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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風

左光斗（1575-1625），字共之，又字遺直，號浮邱，又號蒼嶼，南直隸桐城縣東鄉（今樅陽縣橫埠鎮）人，萬歷三十五年（1607年）三甲第九十一名進士。左光斗出現在明季官場，只有十八年。

官場十八年，左光斗默默無聞的時間長達十二年。左光斗初授內閣中書舍人，官從七品。中書舍人只有副處級，不僅職級很低，也談不上權力。明代的中書舍人隸屬內閣中書科，干的是公文起草之類事務，內閣的“通知”要寫，皇帝的圣旨也寫。但是，公文中的意見都是“領導”的，中書舍人的職責就是把它們變成文字，不能寫錯別字，不能把“領導”的意思弄錯、弄反。

萬歷四十一年（1613年），左光斗擢御史臺候命。這一候，就是六年。直到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左光斗才正式擔任浙江左道監察御史。天啟三年（1623年），左光斗升授大理寺左寺，又晉大理寺少卿。天啟四年（1624年），左光斗升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左光斗官場上的最后六年，始終都在執法、執紀的崗位上。

正是在這種位子上，左光斗呈現出官場“角斗士”的風格。泰昌元年（1620年），明光宗暴斃，左光斗將光宗的寵妃、天啟帝的養母李選侍罵得狗血噴頭。內宮多事，人人自危，唯有左光斗等少數官員敢于出頭。左光斗這種官場風格，像是職業風格，更重要的還是源于“家風”。

左光斗的曾祖父叫左麟，清史館總纂馬其昶《桐城耆舊傳》中，載有左麟一則故事：明初桐城縣的“蘆課”（即蘆葦稅）十分繁重，桐城“蘆課”集中在左光斗的家鄉東鄉，普通稅戶根本交不起。治下百姓苦不堪言，桐城縣官也心知肚明，但也沒有太好的辦法，因為稅賦是朝廷核定的，縣邑本級無權減免，核定的稅賦必須依冊征繳。與其得罪上司，不如得罪百姓，桐城縣令為保證稅銀的足額上解，只得強逼硬收。仍不能完稅的，便關入縣獄逼打，左麟的左鄰右舍，常因此被關進桐城縣獄。

左光斗的祖上比較富裕，自家不存在交不起稅的問題，但鄉親經常因交不起稅被關受刑，左麟就看不下去了。與妻子一商量，干脆掏錢替鄉親們墊上。可需墊稅的鄉民實在太多，更要命的是這一年的“蘆課”問題解決了，新一年的“蘆課”問題又來了，左家就算有百萬家財也不夠啊！百姓還是交納不出，縣官照舊打人、關人，左麟的火氣騰地就上來了。左麟怒不可遏，收拾行李，直接進京找皇帝告御狀去了。

明初大力倡導上訪直訴，老百姓認為地方上有什么問題，可以直接進京，地方官誰阻攔處理誰。老百姓說得對，皇帝有賞賜，所以明初老百姓押著地方官進京的事都有，地方官不敢輕易欺負老百姓，社會秩序恢復得也快。

但是，上訪直訴制度的設計也有問題：國家這么大，事無巨細都由最高統治者來公斷，這量也實在太大了，沒有什么可持續性。后來設了道“門檻”，《大明律》規定：未經地方政府處理直接進京申告，越訴者“笞五十”，然后再受理。這招特有意思，如果莫名其妙被人扇了一耳光，明顯太委曲，可又打不過人家，怎么辦？理論上可以找皇帝去主持公道，但前提得先接受這五十大板，身體欠佳的可能小命不保。為“一耳光”的事挨“五十板”，事主覺得不劃算，不如自己咽下一口氣。

左麟為鄉親的事越級進京上訪，顯然是知道這個利害的，這“笞五十”下來，左光斗的曾祖父左麟也不知道會是什么后果。好在左家的家童左恩很忠勇，自愿替主人領受了“笞五十”——左恩偷了主人的狀子，提前趕到午門擊鼓鳴冤。“笞五十”下來，左恩果然一命嗚呼。左恩死后，左麟見到了明憲宗，當面向其陳述桐城“蘆課”實情，明憲宗“允奏，減課額十之三”。

