卡在內的0多件物證一起不翼而飛。據(jù)說此事令布魯諾·赫普曼的首席辯護律師愛德華·雷立十分沮喪，他就此認定這將是一場必輸?shù)墓偎尽?

195年1月日，轟動一時盛況空前的“世紀審判”（thetrialofthecentury）在霍普威爾所屬的亨特登地區(qū)首府佛明頓開庭。那天下著大雪，這個名不見經傳的小城鎮(zhèn)里一下子涌進了000多輛車和6萬多人。所有的旅館早在個月前就已全部訂滿，一家報社包下了整個鄉(xiāng)村俱樂部。餐廳的菜譜上列著“林勃冰激凌”和“韋倫茲烤豆”，韋倫茲即本案首席公訴人戴維·韋倫茲。商店里陳列出售的紀念品包括微型木梯模型，和裝在玻璃盒子里的據(jù)說是小林迪的亞麻色頭發(fā)。人們冒著嚴寒每天天不亮就擠在法庭大樓前的梅因街，為的是一睹那些前來旁聽的著名影星、球星和政治家的風采。

以州檢察官戴維·韋倫茲為首的公訴方一共有三人。被告方首席律師是來自紐約布魯克林的著名刑事辯護律師和酒鬼愛德華·雷立，還有三名新澤西州的本地律師。

按照慣例，首先由戴維·韋倫茲代表公訴方致開場發(fā)言。韋倫茲說，根據(jù)新澤西州法律，如果一個人在進行搶劫時殺了人，就應判一級殺人，即預謀殺人罪。公訴方將證明，布魯諾·理查德·赫普曼綁架謀殺了林勃家的孩子，書寫了那些贖金索取信等，并從約翰·康頓博士手里取走了贖金。韋倫茲向法庭陳述了公訴方重構的作案經過：“他帶著木梯到了那里，把梯子靠在墻上。他按照預先所策劃的，翻窗進入小林迪的房間，偷走了孩子和他的衣服。”接下來，韋倫茲敘述了發(fā)現(xiàn)小林迪尸體、拘捕赫普曼以及在赫普曼的住處和車庫收集到的證據(jù)。他指出，赫普曼作案的動機只有一個，就是“錢、錢、錢”。最后他要求陪審團裁決赫普曼有罪。

依照案情的發(fā)展順序，公訴方傳喚的首批證人是案發(fā)當時在林勃府上的人。那天中午休庭的時候，沒一個人出去吃午飯，因為誰也不愿意錯過下午出庭的第一位證人——自小林迪綁架案發(fā)生后一直保持低調的林勃夫人安妮。證人席上，安妮在戴維·韋倫茲的引導下，一點一點地追憶了在那個可怕的風雨之夜所發(fā)生的一切。輪到愛德華·雷立交叉取證時，他什么也沒問，只是起身向著證人席深深地鞠了一躬。

本案審理期間，查爾斯·林勃上校風雪無阻天天到庭。他在證人席講述了他所經歷的整個事件，當他談到與約翰·康頓博士的合作時，戴維·韋倫茲問：

“19年4月日晚上，你在雷蒙德公墓附近把贖金交給約翰·f·康頓博士之前，據(jù)我所知，你聽到了一個聲音說‘嗨，博士’。從那以后，你又聽到過那個聲音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