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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倭患，時間長達數十年，無數人獻身平倭戰爭，他們或儼然英雄，或倒在邁向英雄的路上。

抗倭英雄，至少要有張經。嘉靖三十三年（1554年）五月，張經總督江南、江北、浙江、山東、福建、湖廣諸軍，專辦討倭。張經選將練兵，并請調狼兵、土兵，于次年五月殺敵一千九百八十多人，取得王江涇大捷，為抗倭以來第一戰功。半個月后，張經竟因“縻餉殃民，畏賊失機”獲罪，兩個月后被殺。

抗倭英雄，應該有阮鶚。對待倭患，阮鶚主剿，胡宗憲主撫，二人相得益彰。被后世忘卻的阮鶚，起自文士，官至浙江、福建巡撫，為救民于水火，他數度冒死擊敗賊寇，自己一度被倭寇圍困桐鄉，幾乎送命。但御史宋義望卻彈劾阮鶚懦怯畏敵，圖謀不軌。阮鶚由此被劃為嚴嵩同黨，列為貪官，身陷囹圄，后經閩浙士民多方營救獲釋，直到萬歷年間方獲平反。

抗倭英雄，不能沒有俞大猷。俞大猷一生的事業就是平倭寇，戰功顯赫，他的“俞家軍”三個字，甚至都能將敵人嚇退。他是戚繼光的頂頭上司，與戚繼光并稱“俞龍戚虎”。他人品極佳，多次被人冒領軍功，從來不計較。但嘉靖三十七年（1558年）的岑港之戰，部分倭寇逃脫，俞大猷當了胡宗憲的“替罪羊”，被捕入獄。所幸好友陸炳用自己的錢財賄賂嚴世蕃，俞大猷僥幸死里逃生。

與俞大猷有過一段恩怨的胡宗憲，才是抗倭戰爭的真正主持者。沒有胡宗憲，也就沒有戚繼光。但是，嘉靖四十一年（1562年）十一月，胡宗憲竟削職被捕，被冠以投靠嚴嵩、謊報軍功等“十大罪狀”。出獄后，又被劾“假擬圣旨”，二度入獄。失去榮譽，也失去尊嚴，五十四歲的胡宗憲，寫下“寶劍埋冤獄，忠魂繞白云”的詩句，含恨自盡……

只有戚繼光是個例外，他一路勝利，一路升遷，生前身后，充滿殊榮。嘉靖四十年（1561年）“臺州大捷”后，戚繼光因功升署都督僉事。嘉靖四十二年（1563年）破倭寇巢穴平海衛，戚繼光進官都督同知，升福建總兵。在殘酷的官場爭斗中，他是英雄，還能不倒。

人治背景下的官場玄機，民間有通俗的兩個字概括：靠山。戚繼光“干成事”又“不出事”，他的“靠山”是什么呢？

九、英雄的剖面

《明史·戚繼光傳》給出了這樣一個答案：戚繼光“與大猷均為名將，操行不如”。“操行”，這就是戚繼光的神秘“靠山”。

這么說，有點抽象。戚繼光是個極用心的軍事家，他習慣以謀略的眼光看待敵人，也習慣以謀略的眼光看待他人。從他踏入軍營的第一天起，事實上就有了一座碩大的“靠山”——這就是他的“泰山”，老岳丈總兵王棟大人。戚繼光對總兵大人的女兒其實并不好，但又以對老婆的敬重而聞名，其中的精彩后面將講到。

其后，戚繼光不斷地努力、不斷地等待，期冀發現新的“靠山”。功夫不負有心人，他等到了胡宗憲。胡宗憲的賞識與舉薦，使戚繼光擺脫了仕途沉寂而走上前臺，成為寧紹臺參將，英雄有了用武之地。

在這個舞臺上，戚繼光如魚得水，其背后正是有胡總督這座“靠山”。胡總督的支持，使他打了敗仗，仍有翻身的機會；打了勝仗，立功受獎，一路升遷。他有一個習慣，凡事先要請求胡總督、俞總兵，從不飛揚跋扈、擅作主張。當有官場冷箭飛來時，胡總督主動為他遮擋。