僅僅因為看不下去，便做了這件完全與己無關的事。為了這場進京上訪，左家耗銀近萬兩，外加一條人命。

二、鄉風

明初的萬兩銀子，折合人民幣不下500萬元，是個天文數字。為一樁與己不相干的事，搭上一條人命，耗去巨額家財，左麟究竟是因為什么？

性格，或是性情。左麟在地方，人稱俠義之士，看不慣的事情，拼命也是可以有的。

從曾祖父左麟到左光斗，左家數代的性格，基本上差不多，左家的“家風”就是這樣。

左家的“家風”，似乎是“遺傳”，其實，不盡是。左光斗的家鄉桐城東鄉，“民風”全都是這樣。

桐城東鄉是一個俗稱，真正的鄉名叫“清凈”。清凈鄉地處桐城縣的最東端，是一個枕山覽水之境。鄉名“清凈”，本是個佛教用語。宗教呵護的是人的心靈，“清凈”也是鄉民的信仰追求，地方民風原本淡泊，但這是地方的“過去式”。

左光斗的先祖本居江南涇縣，明洪武年間遷居桐城東鄉。這時的桐城東鄉，民風剽悍，崇尚勇武，人心耿直。清代桐城派大師吳汝綸《章冠鏊傳》曰：“東鄉俗尚意氣，其民好斗敢死。”

桐城東鄉的民風巨變，正是起于左氏家族遷居桐城的明初。中國歷史上，明代實行最嚴格的“役籍鄉貫”制度，即所謂“籍貫”。“籍”指“役籍”，“貫”指“鄉貫”，與現代的“籍貫”概念差異很大。簡而言之，“役籍”相當于當代的戶口類型，明代的“役籍”分為“民籍”“軍籍”等。不同的役籍，通常都會從事農業，但承擔的稅賦、徭役等義務完全不同。民籍承擔的是田賦與力役、雜役等，軍籍則承擔軍役義務，包括治安維護與征戰等，是單一的兵役義務。

左光斗家族雖屬民籍，但整個桐城東鄉的氏族多為軍籍。桐城東鄉所出的著名歷史人物方以智、方苞家族，章綸、章伯鈞家族等，皆為軍籍。這些職業軍人性質的鄉民，長期接受軍事“操術”與“軍紀”的訓練。軍紀即軍規，明代的軍規內容復雜而嚴酷，核心在強調軍人的服從性。軍人以服從命令為天職，長官命令無論對錯，軍人都須無條件執行，顯示軍人式的犧牲精神。

武藝精湛，軍紀嚴明，義氣為先，犧牲生命在所不惜，民風格外強悍，傳承至今。清代江南九華山出了欺男霸女的惡僧，桐城東鄉人聽說后，一下去了三十六個武術高手，奔襲百里，把九華山打得稀里嘩啦。清末太平軍想借道東鄉，老百姓根本不拿太平軍當回事，來一次打一次，打得太平軍不敢進東鄉。

明代“役籍”制度的養成，桐城東鄉人說一不二、敢作敢當的性格尤為凸顯，也就是桐城派大師吳汝綸所稱“好斗敢死”的東鄉民風。

左光斗便是這種說一不二的人。有一年，左光斗與朋友、老鄉方大鉉一起喝酒，見其六歲的兒子方文在一旁玩耍，隨口問了一句：“你讀過什么書？”方文答：“杜詩。”左光斗頓時來了興趣，對小孩說：“這么小都能背杜詩？背一首試試，真背出來了，我把女兒給你！”結果方文真的背出來了，左光斗也真的將長女許配給了方文。

左光斗的女兒成親后，與婆家人的生活不和諧，一次口角后自殺身亡。左家一大幫人沖進方家，將方家砸得稀巴爛。方文有一小妾有孕在身，不幸成為出氣筒，一頓拳腳后當場斃命，鬧出一尸兩命的慘劇。左光斗的女婿方文跑得快，好多年后都不敢回家。

