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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

“上校，請問那天晚上你在雷蒙德公墓附近聽見的那一聲‘嗨，博士’是誰的聲音？”

“那是赫普曼的聲音。”林勃上校一字一頓地回答。

“你第二次聽見這個聲音是在什么地方？”

“在紐約布郎克斯，地區檢察官佛利的辦公室。”

法庭內一片嘩然。等眾人安靜之后，雷立起身作交叉取證。面對這位大名鼎鼎的英雄，他能說什么呢？雷立甚至不敢指出查爾斯·林勃證詞中的破綻，問他怎么可能記得兩年零九個月前聽到的聲音，何況當時他坐在車里連后半句話都沒聽見。和所有的美國人一樣，愛德華·雷立是查爾斯·林勃上校的崇拜者。據說在他辦公桌的玻璃板底下一直放著一張英姿勃勃的林勃肖像，即使在經手這件案子期間也不例外。不過以下這段關于林勃上校在綁架案發生當天的行蹤的對答卻頗有點意思。

“請問你能否告訴法庭，你在星期二那天都去了什么地方？”

“星期二的白天我在紐約市里。”

“哪兒？”

“具體的我記不太清了。我想我去過泛美航空公司辦公室，也許是大陸航空公司。有一段時間我在洛克菲勒中心。然后，據我所能想起來的，我去了一趟牙醫那里。”愛德華·雷立最初的想法只是試一試林勃的記憶力，但這段對話當時就引起了人們的議論：林勃上校怎么可能不記得兒子被綁架那天所發生的事？

在第二天的《紐約時報》頭版，林勃作證的消息被排在羅斯福總統向全國的年度講話之前。

當小林迪的保姆蓓蒂出庭的時候，愛德華·雷立以為他的機會終于來了。他對蓓蒂所說的每一句話都加以剖析攻擊，好像她才是本案的真兇。這是雷立辦案的特點和特長，在他多年的律師生涯中屢試不爽，并使他獲得了“進攻型防守”的聲譽（英文中的“辯護”——defend——也有“防守”之意）。但是現在，這一招卻不再靈驗。雷立因為“故意刁難”證人而引起陪審團成員的不滿。

這就是那場“世紀審判”中的情景。在觀眾的眼里，公訴方和被告方就像舞臺上的正面人物和反面人物。前者的發言經常博得眾人的喝彩，而后者卻灰溜溜的，不管說什么都引起大家的反感。

除米拉德·懷特以外，公訴方還傳喚了另一位證人作相似的陳述。86歲的阿曼杜·霍奇瑪住在菲塞貝德巷的拐角附近，在那里，從查理窗下延伸的腳印被兩行車轍所代替。這位證人說，19年月1日上午，他看見一輛裝有折疊梯子的墨綠色轎車在菲塞貝德巷他家的門口拐了個彎兒，然后順著小路朝林勃莊園駛去。赫普曼的車輛登記資料表明，他的那輛深藍色道奇轎車曾經是墨綠色的。霍奇瑪還說開車的人朝他看了一眼，并指認被告席上的赫普曼就是那位司機。

正在此時，法庭內的燈光突然熄滅。黑暗中愛德華·雷立大聲地說：“這是謊言冒犯了天威！”但是在交叉取證時，被告方并沒有如人們期待的那樣，質疑這位八旬老翁的視力。事實上，早在19年6月，阿曼杜·霍奇瑪因患有嚴重的白內障而被診斷為法律意義上的失明，即他視力減退的程度使他可以享受聯邦政府為失明者提供的福利。但不知何故，這張診斷證明直到本案審判結束之后才被人發現。

赫普曼家的一位鄰居作證說，那年月，赫普曼夫婦去了什么地方回來時，赫普曼的一條腿被摔傷了，走路一瘸一拐的。一直坐在旁聽席上默不作聲的安娜·赫普曼此時失聲叫道：“你撒謊，阿契巴赫太太。”法官托馬斯·特理查正告安娜，不可在肅穆的法庭上作如此舉動。安娜為自己的行為道了歉，然后哽咽著說：“但有的時候我實在是覺得無法忍受。”

撒謊的人還不止這些。原先相信赫普曼不曾寫過贖金索取信的筆跡鑒定專家阿爾伯特·奧斯波在法庭上作證說赫普曼是這些信的作者。他的翻供成了報紙關于本案的又一則頭條新聞。除他之外，還有三位筆跡和文件鑒定專家為公訴方出庭。

當時社會上有流言說，在樹林里發現的嬰兒尸體實際上并不是小林迪。那位驗尸的殯儀館主任基本上不具備法醫學方面的經驗，他甚至連死者的年齡和身高都未加說明，其檢查結果自然不能作為正式的驗尸報告呈交法庭。關于這一點，被告首席律師愛德華·雷立又做了一件令眾人驚異不已的事。公訴方傳喚了數位證人出庭，無非是想證明那具尸體確實是小林迪，而雷立居然沒有就他們證詞中的若干漏洞向這些證人提問。當他宣布說被告方對此毫無疑問時，赫普曼的另一位辯護律師羅伊德·斐歇爾起身道：“你這是存心要把赫普曼送上電椅！”然后憤然離去。

由于約翰·康頓博士在警署辨認赫普曼時并不是十分地肯定，公訴方也無法預料他將在法庭上提供什么樣的證詞。那天到庭旁聽的人特別多。康頓博士在證人席上宣誓之后，先向陪審團講述了他多年的教書生涯，然后由戴維·韋倫茲以提問的方式引導他回顧了19年4月日在雷蒙德公墓的冒險經歷。韋倫茲接下來問，誰是“墓地約翰”？康頓答曰，“墓地約翰”與布魯諾·赫普曼是同一個人。話音剛落，記者們蜂擁而出，不到十分鐘，康頓的證詞通過電話和電報傳遍全國。

許多當年記得或不記得持幣者模樣的銀行職員和商店收銀員紛紛為公訴方走上證人席。洛意斯·謝里丹影院票房的西西·芭再次指認被告席上的赫普曼曾用5美元的贖金金圓券從她那里買了一張電影票。她的證詞對被告方的打擊非常沉重，因為19年11月6日埃塞多·費奇尚未去德國，而赫普曼告訴警方，從他家里抄出的那些贖金鈔票是費奇在那年1月臨行之前才給他的。

公訴方還傳喚了一位令人意想不到的證人。康頓博士的熟人、時裝模特兒西黛嘉·亞歷山德告訴法庭說，19年月的一天，她在布郎克斯火車站看見赫普曼跟蹤約翰·康頓博士。

夢佳絲蒂公寓一位總管出庭作證，說19年的月1日和4月日，赫普曼沒有到該公寓上班。

幾位來自德國的埃塞多·費奇的親屬告訴陪審團，費奇是在貧困中謝世，他身后沒有留下一分錢。事實上，他還欠了赫普曼7000多美元。

一名財政部官員證實，在赫普曼家查抄到的金圓券是贖金的一部分，而且自赫普曼被捕以后，贖金紙幣再也沒有在市面上出現過。（未完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