他的這個良好習慣，完美地復制在他的滿朝人脈上，讓他屈伸自如。兵部派來的官員，朝廷派來的御史，他都待若上賓，請客送禮。所到地方，先去拜碼頭，吃喝一通，再認認“兄弟”。就是對部下，他治軍嚴酷卻并不呆板，不斷拉起自己的死黨——這些小石頭，他知道堆起來也是一座“山”。

戚繼光同樣以復雜的眼光看待胡宗憲。戚繼光的光芒蓋過俞大猷，起于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這年四月，胡宗憲獲悉倭寇逼近浙江沿海，他給俞大猷的命令是：阻止倭寇靠岸就行。結果，此處不養爺，自有養爺處，倭寇掉頭去了福建。都察院監察御史李瑚認為胡宗憲以鄰為壑，縱敵逃竄。胡宗憲大為緊張，又深為狐疑，最終得出結論：是俞大猷出賣了自己。于是上下其手，把責任推到了俞大猷的身上。

——戚繼光明白了，一棵樹上上吊，遲早會真的吊死。在與胡總督產生不了利益沖突時，他是一座“靠山”。當自己的地位一天天接近胡總督時，這座“靠山”很可能就是壓倒自己的大山。

俞大猷奇跡般地復出，戚繼光醍醐灌頂，他很快打聽出，是“老領導”俞大猷攀上了嚴嵩這座“靠山”，盡管這實際上是俞大猷的朋友陸炳所為。戚繼光意識到，自己必須建立起自己的官場“鴛鴦陣”，從此主動進京“跑部”，以酒桌為戰場，在兵部扎下了根。

在京城，戚繼光還準備了充足的銀兩，試圖結識高拱——戚繼光看什么都具有戰略眼光，高拱確實是個前途無量的人。但高拱這個人囂張、孤傲，戚繼光沒有聯絡成功。戚繼光退而求其次，與高拱的副手，時任國子監司業（約等于中央大學副校長）的張居正攀上了。

戚繼光的眼光令人佩服得五體投地，日后的時局變化雖有偶然，但張居正確實如日中天。胡宗憲日后身敗落馬，只有他如意從前線回到了京城。奇怪的是，離職時的戚繼光，“領將印三十余年，家無余田，惟集書數千卷而已”。

別的不說，戚繼光巨額俸祿與獎金都到哪去了呢？

十、英雄試金石

戚繼光離開福建去北方赴命，是在隆慶元年（1567年）十一月。新皇帝明穆宗朱載垕，性格仁慈寬厚，信用大臣，其當政六年，采取解除海禁等一系列新政，南方緊張局面明顯緩于北方，戚繼光也由此開始了他新的使命。

這一去，便是十六年。而這十六年，既是戚繼光新的事業期，也是他與張居正的蜜月期。這時的戚繼光與張居正交往已有十年。戚繼光東南抗倭功績不時震動朝野，張居正擔任裕王（即后來的明穆宗）講官時，曾與裕王談論起戚繼光。穆宗對戚繼光有著良好的印象，這也是戚繼光后來事業有成的基礎。

隆慶元年（1567年）八月，明穆宗準備到天壽山祭祀，因安全問題未能成行。蒙古諸部軍隊屢次突破九邊防線，造成京師附近形勢緊張。在這種情況下，戚繼光奉詔北上參與邊務。戚繼光到北京任職，是借了徐階之力，與張居正沒有直接關系。

是金子在哪里都會發光，這十六年，戚繼光最引人注目的是完成了三件事：訓練部隊，建立車步騎營，修建長城敵臺。這三件事無疑是大事，有效地解決了明軍的作戰能力、軍事協同與軍事防御問題。只有一件，也是功勛。