家風，鄉風，可見一斑。左光斗進入官場，明季的世風又席卷而來。三風合一，左光斗命中的血雨腥風隱約顯現……

三、世風

世風日下，是王朝末期的普遍特征。但“世風”的概念，顯得抽象而空泛，明季的世風于官場的突出表現之一，就是黑白不分的“朋黨之爭”。

左光斗官場經歷十八年，六年默默無聞，六年“下崗待業”，最后六年手段雷霆。

萬歷四十七年（1619年），明朝官場有場整風運動，左光斗出任御史巡視京城，一氣抓了一百余假官。明季的假官，不是小廣告上的辦假證，而是官員任命中程序與門徑方面存在問題。賣官買官是一種風氣，左光斗不吃這一套，也不問假官背后的真“靠山”是誰，直接就較上勁了。左光斗任御史的時間并不長，“鐵骨御史”的聲名卻不小。

左光斗顯然充滿了正氣，朋黨之風中左光斗不能不置身其中——左光斗是東林黨成員，并且是東林骨干。為了東林黨的利益，左光斗還看上了另一個人，即《明史》中的“奸臣”阮大鋮。

阮大鋮，字集之，號圓海、石巢、百子山樵，桐城人。阮大鋮于萬歷四十四年（1616年）進士，官場是非一言難盡，最終他以文學而史上聞名。

天啟四年（1624年），阮大鋮因父親去世在家丁憂守孝。“丁憂”就是俗稱的“守孝三年”，實際上明制規定的“丁憂”時間是二十七個月。可是，二十七個月早已過去，吏部依舊沒有給阮大鋮安排新的工作，到底是哪里出了問題，阮大鋮成天就在郁悶著這個事。正在琢磨奧秘時，阮大鋮忽然發現這腦子動得有些多余——左光斗給阮大鋮寫來一封信，說你馬上給我回京，我幫你謀到了一個好位子！

確實是個好位子：吏科都給事中。阮大鋮“丁憂”前只是個“行人”，是一個科級（正八品）干部，工作職責主要是頒行詔敕、奉旨吊祭、獎勵官員之類的事務，雖說工作體面還比較風光，但有什么權力那就談不上了。并且，在這個位子上，阮大鋮原地踏步干了九年。

吏科都給事中是正七品，這官品升了兩級，“掌侍從、規諫、補闕、拾遺、稽察六部百司之事”，就是以皇帝名義發出的制敕，都給事中發現有什么不妥之處，可以“封還”給踢回去。組織部長（吏部尚書）有重要工作向皇帝匯報，副部長一般不參加，但得有吏科都給事中陪同前往。吏科都給事中“品卑而權重”，左光斗主動幫自己謀到這么好的官位，阮大鋮確實沒有想到。

為阮大鋮謀官，像是老鄉幫老鄉，也說得過去。左光斗確實是阮大鋮的同鄉，并且還是“同里”。除了是同鄉，還是朋友，左、阮兩家一直很有交情，交往頻繁。但是，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

左光斗關照阮大鋮，關鍵在于二人是“同志”：左光斗是東林黨的骨干成員，阮大鋮是東林黨的老黨員，算“黨齡”那都是一二十年了——阮大鋮早在求學之際，就成了東林黨領袖高攀龍的弟子。東林黨領袖親自當“介紹人”，阮大鋮就這么加入了東林黨。

朋黨的群體利益優先至上，吏科都給事中這頂帽子，必須戴在東林黨的黨員頭上。但是，明朝的官員升遷，要遵循論資排輩的既定規則。為了計劃的圓滿實現，東林黨事先進行了精心謀劃：天啟四年二月，原吏科都給事中程注資滿當遷。程注提拔走了，空出來的位子按“規則”應該由周士樸接任。問題的關鍵是，周士樸是個“無黨派”人士，并且“性剛果”，不好操控，吏科都給事中的帽子斷斷不能給他。排名在周士樸之后的，是時任刑科給事中的劉弘化。劉弘化也是東林黨人，但在東林黨的核心層里沒有“鐵哥們”，加上自己的父親已經病重，父親一旦病故自己也要按規定回家“丁憂”，所以劉弘化自己放棄了競爭。這接下來的人選，只剩阮大鋮一個人了。

出于對內幕的一清二楚與群體利益的綜合考慮，左光斗認為只有阮大鋮才是不二人選：有能耐，是同黨，是朋友，是同鄉。把阮大鋮放到重要崗位，有利于雙方共同打拼，對東林黨也不失為一件好事。可是，等阮大鋮趕到北京時，左光斗自己先為難了起來——因為，東林黨高層剛開了一次高層碰頭會，對當前的斗爭形勢有了更全面的分析。

