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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十一月，氣候很差。空氣濕冷，室外的霧氣是黃色的。克拉拉有點發燒。

這個階段Julian已經在這個小公寓里登堂入室。Evelyn對此不置可否。她只是嚴令禁止Julian在克拉拉面前講那套“船長大副”的黑話。Julian知道這是一種拒絕，但他乖乖服從。他很有耐心。

11月18日（周一）的晚上，克拉拉在靠窗的那一側的鐵架床（small double，約120x190cm）上睡著。餐桌上的煤油燈亮著，Evelyn在翻譯碼頭的貨單。這是她接的私活。這個階段，Evelyn已經無法做到只是讓Julian在消防梯上蹲著了。因此Julian經常能進入房間。不過此時此刻Julian在消防梯上抽煙。

晚上十點，Evelyn的手指被凍得發青。她機械地撥動著算盤。面前是攤開的碼頭貨單，那些枯燥的“谷物、生鐵、硝石”被她翻譯成德文或法文。每寫下一個詞，筆尖劃過紙張的沙沙聲在死寂的夜里顯得格外刺耳。

床那邊傳來克拉拉喉嚨里“格、格”的異響。Evelyn轉頭看向女兒。克拉拉的四肢抽動，面色青紫。

Evelyn扔掉筆，推開椅子。她沖過去，精準地撤掉枕頭，用一種近乎冷酷的理智將克拉拉撥向側臥，跪在床邊數秒。

Julian在窗外聽到了鐵架床被拍擊的聲音。他推開窄門進來。冷霧瞬間灌滿了半個房間，沖散了煤油煙味。

Evelyn看了一眼手上的懷表，抓著他的大衣，聲音因極度壓抑而顫抖：“伯蒙德賽街轉角那家私人藥鋪，樓上住著個姓格林的退休軍醫。”她的語速極快，每一個字都像從齒縫里迸出來的算珠，“他欠了碼頭工會的人情，如果你帶不去錢，就告訴他我是誰。快去。”

Julian沒有說話，直接消失在十一月濕冷的黑霧中。三分鐘后，克拉拉進入了深睡。Evelyn 像強迫癥一樣，每隔一分鐘測試一次孩子的頸部是否有“強直”感。十分鐘后她開始焦慮。忍不住走到窗邊看著空蕩蕩的，泛著冷光的消防梯。又過了十五分鐘，任何風聲都會被她聽成腳步聲。直到她聽到消防梯上那種熟悉的、沉重的、兩個人踩踏金屬的聲音。

Julian 帶著一個大衣里面只穿著睡衣、氣喘吁吁的醫生走進來。醫生一邊大喘氣一邊嘟囔著“綁架、法律、警察”之類的詞匯。當他看到床上那個面色蒼白、呼吸微弱的孩子，他停止了抱怨。

醫生翻開眼皮，用微弱的燈光觀察瞳孔。然后嘗試讓克拉拉的下巴貼向胸口。克拉拉的脖子是軟的。醫生吐出一口長氣，“只是熱性驚厥。謝天謝地。”

Evelyn提著煤油燈，遞上她記錄的字條。“抽搐3分鐘、體溫39.5°C、無嘔吐”。“去打盆溫涼水，她需要物理降溫。煤油燈拿近一點。”醫生一邊說一邊粗魯地掀開被角，把睡衣下擺撩到胸口，快速掃描克拉拉的腹部，背部和四肢內側，檢查克拉拉身上有沒有出血點。他用手指按壓皮膚上的紅點。皮膚變白了，他哼了一聲，“只是普通的汗疹。”Julian及時遞上來一盆溫涼水和亞麻布，并從Evelyn手中接過了提燈。

醫生動作生硬地把睡衣撩下來，蓋上被子。“行了，沒有瘀點，把她裹回去。別讓她涼著。”

“別讓她著涼”醫生又強調了一遍。“擦她的額頭，頸側和手腕。”

Evelyn挽起袖子，露出清瘦有力的手臂。她用冷水浸透的亞麻布死死壓在克拉拉的手腕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