三件大事，戚繼光是怎樣做到的呢？張居正至少幫助他解決了三大問題：職務問題、權力問題、工程建設問題。

職務是建功立業的基礎，有位才能有為。權力的有效性，還需要不受掣肘與干擾。修筑敵臺屬于特大重點工程建設，蘊含著經濟風險與政治風險，一個項目建起來，往往有一批官員倒下去。戚繼光順利地完成了三件大事，毫發未損，張居正是他的護身符。

隆慶元年（1567年）十二月，戚繼光到達京師。待命在家，戚繼光知道是要來做大事的，便上《請兵破虜四事疏》，提出自己的邊防策略。但效果適得其反，引發一些官員的猜忌與非議。任命下來時，戚繼光只是個禁軍神機營副將，也就是他爹當年的位子。

戚繼光的失落只維持了幾個月。隆慶二年（1568年）三月，穆宗升兵部侍郎譚綸為兵部左侍郎兼都察院右僉都御史，總督薊、遼、保定等處軍務，兼理糧餉。兩個月后，在譚綸的推薦下，戚繼光以都督同知銜總理薊州、昌平、保定三鎮練兵事務。

明代著名的書法家、精研兵法的徐渭，曾縱論天下名將：嘉靖以來，武將堪稱杰出者惟戚繼光、俞大猷、譚綸三人而已。很長時間里，譚綸都是戚繼光的領導，譚綸與張居正交往亦深。

為了戚繼光的職務，張居正和譚綸進行過幾番討論，在《與薊遼總督譚二華》和《與薊遼總督》兩封信中，可看出張居正為戚繼光事權而用心良苦。張居正爭取到了明穆宗的支持，戚繼光才有了創業的平臺。

戚繼光準備大顯身手，巡撫劉應節、巡按御史劉翩、巡關御史孫代等群起反對。文官的節制，是明朝制度的設計，不排除有權力的爭奪。但這場節制與反節制的斗爭，勝出者同樣是戚繼光。《明史》載：“穆宗用張居正言，悉以兵事委綸，而諭應節等無撓。”張居正協調了兵部與都察院，由穆宗拍板中止了這場爭執。

在排除文官的干擾后，武將內部的權力分配又出現了新的紛爭。戚繼光名義上總理三鎮兵務，然而三鎮都有總兵分別統轄，號令則無法統一。張居正再次游說明穆宗，最后薊州總兵郭琥等走人，戚繼光便為總兵官，復進封為右都督，事權得到高度的集中。

除了練兵，戚繼光著手修整邊墻，修建空心敵臺。《請建空心臺疏》中，戚繼光提出的計劃是新請三千座。這是十足的“國家重點項目”，兵部為此討價還價，朝堂上更是充滿非議的聲音。但建是為了國家的安全，不建則是考慮國家的財力。戚繼光此議一出，立刻“流言四起，忌者欲因此中以奇禍，政府諸公亦懼而求罷”。就連譚綸都感到擔心，他甚至打算就此辭職，免得惹禍。

在這個關鍵時刻，張居正又一次支持了戚繼光。張居正描述道：“臺工之議，始終以為可行，確然而不搖者，惟區區一人而己。”為了解釋修筑敵臺的好處，張居正“因機解惑，舌幾欲敝而唇幾欲焦矣”。在張居正的勸說和影響下，明穆宗決定支持：“修筑墩臺己有明旨，綸宜堅持初議，盡心督理，毋惑人言。如有造言阻撓者，奏聞重治。”在張居正的支持下，譚綸、戚繼光僅隆慶三年（1569年）即“筑成敵臺四百七十二座”，隆慶五年全部完成。薊門從此固若金湯，戚繼光獲封太子太保，又進封少保。

戚繼光的功績，與張居正的保護和支持密不可分。張居正在歸葬父親時，為使戚繼光安心事務免遭掣肘，任用自己的門生梁夢龍為薊遼總督。平時有遇戚繼光書信前來，張居正的府邸“雖夜中開門遞進”。《明史》載：“居正尤事與商榷，欲為繼光難者，輒徙之去。諸督撫大臣如譚綸、劉應節、梁夢龍輩咸與善，動無掣肘，故繼光益發舒。”