東林魁首顧憲成及吏部尚書趙南星等人認為，論才干與資歷，阮大鋮“確實沒問題”，但問題的問題是，阮大鋮性格太張揚，見人都有說不完的話。清康熙《懷寧縣志》載：阮大鋮“為人亢爽英多，風儀秀整，掀髯談天下事，如河源滾滾，莫測涯際”。東林黨樹大招風，與昆、齊、浙、楚諸黨及魏忠賢之間，難免需要明爭暗斗，保密工作至關重要。從東林黨整體利益出發，另一東林黨成員魏大中則城府極深，更適合出任吏科都給事中。此時的東林黨領袖并無惡意，亦非認為阮大鋮品行存在問題。為公平起見，擬讓阮大鋮出任同級別的工科都給事中。但是，工科權力不顯，魏大中資歷又不如己，阮大鋮極不樂意。

這一下，最尷尬的就數左光斗了。信是自己寫的，人是自己叫過來的，難道自己吐出的口水，還得自己咽回去？這也不是左光斗的性格啊！

左光斗越尷尬，東林大佬的態度則越堅決：這吐出的口水，還真得你自己咽回去。阮大鋮與你關系“鐵”，你也跟他好溝通，你要主動找阮大鋮談次話，做好他的思想工作。

雖說自己是黨內骨干，但跟領袖們比，自己畢竟人微言輕。領導的話說到了這份上，左光斗只好硬著頭皮找阮大鋮談心。

四、對手

吏科都給事中的工作領域，主要在組織人事；工科都給事中的工作領域，主要在工程建設。前者政治權力明顯，后者經濟利益明顯，孰好孰差是因人而異的。左光斗把工作安排的情況一說，阮大鋮感到特別別扭：要說當官撈點好處的事，這時的阮大鋮并不熱衷，人家家庭環境優越，是個不缺錢花的主，奔的就是一個政治前途。較之于工科，吏科明顯是“重用”，而重用的這個人，阮大鋮也是越想越別扭——魏大中，自己的“同志”，還是“同學（同年，同科進士）”。讓魏大中去吏科，東林黨內明顯是在重用魏“同志”，不重用阮“同志”。黨外又會怎么看？明顯就是阮“同學”不如魏“同學”啊！

推心置腹，左光斗與阮大鋮談了一通。阮大鋮對官場內幕并不陌生，覺得這時候與左光斗爭論已毫無意義，再找黨的領袖去爭取也為時已晚。煮熟的“鴨子”居然飛了，阮大鋮實在咽不下這口氣。當著左光斗的面，阮大鋮什么都忍著。出了左光斗家的門，阮大鋮就開始動起了腦筋。

官場上要想搞頂好“帽子”，唯一的辦法就是“找人”。找誰呢？找趙南星，現在等于白找。找齊、浙、楚這種小黨的領袖，本不是“同志”，還要得罪“同志們”。就算找到了，最終肯定還是被“同志們”否決。要“找人”，只能找能鎮得住東林黨的人。

天啟朝，唯一能與東林黨乃至整個文官集團相抗衡的，只有宦官集團。而天啟皇帝最信得過的宦官，便是太監魏忠賢，也是東林黨最強勁的對手。

歷史上的魏忠賢，名聲相當不好。不過，那是后來的事。早年時魏忠賢混得極其潦倒，走投無路之際痛下狠手自宮，以便找份好工作，進宮去當宦官。但是，年齡超標，沒被錄用。魏忠賢只好降低奮斗目標，到退休太監孫暹家當臨時工。在這里，魏忠賢表現出過硬的政治素質和業務素質，孫暹一看這小伙子不錯，也才二十多歲，不符合招工條件的也只有這一點，于是賣了個老面子，推薦他進宮當了宦官，讓“臨時工”轉正為“正式工”，實現了魏忠賢的進京夢。

在宮中，魏忠賢一干就是三十多年。雖說工齡挺長，但想幫人弄個官做那是不可能的事，因為魏忠賢手中的“權力”，只局限于倒馬桶，掃地抹桌子，看倉庫。三十多年啊，五十多歲了，魏老頭不僅面臨“退休”回家，而且年紀臨近明代的平均壽命。