張居正十六年一以貫之支持戚繼光，公允之言是其器重戚繼光的才能，為國家培養人才，有助自己的“相業”，并非希圖錢財上的回報。張居正身居高位時求賢若渴，對人才“雖越在萬里，沉于下僚，或身蒙訾垢，眾所指嫉，其人果賢，亦皆剔滌而簡拔之”。

但戚繼光對張居正的尊崇，則包含著刻意的成分，目的則是“立功揚名，保位免禍”。戚繼光每次給張居正寫信，都非常謙卑地自稱“門下走狗小的戚某”。張居正歸葬其父時，戚繼光選派了眾多銃手以為護衛，但張居正覺得太張揚，將多數退回，只選“矯健者用五六人”。戚繼光不斷地給張居正送禮，有次張居正母親大壽，戚繼光送來了諸多財物，張居正留下部分，其余退回，并致信申謝。

而據一些文人筆記記載，早在與倭寇作戰時，戚繼光即多次將斬獲的珠寶及春藥等物秘獻于張居正。為了部下的升遷，戚繼光更是向張居正送去了重禮。高拱曾指斥：“荊人（張居正）久招納戚繼光，受其四時饋獻金銀寶玩，不舍數萬計，皆取諸軍餉為之者。”

但是，一個專制時代的將領，要完全做到潔身自好，分文不取，勢必為官場所不容。專制時代的勤政與廉政，那是一對永恒的矛盾。

戚繼光送予張居正的，還包括“色賄”，即所謂“（戚）時時購千金姬”。戚繼光為張居正物色的美女，甚至還有“洋妞”。這種記述，來自王世貞的《嘉靖以來內閣首輔傳》。王世貞是戚繼光的好友，兩人的關系即便在張居正被清算后，也沒有破裂。對朋友的隱事不加掩飾，這正是王世貞的史筆如椽。

萬歷十年（1582年）六月，張居正或死于情欲，至少是春藥過度導致張首輔“痔根”病情加重。明人沈德符根據自己在京城多年的見聞，寫了《萬歷野獲編》，認定張居正因濫服壯陽藥耗竭元氣而亡，還指出張居正所服之藥為膃肭臍。膃肭臍，即海狗腎。而這種春藥，居然也是戚繼光所獻。

張居正死后，戚繼光很快受到牽連。第二年，戚繼光被調往廣東。第三年，便被罷官。戚繼光被彈劾的原因和罪狀，不得而知，但可以推測。奉詔拷問張居正之子張懋修的官員，曾這樣責問張懋修：“汝先大夫與戚帥相結，凡有書問，雖夜中開門遞進，意欲何為？莫非反狀乎？”

——戚繼光之所以倒下，張居正的倒臺、“靠山”的崩塌，是唯一合乎邏輯的解釋。

萬歷十三年（1585年），戚繼光重新回到了鄉下，其部將胡守仁、王如龍、朱任、金科等也相繼被革職或戍邊，這也是“靠山”理論的冰山一角。

十一、英雄美人關

作為響當當的英雄，戚繼光被傳作笑談的是其“懼內”。其實，這正是戚繼光五彩斑斕的地方。

據說戚繼光曾因怕老婆而住進了軍營，兄弟們為其打抱不平，仗義地拿出了一個標本兼治的辦法：把戚王氏給滅了！氣極之下的戚繼光，欣然同意。戚王氏被騙到軍營，看到手持刀劍的士兵，一點尊重領導家屬的意思都沒有，喝問戚繼光：干嘛？！

戚繼光居然行了個軍禮：請夫人前來閱兵！

有一次酒后，戚繼光決定自己把老婆殺了。拎著刀走到門口，驚醒了午休的戚王氏。戚王氏情緒不佳地問：拎刀干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